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崛起，战争难免
丘吉尔就战争的危险向世人发出的无休止的警告，虽然在长时间内不为人们所重视和理解，甚至在他的下院同僚中引起了“痛苦和反感”的情绪，但历史将很快证明丘吉尔的正确性，并将因此把他引上他人生旅途中的辉煌顶峰。
虽然赋闲在家10年，但是这位睿智的政治家并没有放弃对政治的关注。他一直在研究《凡尔赛和约》，并认为这个不平等的和约早晚会带来一场战争。在丘吉尔于1928年写成的《战后》一书中，他对“一战”结束后的某些情况和再次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作了深刻的思考，并怀有极大的担忧，此时他“已深深感到未来的浩劫”。他写道：“战争突然地和全面地停止，就像开战时的情形一样。世界抬起了它的头，看一看劫后的废墟，胜利者和战败者都松了一口气。在成百的实验室里，在成千的兵工厂、制造厂和各种办事机构里，人们一下子站了起来，离开他们多少年来专心致志的工作。他们的计划还没有完成，没有实行，被丢在一边了。但是他们的知识还保存着；他们的资料、数据和发明，都由各国的军事机关匆匆忙忙地捆扎起来，并注上‘供将来参考’。1919年的战役没有打成，但它的各种观念还在向前发展。在每一个国家的军队中，在和平的外表掩盖下，都在把这些观念拿来研究、推敲和提炼。假使世界再发生战争，那就不是使用准备在1919年作战用的那些武器和器械了，而是那些武器的发展和扩充，那必将是无可比拟地更加可怕和更加致命的了。”
20世纪30年代初，尽管丘吉尔被排斥在政府之外，成为“后座议员”，但他仍然密切注视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尤其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和清醒的认识。1932年夏，当他前往巴伐利亚等地考察马尔巴罗公爵曾经征战过的古战场时，对德国违反《凡尔赛和约》偷偷地重整军备的事态十分关注。
1919年签署的《凡尔赛和约》对德国来说是被迫签署的，是一个高利贷者的和约，刽子手和约，他们把德、奥抢劫一空，弄得四分五裂。他们剥夺了这两个国家的全部生活资料。所有的苛刻条件引起德国人极大的愤怒，《凡尔赛和约》被视为“耻辱和约”，在德国人心中播下了仇恨的种子。这份和约只不过是一份为期20年的修战书而已。
《凡尔赛和约》签订后，欧洲的政治家们扬言要把德国掏空，然而刚从战乱中走出的德国根本拿不出200亿马克的战争赔款，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战胜国们决定采取“养鸡下蛋”的办法。
我们一起来回顾当时的历史，1924年，美国、英国推出了帮助德国恢复经济的“道威斯计划”。此后，美元和英镑源源不断地流入德国，到了1932年投入德国的外资达318亿马克，工业技术和设备得到了全面的更新。到1929年时，德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已经超过英国和法国，跃居世界第二位。
恰巧1929年发生经济危机，这给德国一个巧妙的借口，他们宣传无力偿还协约国的债务，要求修改道威斯计划。此时，美国对德国工业的投资累计有600亿马克，为了确保自己的投资收益，美国只得尽力满足德国的要求。1929年6月，美国制订了“杨格计划”，把德国赔款总额削减为1 139亿马克，分59年付清，一切清算均由美国的国际银行管理，但撤销了对德国财政经济的监督。该计划进一步加强了德国的经济自主地位。
1931年，德国又借故经济困难，要求延期支付赔款。为了保障美国投资的安全，美国总统胡佛不得不提出缓债一年的计划。1932年，在美国压力下，洛桑会议又通过了停止向德国所要赔款的决议，因此德国的战争赔款也无需偿付了。所以，本来有着高额战争赔款的德国，却慢慢地增强了国力。
战争起兮，吹响号角
20世纪30年代初，大西洋两岸的人们还沉浸在一片和平主义的气氛中，欧洲的战局早已开始发生变化，纳粹主义在德国发展起来，它甚至比德国的帝国主义更可怕，这场浩劫使得丘吉尔结束休闲生活，重返政坛。
3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使战败后连年赔款的德国再次受到沉重打击。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600多万工人失业，农民纷纷出卖土地，罢工浪潮席卷全国各地。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对国内日益高涨的革命群众运动十分恐惧，把政权交给对内实行公开的恐怖专政、对外大肆侵略扩张的纳粹党。
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提出“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口号，鼓吹大日耳曼主义和复仇主义，疯狂地扩军备战，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
战云在欧洲上空密布，越来越浓，覆盖面越来越大。没有什么硬性政务的后座议员丘吉尔，开始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投向欧洲大陆的军事、政治形势，密切地监测着战争风云的变幻，他从那伏案著述的书斋里，从下院的讲坛上，从和友人的聚会中，频频地发出预报、警告、呼吁，提出各种对策性建议。
1932年夏天，他到马尔巴罗当年的作战地区进行学术考察，就已“自然而然地了解了希特勒的动向，感受到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气氛，发现这是每一个纳粹党人心目中最主要的事情”。
希特勒
1933年年初，希特勒出任总理，年底德国人就不再出席日内瓦裁军会议，退出国际联盟。1934年，希特勒当上了国家元首，集总统和总理大权于一身。
在禁止共产党的一切集会和示威，残酷迫害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犹太人，解散工会，使国会形同虚设的同时，希特勒政府勒紧老百姓的裤带，疯狂地扩军备战。1935年，德国撕毁《凡尔赛和约》，把陆军从10万人的限额扩展到60万人。1936年德军开进莱茵兰不设防区。1937年德、意、日结成法西斯同盟。
丘吉尔意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可怕信号就要出现了”。可是，英国上上下下却沉浸在一片和平主义的气氛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剥夺了英国300万名精壮劳力和巨额资金，使它的经济蒙受了惨重的损失，处于长期停滞、衰退的状态，将它从世界头等强国的地位拉了下来。英国政府被战争吓怕了，对狼子野心毕露的德国法西斯一味地采取姑息、纵容、屈从、讨好的方针。不少英国人也错误地接受了战争的教训，牛津大学俱乐部的学生竟通过一项决议，声称“本团体决不为国王和祖国而战”。世界进步人士深深地感到英国已经日落西山、委靡不振了。
丘吉尔明白，处在这样的时空环境里，他的声音暂时还是孤立的、微弱的。要使居危知危变成普遍的意识、雄强的声音，必须搜集情报，用雄辩的事实和数字来说话，必须聚集力量，以集体的看法和意志来显示力量。
他把恰特韦尔庄园办成了一个“小外交部”。这里的常客有牛津大学实验物理学教授林德曼，他学识渊博，对飞机、潜艇、雷达、声纳、空投水雷系统（水雷随气球或降落伞漂浮）等军事科技均有精深的研究，而且具有把复杂的专科术语解释得令丘吉尔听起来清楚易懂的非凡能力。丘吉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结识的好友莫顿少校，此时在工业情报中心任职，他向丘吉尔提供了德国重振军备的机密的系列数据和事例。外交部高级官员威格拉姆告诉丘吉尔德国飞机生产数据和各国对外政策方面的秘密动向。英国海军、空军和坦克部队的重要将领纷纷向丘吉尔反映本军兵种的困难、窘境及需要，力图获得他的支持。丘吉尔还同法国的一些部长和流亡英国的德国政治家保持良好的联系。英国驻巴黎和柏林的记者，也是丘吉尔的重要情报来源。
他在议会中大声敲响报警的钟声：“我们读到了德国超乎寻常地大量输入废铁、镍和军用金属的消息，我们读到了关于这个国家盛行全国的军国主义精神的一切消息，我们还看到他们正向青年灌输一种嗜血的哲学，这是自野蛮时代以来所未有的。”他在谈到伦敦容易受到日益强大的德国空军袭击时说：“我们的宏伟首都——世界最大的攻击目标，就像一头捆绑着的肥大而珍贵的母牛引诱着猛兽。”面对咄咄逼人的法西斯侵略势力，如果缺乏危机感，不火速加强国防，他认为将来走上沙场的千千万万英国儿女，必然会“并拢发痛的肩膀前进，迈着沉重的步伐，离开生命的光明旷野”。
丘吉尔在“二战”前几年中发表的这些讲话，以《英国仍在沉睡》为名汇集成册出版，在英国人民中产生了巨大反响。美国驻伦敦大使指导他23岁的儿子、后来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写作毕业论文，也选择丘吉尔的论题展开论述，出版了《为什么英国沉睡不醒》一书。
丘吉尔认为，加强国防的当务之急是抓空军。英国是一个岛国，过去海洋是英国的天然屏障，强大的海军是英国可靠的后盾。然而，20多年前发明的空战方法已经大大地改进了，在数量和战斗力方面正在穷追猛赶英国空军的德国空军，构成了对英国的严重威胁。1934年夏，丘吉尔全家出发去地中海度假之前，还抓紧时间邀请林德曼教授一起，趁鲍德温正在度假之际，不顾他的不愿受打扰，赶到他的度假地，同他就防空问题做了一次长谈。11月，丘吉尔又晋见国王，陈说一年之后德国空军将赶上甚至超过英国，到1937年就几乎会比英国强一倍。1935年6月，麦克唐纳退休，鲍德温继任联合政府首相。7月，政府接受丘吉尔意见，成立秘密的防空研究委员会，丘吉尔为委员，拥有批评国防政策的权力。政府又接受丘吉尔提议，让林德曼教授参加其中的技术委员会。当时很多人没有料到，年过花甲的丘吉尔，以担任这个地位不高的委员会的委员为转机，揭开了东山再起的序幕，在英国乃至世界政治舞台上进行他整个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场演出。
1936年，内阁决定新设国防协调部，需要任命一位协调三军的大臣，虽然丘吉尔是唯一具有陆、海、空军大臣资历的最佳人选，但是好运尚未降临到他头上。丘吉尔邀约几位资深的保守党后座议员去同鲍德温商谈，反映德国空军第一线实力已达1 236架飞机的最新情报，指出英国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险，提出采取全面紧急行动的主张，鲍德温竟然置若罔闻。
绥靖政策，毫无作用
丘吉尔在保守党外交委员会阐述英国的欧洲政策时说：英国400年来这一政策的基石就是反对大陆上出现最强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国家，而当前以历史上空前未有的规模扩充军备的德国，其发动战争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纳粹统治下的德意志化的欧洲。如果要拯救英国，“必须再一次联合欧洲一切力量来约束、抑制，必要时挫败德国的霸权”。在希特勒发迹的过程中，丘吉尔曾称赞过他“把德国恢复为欧洲强国所取得的成就”，钦佩他的“爱国热忱”，但在看清他的灭亡英国的野心后，就把他当做不共戴天的敌人而恨之入骨。
20世纪30年代初，法西斯势力渐渐露出了他们的原本面目。欧洲几个有实力的大国，本可以协调行动，及时制止法西斯戕害人类的行为。然而，他们从各自的利益出发，都采取了以临为壑、祸水外引的绥靖政策，给法西斯以可乘之机，一场不该发生的悲剧最终还是发生了。
1937年5月28日，古稀之年的鲍德温退休，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继任首相和保守党领袖。张伯伦随身携带雨伞，口上不离“和平”。张伯伦出身于伯明翰的大资本家家庭，是个鼠目寸光、骨软如泥的政客，他极力迎合希特勒，奉行臭名昭著的绥靖主义，妄图把祸水东引，推动德国同苏联交战，对国内防务不做积极准备，结果养痈遗患，使英国在战争初期就蒙受惨重损失。
英国和法国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了胜利，从战败国身上瓜分到了不少利益，但其自身也元气大伤，尤其是在经历了1929~1930年间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之后，它们的力量已经开始衰落。在这种情况下，英法都不愿意再给已经不堪重负的国家机器雪上加霜了，因此两国都想以把祸水引向邻国的方式来躲避德国的威胁。
英国首相张伯伦
经济危机后，和平主义开始在英国泛滥，和平的热望鼓动着大多数英国民众，没有人愿意再经历战争，所以工党和自由党的和平主义得到了人们的普遍支持。这种和平主义是危险而盲目的，牛津大学的学生们甚至在学生俱乐部通过了“该团体决不为国王和国家而战”的决议。而当丘吉尔的儿子伦道夫提出关于废除这一决议的表决时，却被大多数反对票推翻。
和英国相比，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战场的法国，其战后情况比英国更糟糕。战争损失高达2 000亿法郎，劳动力损失约为136.5万人，战后工业产量只有战前的57%，农业也发生重大的粮食危机。一向以高利贷者著称的法国已经变得负债累累，仅欠美国的外债就有40亿美元。法国本来指望从德国的战争赔款中捞回血本，但是在美国、英国的压力下和德国的抵制下什么都没有得到。
由于国力衰落，经济极度困难，法国政局一直处于动荡和混乱之中。从1925年4月到1964年2月，短短9年时间法国政府竟然更换了17届；仅1933年一年里，法国内阁就走马观花似的换了7届。内政的困难与混乱使得法国在外交上更加难以保持连续性、坚定性和独立性，因此到30年代中后期，法国也逐步将自己绑到了英国的绥靖政策上。
1937年，张伯伦任英国首相后，开始全面推行绥靖外交。他们以为，忍让一些，退让一些，就可以让希特勒满意一些，推迟战争。但是这样的行为显然满足不了法西斯国家的巨大胃口，德国并不会真的停止扩张。英法等国的放任只会使希特勒的扩张更加肆无忌惮，欧洲已是战云密布，逃避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丘吉尔主张成立法、英、苏联盟来制止纳粹的进犯，同张伯伦在外交政策上存在根本分歧，两人之间发生一系列的斗争。张伯伦上台之初，陆军大臣曾敦促他邀请丘吉尔入阁，他说：“如果我让他进入内阁，他就会主宰整个内阁，甚至连讲话的机会都不给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