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的学术研究多属于史实考证，需要锱积寸累，因此，图书馆就成了治学的泉源。20世纪30年代，他从图书馆走上了毕生为之奋斗的历史学研究之路。他曾说：“图书馆的最大使命是在节省学者的时间和精力”，“使学者能够用最少的时间，满足他所探讨的事物”。
起步在燕京大学
1930年8月，吴晗到达北平，因错过考期，只好每天穿过北海公园到北平图书馆读书。一个月后，通过朋友罗尔纲推荐，由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介绍，吴晗得以到燕大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工作。
某天，吴晗在图书馆发现叫《婺书》的一本书，内有吴之器撰《胡应麟传》，内称胡卒年是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五十二岁。而顾颉刚《四部正访序》则讲胡存年六十以上。为了考证胡氏生平事迹，他在图书馆借来应麟著《少室山房全集》和《弁州四部稿》，又在北海图书馆查询《太函集》、《二酉园诗集》，终于梳理成三四万字《胡应麟年谱》。初稿寄给了胡适，胡适读后十分赞赏。
吴晗是明史专家，通常学界认为他研究明史，是从撰写《胡应麟年谱》开始的。这半年的图书馆生涯开辟了吴晗治明史的纪元。
收获在清华大学
1931年初，吴晗离开燕京大学图书馆，考入清华大学。因为经济困难，经胡适推荐，历史系主任蒋廷黻安排他在课余到校图书馆帮助整理档案。这又为他提供了一个读书的好场所。后人有文回忆他，“在学校是工读生，课后在图书馆工作一小时，拿两毛钱。像有着用不完的精力似的，他说话走路都特别的快”。他是抓紧时间读书的，读的书量多面广，正如后来自我回忆：“自己找书读，没有人提点，读了很多好书，也读了不少坏书。”“自己读目录学，学目录学，自己校勘，自己研究历史地理，研究地区方言，自己试着着标点，自己写卡片。”通过这一阶段的学习，又懂得读书要眼勤、手勤，随手抄录。他说：“抄的资料多了，多看几遍，就可以巩固记忆，也容易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从而解决问题。”他最欣赏顾炎武的读书札记《日知录》。
吴晗读史甚勤，同学们就给了他一个以“太史公”的诨号，又因为他只知道埋头读书，从不参加文娱体育活动，也不注意衣着，所以又被谑称为“腐儒”。吴晗却不介意，为此解嘲说：“司马迁在《史记》里还称汉代名臣随何为‘腐儒’呢！”
吴晗在校图书馆读的最多的是《明实录》，边读边写，在读完《明实录》二千九百余卷后，已作了大量摘抄。集腋成裘，从抄录中，也使他注意到《明史》关于胡惟庸党案记载，虽然文字很多，但诸说不一。于是决定理清这个疑案。他跑图书馆，搜集了许多有关此案的资料，然后加以检比分析，终于推翻旧说，认为所谓“胡惟庸党案”实质是统治阶级权力矛盾争斗的结果。1932年，在《燕京学报》第十五期发表了这篇相当有影响的考据性论文《胡惟庸党案考》。
类似的还有，有如发表于1933年10月的题为《（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为它吴晗在图书馆里翻遍了不同版本的《金瓶梅》作细致的考证。后人曾称吴晗的这些文章是“通过考证，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历史发展的趋向”。进行版本考证，不掌握大量同类书籍是不行的，因而图书馆为吴晗这些研究成果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三年的大学生活，吴晗是两点连一线，但每星期六和星期日进城去北京图书馆却是必修课。到那里为的是摘抄二千九百余卷《明实录》和一千七百余卷的朝鲜《李朝实录》。当时只有北京图书馆才有这两部书。从1932年开始，一直到他毕业后任清华大学助教，后来为了加速，更是天天前往，风雨无阻，从不间断。当时整个北平只有两个人常去耕读它，另一个是编写《明元清系通征》的孟森教授。吴晗足足抄了80本，共300万字，积累卡片就达1万余张。在离开清华时，把这些卡片送给接他课程的学生丁则良；而那300万字史料重新校订后，定名为《朝鲜（李朝实录）中之中国史料》，于1980年出版。
吴晗十多年里常往来于图书馆，他对图书馆也产生了朴素的感情，使他倾斜于图书馆史研究。1931年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就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发表了《跋明嘉靖本（甘泉先生文集）》，《明正德本（征伯存稿）跋尾》，《跋馆藏明弘治本（礼经补遗）》等。翌年又在《清华周刊》第37卷发表了杂文《关于图书馆》。
长期图书馆生活，使吴晗熟悉图书馆的职能，1947年，北京大学一批学生成立了“子民图书室”，出租进步书刊。吴晗对此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捐出了一批书籍。翌年，吴晗得知中共清华大学地下党组织想通过图书馆订购进步书刊，但需一名教授签字出面方能办到，就与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潘光旦联系，帮助解决；他们还设法把当时中共北平办事处留下来的革命、进步书刊入藏清华大学图书馆。
（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殷皓洁）
余思吴晗一生只写了一本人物传记，你能说出写的是谁吗？此书先后有三种不同版本，你知道它们不同的书名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