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善于运用图书馆。他把图书馆视为书的海洋。
毛泽东和图书馆也是一本天地大书。他在建国前的各个历史阶段，如在长沙、在北京、在延安，从不放弃以图书馆为载体，读书、学习；在建国后，图书馆更成为读书生活不可缺的一个组合部分。
中南海的小图书室和北京的大图书馆
建国以后，毛泽东有了一个比较完备的藏书室，那就是位在北京中南海的菊香书屋。它拥有36个两米高的书架，分别置放10万册图书。在毛泽东会客室，紧靠三面墙壁的还有置放部分线装书的书架。在他住处，堪称是书的海洋，书的世界。
毛泽东曾要求为他的图书室配备20世纪前半个世纪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的全部图书。因为旧中国这两家出版社的书相当有文化含金量，是中华文化积累和延续。20世纪二三十年代，商务推出的《万有文库》、《学生文库》，中华推出的《中华文库》，等等，均分别从中小学校需要而作总体规划的，如果拥有其中一套，俨然就是一个完整的小图书馆了。
十几年里，毛泽东充分应用自己的藏书室。他很爱护自己的书籍，现存的很多书籍，夹有作为签记的白条纸。有人说，毛泽东没有折书页的习惯，这可能与他年轻时在北大图书馆当过管理员有关。他的书有专人管理，但并未如图书分类法分门别类，而只编序号。他能记出很多书的序号。凡是他看过的书，放在哪个书架上，都能记得清清楚楚。也常有这样的事情，他开列出几页可调阅的书单，让身潮的工作人员去取，等书时间长了，还未取及时，自己便步入书库，从书架上寻取。不需用多少时间，就能按照所开书目找齐所有的图书。
书海无边，他还常向所在地的图书馆借书
在北京，毛泽东借书最多的是北京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
1958年，北京图书馆发借书证。毛泽东要秘书办理一张。秘书说：“你要借书，写张条子，叫人送来不就行了。干嘛非要办借书证啊！”毛泽东说：“正因为我的身份不同，所以更要按规定办事，不能搞特殊。”
从这时开始，北京图书馆建立了由专业人员组成的特别小组，为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提供服务。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到1966年9月，毛泽东先后自北京图书馆等图书馆借阅各种图书两千多种，计5千余册，仅1974年，自上述图书馆借书达600多种，计1100多册。这是多么巨大的数字呵！
毛泽东向图书馆借书，并非消闲。60年代初，面对世界风云，白衣苍狗，他提倡读一些哲学，要秘书林克找几册冯契《怎样认识世界》，又托人设法找美国史，“向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找一些美国历史给我。不要大部头的，如《美国全史》之类，只要几万字的，十几万字的，至多到三十万字为止，其中要有马克思主义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
他也向藏书丰富的章士钊和郭沫若借书看。说道：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行万里路，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图书馆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建国后的毛泽东经常离北京赴各地，但无论是短程或长途，他都忘不了必须携带的书籍图册。
1949年12月，毛泽东赴苏联访问，跟着他上列车的就有十几个书箱，到了莫斯科，书仍不够使用，还要驻苏大使馆图书室送上一批未带来的书籍，如《封神演义》。
以后每次外出视察，都要带上很多图书。这已是习惯了。有如1959年10日，毛泽东南下前夕，他口述了一份书目，罗列了36条，计100余种上千册图书，它像一个流通图书馆，伴随着毛泽东旅途中的日日夜夜。
在毛泽东居住过的城市，都让工作人员向所在地的图书馆借书。他颇有兴味是记述本地的风土人情、民俗物产以及人文景观的旧地方志。毛泽东曾对周围工作人员讲过一个读志书的故事。他说，宋朝学者在南康郡（江西星子县）走马上任，当地属官们轿前迎接，他下轿就问：《南康志》带来没有？搞得大家措手不及，面面相觑。这就是“下轿伊始，问志书”的传说，至今广为流传。朱熹这个典故流传后，“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和“以志呈阅”就成了后人的惯例。
1952年，毛泽东视察中州黄河，在当时的平原省新乡要来了《中州志》，接着又在河南开封，读了《河南通志》、《汴京志》和《龙门二十品碑帖》。
1956年，毛泽东在广东汕头，索读《汕头县志》、《潮州府志》，他曾问有汕头，是否还有汕尾？
1958年3月，毛泽东在四川成都，就让人从省图书馆借来《四川省志》、《华阳国志》、《蜀中名胜记》和《灌县志》、《都江堰水利述要》等大批有关四川人文地理的书。
同年9月，在安徽合肥，阅读《安徽通志》。
1959年6月，在庐山，向图书馆借来了吴宗慈主编的民国《庐山志》和《续志》。
1962年，在江苏无锡，向图书馆借阅《无锡县志》和《金匮县志》。
1965年，在上井冈山途中经湖南茶陵，只住了一夜，就借读了《茶陵县志》，直看到翌日凌晨三时。
毛泽东从1952年初次到浙江杭州，就索阅有关地方志，以后他每年赴杭州，都要找地方志，直到1975年2月最后一次到杭州。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毛泽东走遍中华大地，整个中国就好像是他的大图书馆。在毛泽东居住较久的城市，诸如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庐山和杭州等地的图书馆，都留下毛泽东借书、用书的记录。
运用图书馆的目录学、版本学，深化读书力度
毛泽东很注意目录的功效。开目录的基本功就要熟悉书，熟悉本行业的书。毛泽东外出必先提出所携带的图书，开出书目，按图索骥。这份书目，其实也是干部读书的基本目录。他也囿于携带图书有限，在所在地再会开一批书目向当地图书馆借书。凡属借书之事，他是那么得心应手，事必躬亲，他人是难以越俎代庖的。
毛泽东也与干部编制书目。1959年庐山会议前夕，他研读《楚辞》，并让秘书林克编出一份列有几十种评介、研究《楚辞》的有关书刊目录，编后，经他亲自审改，印发给参加庐山会议的代表。后来林克回忆说：“据我考察，当时他正在集中精力思考怎样纠正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出现的‘左’的错误。或许，正是屈原那种爱国爱民、体恤百姓的精神与毛泽东当时的心境产生了共鸣，他才向全会推荐了这个目录。”1963年，毛泽东又提出学习三十本马列著作的意见。他说：“原来提出的目录，哲学书开得少了，书目中还应有普列汉诺夫的著作。”
至于与推荐目录有关的推荐图书，那就更多了，诸如在延安向干部推荐读马列的四本书，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干部必读”的十二部马列书籍，成都会议时，向与会者印发唐宋明三朝诗人咏四川诗的汇编，以及1958年时根据不同的阅读对象，分别推荐读《三国志》的四篇传记，即《张鲁传》、《吕蒙传》、《郭嘉传》和《贾诩传》。
毛泽东读古籍，有时也注意到版本。1958年3月他在成都，借了杜甫草堂各种版本的杜甫诗十二种108册，加以比较研究。据记载，毛泽东晚年在中南海游泳池的书房里，《三国演义》有多种平装版本，还有两种线装木刻的大字本，其中之一是上海商务涵芬楼版，宣纸本。在他晚年，还常在书房里翻阅这两部不同版本的《三国演义》。
毛泽东对《水浒》版本也很注意。通常流行的几种版本他都读过，并作过比较。他说：“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水浒传》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本都要出，把鲁迅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毛泽东读《红楼梦》遍数最多，也尤喜搜罗《红楼梦》的各种版本。见存中南海的《红楼梦》版本就有20种。有石印本、线装影印本，其中有两种还分别用铅笔圈画过，一种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一函八册，影印本）；一种是《增评补图石头记》（四函32册，木刻本）。值得注意的还有一部手抄本《红楼梦》，共四册，线装本。这部抄本乃出自一个犯罪的旧文人之手。在狱中，此人以己之长，端端正正用小楷把《红楼梦》全书抄写了一遍，要求献给毛泽东。这部手抄本每一个字都像刻出来似的，工工整整，大小一样，粗略望去，有如铅字排印。这部《红楼梦》是通过公安部送呈给毛泽东的。毛泽东看后，爱不释手，放在书房里，经常取出阅读，不知翻了多少遍。
毛泽东很重视《红楼梦》的版本价值，晚年还时常将身边放置的十多种不同版本的《红楼梦》对照着读。70年代初期，让有关部门组织学者核校和注释《红楼梦》，以期有一部最合作者原意的《红楼梦》定本问世。
（上海社会科学院盛巽昌）
链接毛泽东写《论人民民主专政》，开始静坐了一天，专心构思，然后又用一天时间饭也没吃，一气呵成，完成近万字的名篇。
余思1．请列出毛泽东在著作和谈话中引用《庄子》文句5处。
2．毛泽东对《红楼梦》情有独钟，曾对这部小说发表过著名的论述。请你就这些论述谈变自己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