刘少奇在会上提出：“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化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他还说：“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1949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会上，周恩来提议下决心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与会者对此深有同感，大家认为，只有压缩某些工业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投资，才能实现财政收支“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要求，使经济逐步恢复正常秩序，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发展。
陈云在会上作了系统的发言，全面阐述了目前财政经济的困难和克服这些困难的若干办法，中心内容是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重要性。他说，为了满足城市人口需要的粮食，必须把农民的口粮和饲料粮挤出来，不挤农民的口粮、饲料粮，城里的人口就要缺粮。农村的农民饿肚子，城市的人患浮肿病，就是这样造成的。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必须减少城市人口，让一部分城市人口回乡务农。
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党的认识，保证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1962年5月7日至11日，中共中央又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简称“五月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共105人。毛泽东在外地视察、陈云因病赴南方休养，所以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西楼会议以来形成的文件，落实调整国民经济计划的部署，重点讨论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这个报告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当时的国民经济形势，认为国民经济存在着粮食供应紧张、职工人数大大超过目前经济水平等八个方面的重要情况，需要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的调整，下最大决心，坚决拆掉那些用不着的架子，收掉那些用不着的摊子，进一步精简职工，首先维持简单再生产，然后实现扩大再生产。《报告》在分析国民经济存在的困难情况后，提出三条针对性的措施：（一）国民经济需要进行大幅度的调整。（二）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要争取快，准备慢。（三）大力加强农业战线，努力恢复农业生产。
中央工作会议对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进行了认真讨论，并在对形势作了深入分析和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对大幅度调整经济作出了几项重要的决策。第一，进一步缩小基本建设规模。第二，降低重工业产品的指标。第三，对现有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在1961年已经减少城镇人口1000万人、精减职工800多万人的基础上，1962年和1963年两年内，再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人，精简职工1000万人以上。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大成果，就是进一步统一了党内的思想认识，增加了对国民经济进行伤筋动骨的大调整的决心。这次会议是全党下最大决心进行国民经济调整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我国国民经济走出困境的转折点。
五、克服严重困难的一系列措施
1958年至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是在农业领域率先发动的，1959年起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最突出的表现却又是农业歉收粮食短缺。因此，在调整国民经济的过程中，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就显得更为迫切。
1960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农村开展整风整社，以克服群众反映强烈的“共产风”等问题。农村整风整社虽然对遏制“共产风”等“五风”起到积极作用，但由于没有认识到农村出现严重困难，根本原因在于人民公社体制本身，必须进行相关政策调整，而是认为“五风”的出现，主要是基层干部队伍不纯，民主革命不彻底所致，因而用集训、夺权、撤职查办等方式，将矛头指向基层干部，不但挫伤了基层干部的积极性，而且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问题。
要使农村形势出现转机，最关键的是必须调整农村政策。受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11月3日，中共中央用电报将《紧急指示信》发给了生产大队、生产队党总支和党支部以上各级党的组织。
《紧急指示信》的主要内容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基本制度，必须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等等。“十二条”是庐山会议以来在农村政策上一个历史性的文件，它标志着农业领域的纠“左”已迈开了实际步伐。
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十二条下发后，农村形势出现好转的迹象。当时，党内有人认为，有了这十二条，政策调整也差不多了，农村的问题就可以大体解决了。为了进一步解决农业问题，中共中央决定在广州和北京分别召开工作会议。广州工作会议于3月11日举行，由毛泽东主持，出席会议的有中南、华东、西南三大区的中央局书记和各省市自治区书记，简称“三南”会议。北京工作会议同时召开，由刘少奇、周恩来主持，出席会议的有华北、东北、西北三大区的中央局书记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简称“三北”会议。
3月15日，“三南”和“三北”会议在广州合并召开，史称广州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经过认真的讨论，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条例（草案）》将人民公社的组织规定为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减少了公社的管理层次，同时明确了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责、权、利；强调自留地长期归社员使用，自留地的农产品，不算在集体分配的产量和口粮以内，国家不征公粮，不计统购等等。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意识到，三年的“大跃进”之所以最终造成如此严峻的局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几年放松了调查研究工作，对情况不摸底了。在此前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将1961年搞成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广州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又一再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在会议结束的时候，中共中央就认真进行调查研究问题，致信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求党的高中级干部联系最近几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从现在起，县以上的党委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要将调查工作作为首要任务，并订出制度，造成空气。
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后，从党的领袖到省、地、县各级领导机关的干部，纷纷走出机关，带着《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深入农村，宣传“六十条”，解决贯彻“六十条”时遇到的问题，全党上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的一项重要成果，是对农业六十条草案中关于公共食堂和供给制的内容作了重大修改，实际上是取消了这两项规定，同时对生产大队的山林、社员的房屋和干部纪律作出了明确规定，最后形成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这个文件得到广大农村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1961年农村形势有了初步改观，到1962年，农村形势进一步好转，全年粮食总产量比1961年增长了125亿斤，其他经济作物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全国已有四分之一的县农业总产值恢复和超过了1957年的水平。
在贯彻农业六十条的同时，中共中央还决定将过高的工业生产指标降下来。为集中讨论工业问题，1961年8月23日至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说自己“对工业没有发言权”，因此庐山会议的主要议程是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主持的，但毛泽东认同了他们的意见。在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召集中央和各中央局的负责人开会安排会议议程时，不无感慨地说：对于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一套，没有把握。他还说：这次会议如何开，也没有把握，用江西话说就是“蒸酒煮豆腐，不敢称师傅”，只能是“寡妇养仔，众人之力”，大家出主意。
此次庐山会议没有重蹈两年前的庐山会议覆辙，会议中虽然也有不同意见的交锋，有对工作中问题的批评和议论，但大家都是心平气和，没有指责和批判。会议产生了几个好文件，如《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