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我在上海图书馆工作时，曾多次就图书馆藏书和应用，造访和请教胡道静。这位解放初上海文化局第一任图书馆科科长、当时的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审，很高兴地向我谈起他的经历，话题是从他少年时代在东方图书馆阅览开始的，也谈及为通志馆编写《上海图书馆史》；在上海各图书馆搜集、阅览文书、档案；为编写《上海报刊发展史》以及为《梦溪笔谈》考证，等等，很多旧事，乃是相隔有半个世纪，人间沧桑，如云似烟，这些在档案里找不到的记录，在博学强记的胡道静那里，却有着有条不紊的回忆。
《梦溪笔谈》校证七十年
1927年的上海宝山路矗立着一幢楼房，那就是商务印书馆附属东方图书馆。中学时代的胡道静就是图书馆的座上客，下课回来，先到图书馆看书、找报刊，然后回家。他后来回忆说，我那时就执行三点连一线了。这条线后来也就一直走下去，不过只是将学校换成了通志馆、报社、出版社。
当时的胡道静风华正茂，他在图书馆读书，据他说多是商务编印的样书、交换图书，都是文史类的。门类全，来得快，往往比书店早一两天；此外是最新的报刊杂志，来自安徽泾县的胡道静家族，家学渊源，他的伯父胡朴安、父亲胡寄尘，当时已是作家型学者、学者型作家。胡家本就拥有丰富藏书的图书室。这样，自家的藏书和东方图书馆的书互补，相得益彰，为青年胡道静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也为他养成一生须利用图书馆的习惯。
因为常赴东方图书馆，管理人员也认得这个朴实无华的好学少年，对他优礼有加。当时图书馆还经常不定期的推出壁报，组织读者写读书体会或评说，胡道静是他们计划圈中的小作者。他写了不少稿张贴在壁上，其中一首宝塔型的新诗，不是贴在壁报栏，而是将它放进图书馆大门的照壁上，字也被抄得大大的，让每个前来图书馆读书的读者，在门外就能一目了然：欢迎你，来到图书馆。
因为壁报和读书，更强化了胡道静的写作。他在中学时代，就据先秦诸子改写为寓言，先后竟也发表了四五十篇，还创作了童话《象和猴》和若干新诗。后来他回忆说，这些很多是靠图书馆陈列的刊物得到的，我看了新到刊物，油然而生，就写出来了。
在中学时期，青年胡道静写了一册《史可法》。
这本列入“小学生文库”的《史可法》，乃是20世纪第一本为儿童写的“史可法传”，也是作者的第一本书。
胡道静写这本书，虽然只有六七千字，可是他在图书馆里读了不少野史笔记，如《扬州十日记》。
因为写《史可法》，他对南明史料也熟悉了。我曾就南明永历王太后与罗马教皇书信向他请教。他说，南明唐王太后、王后、王太子及司礼监、太监也有皈依天主教上教皇书信的。当时南明诸王为抗清求助外力，都分别写信与教皇。他是据曾在东方图书馆见到的复印本而说的。这些复印本是张元济访问梵蒂冈图书馆后带回国的。
胡道静写的第二本书是《公孙龙子考》。这是一本学术著作。
战国公孙龙子作为名家创始人，所提出的“白马非马”说很令后人深思。胡道静为了写好它，他遍寻图书馆有关名家的论述，而后才抛出这部仅数万字作品。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为日后学界研究送上一块基石。
1927年后，胡道静选择了学术研究的主要走向，为宋沈括《梦溪笔谈》校勘、考证。沈括是古中国的大学问家。《梦溪笔谈》名为笔记，可是内容却包罗万象，有通常宋元笔记记录的社会习俗、典章制度、人事掌故，而很多的却是他人疏漏的自然科学，如沧海桑田变异、石油发现。要做好它，实非易事，此后几十年间，他几乎走遍了收藏这部书的中华大地所有图书馆。每当从藏书目录中发现未见的善本、孤本，就千方百计找来看。有次出差到南京，朝出晚归，往来翕忽，竟在龙蟠里书库查了十几天的《梦溪笔谈》版本。这样的书事真是太多了，正是检书烧烛短，看剑引杯长，多了，也习以为常了。
爬罗剔抉，刮垢磨光，行行到60年代，胡道静苦心孤诣，已写作了80万字文稿，并由竺可桢题签，可是就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它竟被红彤彤的烈火付之一炬。胡道静也被莫名其妙地送进牢狱，而后又罚他打扫马路，七年如一日，就像他治学那么认真，与人发信写字一贯恭正，据说由他打扫的上海山阴路是当时被打扫得最干净的一条马路。
1978年后，胡道静始重操旧事。我曾在上海图书馆多次遇到胡先生。他仍热衷于《梦溪笔谈》查勘、补正。此后又经十年惨淡经营，不但作了80万字校注，还补订了40万字，纠正了前人的多处误区。岁月蹉跎，不负有心人，就是这部书，使胡道静走进了国际文化殿堂，成为巴黎国际科学史研究院的通讯院士。
大街小巷，实地调查星罗棋布的大小图书馆
那是在1934年吧，当时主持上海通志馆的柳亚子，计划编撰一部新上海地方志，组织人员，分门别类搜集和调查各方面材料。其中图书馆部分由胡道静经办、运作。
这时的胡道静正是二十挂零，风华正茂。白天，他仍按时到位在复兴中路柳亚子宅为他的藏书编制目录，更多的时间就是遍访散落在上海大街小巷中的形形式式图书馆。它们中有的规模大，如工部局所办的“公众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他在调查前后就读了三四十种中外书刊有关文字，且几次实地调查，写出洋洋5000字的详细报告。但更多的是地区性、行业性的中小图书馆。那时候藏书有四五千册图书已算是不错了。但它却是胡道静调查的不能遗漏的内容，如1933年3月由几个青年人开办的蚂蚁图书馆，系以通信借还形式向全国读者服务。他在调查中发现这家图书馆虽然很小，藏书创办时仅700册，到翌年初也只有1800册，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却有完整的借还制度、采购标准，且还不定期编制、出版自己藏书目录；也有的从当日报纸中发现线索，胡道静说，有次就在上海《新闻报》看到一则有关水上图书馆的报道，那是上海民生实业公司将它所有往来长江的13艘客轮，都开设了图书阅鉴室，配置小说、图画、游记、地图，以供旅客浏览，解旅途之厌气，获时代之新味。这在海外乃是常事。中国这时候也迈开了第一步，它也开拓了图书馆的文化传播功能。胡道静后来在提及“水上图书馆”时说，“这种水上的文化设备在中国是破天荒第一次”。
胡道静在30年代就对图书馆事业提出己见，曾把当时全上海所有图书馆采用分类法作定量的分析。他说当时通用的美国杜威分类法固然比传统的“四部法”有先进处，但它“十分适合于欧美的图书界，却不能完全符合中国的情形”，有些图书馆即两者兼用也有是以此为据，自拟分类法（如松坡图书馆、大同大学图书馆）、STT、制图书分类法（如上海通信图书馆），还有杜定友、王云五、陈伯逵、刘国钧等分别创制的分类法。因此胡道静认为，分类法不统一，“在图书馆的行政上是很痛苦的”，我们必须研究一种共同适用的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
早自那个时代，胡道静在图书馆调查实践里，就对当时少数图书馆实现开架制借书十分赞赏。可是大上海星罗棋布的大小图书馆，实行开架的只有圣约翰大学罗氏图书馆、友声旅行团图书馆，前者是供学校师生阅览的，后者乃是私家经营、仅拥有3400册的小图书馆。他说，闭架制手续既烦琐，且虚耗时光；开架制对于阅览者的利益是极大的。早在六七十年前，他就为图书馆阅览实行开架制疾呼：图书馆的功用在于为民众谋便利的要义看来，它需要研究精密的管理方法而趋向于开架制度，不能再走上闭架制的回头路了。
若干年前，胡道静在谈及当年柳亚子交与他编集“上海图书馆史”时，他并不以为然，只是谦虚地说：“我自己只是‘三脚猫’罢了。它当时也不过是为修志提供素材，现在谈起来是要汗颜的。”他很希望我们青年同行能够把这项研究继续进行下去。后来还给了我一封信，信中说，很希望有同志写出一部图书馆史，相信在今天国运昌盛的环境里，年轻人必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从而远远超过他，时代不同了。还说，关于上海图书馆史，还可以查《蔡柳二先生寿辰纪念集》，里面有篇他写的《上海图书馆协会二十二年史》，可以提供线索。
按图索骥。我找到了这篇1936年，即作者二十三岁写作的论文，此文堪称为上海图书馆史比肩俱美的姐妹篇，它把旧中国上海的图书馆协会的来龙去脉，包括它的每次年会工作讨论，甚至举办的展览会所陈列的图书，参与机构，都记得清清楚楚。传统中国是很重视文字记载和收藏的，藏之名山，传诸其人，但图书馆作为永久保存文化的机构，却受到忽略、轻视。胡道静对当时不为人们关注的图书馆事业作调查、研究，为后来者留下一份颇含金量的著述，不能不说是独具慧眼吧。
（上海社会科学院盛巽昌）
余思1．有一种说法，从小看到老。从小钻进图书馆的人很多是有出息的？为什么？
2．胡道静在通志馆时编写的《三个记述上海历史的西文书目》，刊登在哪家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