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世界杯决赛上，齐内丁·齐达内头撞马特拉齐的一幕已成为永恒的剪影。时年岁的他，一代足球运动员中公认的最杰出大师，最后一次率领法国队出征世界杯，在最后一场比赛里，选择了以如此一种黑白混沌的形象留存于人们的记忆。
我却在此刻想起了阿尔贝·加缪：不仅仅是因为两人同为阿尔及利亚法国人的后代，同样有过艰难的童年——一个在寒酸的殖民地阿尔及尔，一个在马赛贫苦的郊区——而且是因为，齐达内和《局外人》里的默尔索一样，在无意识间杀死了自己的命运，并毫无疑问地自信于做了自己必须做的事。默尔索在临刑前一晚这样想，“我发现这个世界和我自己如此相像，就像一个兄弟，真的，我感到我一直是幸福的，我又一次幸福了。”同样的，齐达内用他冲动的行为和孤零零下场的背影，告诉世界：他认为自己获得了一个幸福的结局。
默尔索那种个体主义的幸福观，同《局外人》里零度化的、冷酷无情的环境描述形成了奇妙的混合，映亮了加缪短暂却极富张力的反思性人生。毋庸置疑，他是个时刻感到孤独的人，奥利维埃·托德先生的《加缪传》在写到其早年岁月时，尤其强调了他早早同一个瘾君子缔下一桩坎坷不断的婚姻，从而特别需要很大的朋友圈取得转圜和温暖。他加入了剧团，办起报纸，周游四方，在写阿尔及尔的散文里，自身患有先天性肺病的加缪用十分秀丽的文笔写到了人的健康活力：在阿尔及尔，任何年轻有活力的人，都能有随处找到避难所和胜利的机会：在海湾里，阳光下，临海阳台上的玩乐游戏中，百花争荣，芳菲灿烂，各种类型的运动场，以及有着冷香凝脂般大腿的姑娘们。但是对那些年华已逝的人说来，他们会一无所倚，无处无忧郁。其余的地方，如意大利式的阳台，欧洲式的寺院，以及普罗望沙群峦的侧影——在所有这些地方，人们都能解脱人性的束缚，温文地自我解放。但是此地的一切都召唤着孤独和青年人的热血。歌德临死时召唤着光明，这成了历史名言。在贝勒固和巴贝勒屋檐，老年人坐在餐馆深处，倾听着油头粉面的小伙子们摆龙门，吹牛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