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自己获得最大限度的幸福，是任何合乎理性的行动之目的。
——杰瑞米·边沁
甲说：有钱买不到幸福。乙抬杠：那是你不会买。
有人问：什么是幸福？范伟说：我饿了，看见别人手里拿个肉包子，他就比我幸福；我冷了，看见别人穿了一件厚棉袄，他就比我幸福……
趋乐避苦是人类行为的终极原则，追求快乐是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快乐，也是行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对象。
★回到边沁时代
杰瑞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
杰瑞米·边沁是英国的法理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者。边沁认为，最好的社会，就是其中的公民最幸福的社会。也因此，最好的政策就是能产生最大幸福的政策。
边沁认为，快乐应该是可以量化的。卡尼曼在《回到边沁》一文中，主张让经济学的基础，从马歇尔的效用，回到边沁的价值（快乐）。价值，是一个感性的，又大致可以量化的概念。
★幸福微积分
大量的一般的好消息比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更令人感到幸福。经常崭露头角比一鸣惊人的人会更感到幸福；每天购物一次比每周购物一次更让人感到快乐；老板给员工每月发一次小额奖金比一次大同等大额奖金更令员人感到幸福。
忧愁是可微的， 快乐是可积的，我们运用行为经济学的原理，将快乐最大化，痛苦最小化。卡尼曼将这种哲学称为“幸福微积分”。
★泰勒四原则——如何让自己更快乐
泰勒把自己的心理账户理论，推演成4个原则，帮助我们的快乐最大化。
原则1，好消息要分开说。
原则2，坏消息要一起说。
原则3，小好大坏分开说。
原则4，大好小坏一起说。
★施恩于人，宜点滴渐进
行为经济学家发现，幸福感，更多的取决于正面情绪出现的次数，而不是正面情绪出现的强度。
忘记是哪位政治家写的书了，其中有句话还有印象，就是施恩于某个人，要点滴渐进、累次叠加，不宜一次全给。
比如，你是个富翁，想赠予某人100万美金。如果一次全给，不但会给被施予沉重的心理负担，而且效果没有分次给要好。
如果你分若干年，以不同的形式给予他，效果可能会比一次给一百万效果好的多。对方也会更快乐。
各种道理，还可以用在员工薪酬制度的设计上，具体如何操作，就不再骜述了。
老张中了一个200块的福利彩票。
老沈中了个50的体育彩票，和一个150块的福利彩票。
这两位谁更郁闷？
多数人都会认为老沈更快乐。
我们可以把 “原则1，好消息要分开说。”这样推演。如果有多个经济活动均涉及到“好处”，尽可能的单列。
★长痛不如短痛
侯宝林有一个楼上楼下的段子。楼上的小伙子喜欢穿大皮靴，深夜归来习惯随手扔靴子，楼下的老头儿睡得早、觉又轻，动不动就被小伙子的大意所惊醒，时间长了老头儿反而养成了听到两声靴响入睡的习惯。
问题出在突然，突然小伙子不知怎么在扔下了第一只靴子之后想起了楼下老头儿的提醒，第二只靴子就被轻轻地放到了楼板上，不知道小伙子变化的老头儿却为了等候第二只靴声而整整等了一夜。
细雨常润的幸福感，比久旱逢暴雨大幸福效用更大。而痛苦的感觉正好相反，正所谓长疼不如短痛。钝刀子杀人比较残忍，有什么坏事儿倒不如来个痛快。
虽然，对很多人来说，购物是一种乐趣，刷卡是一种痛快，但一定要相信，人在付款的时候是有痛感的。
上点档次的当鞋店里，会同时卖几款鞋油，并且这些鞋油都挺贵。可以想象，既然已经花2000块买了皮鞋了，还会在乎80块钱买盒鞋油吗？顾客在心理账户就这样被摧毁的。
天价装修材料也是这样想情形下卖出的，都花200万买了套房子了，还会在乎1万块买只天天都要用到的马桶吗？
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想法：既然痛苦不可避免，索性让痛苦一次性完成。
根据“原则2，坏消息要一起说”，企业在销售昂贵的东西的时候，尽可能的创造搭售的备选件，它们比较容易卖给顾客。
比如很多汽车的备选件，也是这么被推销的。有经验的汽车销售员，常常报一个加了备选件的总价格，而不是单独强调某一个备选件的价格，让您觉得和标准型一比，总开支没加多少。
★先报喜，后报忧
有一则老掉牙的笑话，说有两个消息，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们要先听哪一个？
坏消息是：我们已经迷路啦，只能吃牛粪了！
好消息是：有很多牛粪。
其实，在好消息和坏消息不变的情况下，公布的方式不同，效果（笑果）也会不同。
我们把前面的笑话中恶搞的成分去掉，稍作改编，有两个消息，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们要先听哪一个？
坏消息是：我们已经迷路啦，只能吃苹果了！
好消息是：有很多苹果。
显然，先报喜，后报忧，带给大家的快乐要多一些。
金融危机了，老张的股票损失了90万元.
老沈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损失了100万元，但是投资的房产赚了10万元。
这两位谁更郁闷？
当然是老张。
如果有某个经济活动涉及到大笔开支/损失，同时有某个经济活动减少了一点该损失，把该经济活动单列出来。
★重大利好可以“冲喜”
为什么“原则3，大好小坏要开说。”？因为大好事可以拿来“冲喜”。
张三的某部稿子，从出版社拿了，30000元稿费，但张三必须自行缴纳8000元税费。同样的稿子，张三只从另一家出版社拿到22000元，出版社代缴代扣了8000元税费。
哪种情况，对张三来说更愉快呢？
事实上，扣除所得税比直接让人去缴税更好受一些。这广泛应用于从月收入中扣除一部分收入来支付各种商业保险和分期付款。
老张等老板发奖金，自己估计是3000块。奖金到手，果然是3000块。但是一周后财务打电话说奖金发错了，要老牛退回500块。
老沈也等老板发奖金，自己估计也是3000块。但是一周后，奖金到手只有2500块。
他俩谁更郁闷？
多数人认为这次还是老张更郁闷。
大的好事可以达到“冲喜”的效果。如果有某个经济活动涉及到开支/损失，找个另外有收益的经济活动并且收益超过前述损失的，合并他们。
★宁送“鸡首”，不送“牛后”
俗话说：宁为鸡首不为牛后。送礼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送礼的时候后，送一款小礼物类别中选择一个极品，要比在一个大礼物类别里选一个普通物品效果更好。
比如送一只价格1000块打火机，其效果要好于送一台1200块的电视机，很多送礼高手，都会留意一些高级的小玩意。
媒体一直在批判“天价烟”，但是卖到天价的香烟是越来越多了。有需求才会有市场，买这些烟的人，真正自己抽的很少。
★无用之用，是为大用
送给他人最好的礼物应该是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用、不能扔的东西。比如一座造型别致、具有纪念意义的奖杯，上面刻有对方的名字。
几包烟、几瓶酒、几封月饼这类能抽掉、喝掉、吃掉、送掉的东西，很要可能在你放下的几秒钟内，主人已经决定了它的去向。
★送他想要的，却不想说的
没有什么比满足对方所需更能使其对你产生好感的礼物了。所以，你应该把对方想要却舍不得买、想买却不好意思买、想买却找不到地方买的东西送给他做为礼物或者奖励。
比如是一张5星级酒店豪华套餐的高档餐券、对方急于寻求却屡被告之售罄的演唱会门票等，即满足了对方的现实需求，又增添了对方的心理满足感。
★两好选一好，不如没得选
无论是作为奖励还是要赠予对方礼物，最好不要让接受奖励或礼物的人在多项答案中进行选择。
试想一下，如果是你处于这种二选一或者多选一的奖励当中，会是什么样的心情？答案是，很多人会有一种“我放弃了另外一种选择的感觉”，并且为此而患得患失，十分的不痛快。
比较经典的反例就是：奖励香港三日游或者现金3000元。所有在两者之间选择其一的获奖者当中，有相当多的人会在选择时犹豫不决，并且在选择之后又后悔自己当初没有接受另外一个选择。
★忆苦思甜
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彩者（中彩的金额平均为479545美元）与没有中彩的人相比，幸福感病没有显著的差异。
中国的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感到相应的幸福。也就是说，钱多了，生活幸福水平未必就会提高。
“忆苦思甜”是老办法，过去经常会有忆苦思甜报告会，目的是要让人们对当前的情况感觉满足，就搬出来解放前的一些凄苦的实例进行反衬。
如今，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许多人始终有一种“空虚感”，这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前景理论中提到的：我们的参照点在不断提高。
“忆苦思甜”能够使我们不忘记过去的收获状态，使参照点不至于迅速提高，从而提高我们的幸福感。这也是“忆苦思甜”的原理所在。
★好消息应当提早宣布
鲁文斯坦教授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告诉一组大学生，他们过一会儿有机会得到一个吻，而且是来自自己最喜爱的好莱坞明星，另一组被告知在一周后得到同样一个令人激动的吻。
后一组学生的满足程度高于前一组，因为他们在期待的这一个星期里每天都会以非常真实的心态想像自己和最喜爱的电影明星接吻的情形，就好像已经和那个明星接吻好多次一样。
期待好事的过程，也是一种快乐。从而增强快乐的效果。比如让情人在期待的过程中提前想象相聚所带来的欢愉。再如比尽早宣布送给朋友一个礼物，如果可能实现的话，在开始就就给出承诺。
有人喜欢给亲朋制造意外惊喜，但是这种意外惊喜，却不一定能够将欢喜最大化。
★幸福鸿沟
传统经济学认为金钱的效用是绝对的，行为经济学则告诉我们，金钱的效用是相对的。这就是财富与幸福之间的悖论。
经济学家黄有光提出了 “幸福鸿沟”的概念： “总体而言，在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时候，收入与快乐之间关联度更为紧密，但尽管如此，在影响个人快乐的所有变数当中，收入决定快乐的比重仍不超过2%。”
“幸福学”的创立者，旅美华裔经济学家奚恺元进一步指出，财富仅仅是能够带来幸福的很小的因素之一，人们是否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很多和绝对财富无关的因素。人类最终追求的是生活幸福的最大化，而不是拥有更多的金钱。因为，从“效用最大化”的观点来看，能够使我们在生活中产生最大愉悦感、满足感的并不是财富，而恰恰正是幸福本身。
幸福、快乐应该是整个社会追求的福利目标，它并不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物质财富的多少，而应当是物质富裕、政治民主、文化先进、社会和谐、生态文明的统一体。一个国家只有在这些方面协调发展了，国民的满意度、幸福感才能增强。
当然，幸福不仅取决于外物，也与我们的态度有关。所谓山不转水转，水不转路转，路不转心转。
法兰可从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经验中得到一个结论：在最后关头，你可以拿走一个人所有的一切，只除了一样，那就是人最终的一种自由——去选择自己在面对任何处境下的态度的自由。
★延伸阅读
国民幸福指数
“国民幸福指数”又称国民幸福总值（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是一个新兴概念，由不丹国王日热米·旺查克提出。
日热米·旺查克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包括科学技术的种种好处）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
如果说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国民生产总值（GNP）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那么国民幸福指数（GNH）就是衡量人们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状况的感受和体验，即人们常说的幸福感。
与过去推崇“生产总值”时的“物质为本、生产为本”经济模式相比，“幸福总值”更多的是对“以人为本”理念的体现。
所以，不丹国王制定政策的原则是：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不能失去精神生活、平和心态和国民的幸福。在不丹，幸福并不是由拥有或占有的财富决定的，而是由人们拥有的知识、生活技能、理想、同情心、互相合作等因素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