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来新夏从事教学和科研近半个世纪。在回顾自己的学术之路时，他用了“立足于勤，持之以恒”加以概括。由于他善于运用图书馆学，注重目录学、版本学的研究，较之一般学者，与图书馆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他曾说：“图书馆对我来说，无疑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宝藏，是寻求知识的洞天福地。”
“如同探宝者之入宝山”
来新夏最初接触“图书馆”，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小学求学时期。在此之前，他主要受教于祖父。祖父是位秀才，但却是新派人物，幼年时代的来新夏即从他那里受过严格的传统启蒙教育，这对他日后专业选择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几年后，来新夏离开了故乡浙江萧山，到南京上小学。学校虽小，却设有一问简陋的小图书室。就是这问只有几架图书的小房间成了他张大眼界的新天地。这些仅有的科普读物、文学和历史，他都如饥似渴地翻阅着，而其中一套图文并茂的彩色儿童读物更成了他心爱读物。半个世纪后，来新夏回忆起这段生活，曾称自己“如同探宝者之入宝山”。从那时起，他开始对图书馆产生特别的情愫，感到自己拥有的知识就像一个圆圈，不断地向外扩展。他说：那圆圈里的已知数越来越多，但那圆圈外所含的未知数，也因周边的延伸成正比的伸展。而这所有的未知，图书馆是能帮助解决的。就此，他逐渐懂得“要多知道事物就要到图书馆去找”。这种对图书馆的直观认识随着他的青春步伐走到了中学时代。其间他曾利用学校图书馆庋藏的陈垣《校勘学释例》，而模仿写作了《汉唐改元释例》。
1942年，来新夏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师从陈垣、余嘉锡、张政娘等学者。其中陈垣对他的影响最大。某次，他在作业本上写了个有钩的“本”字，陈垣在批改作业时，特地在此字下划一红杠，眉批道：“本无钩。”陈垣严谨的学风对来新夏起了榜样作用，而陈垣对图书馆的精妙论述更给了来新夏启发。陈垣不止一次地说：“一个学生，一部分时间上课，大部分时间是要能在图书馆看书学习；而在图书馆中看书（包括积累资料），和出成果的比例，看书占80％。”陈垣的经验之谈，强化了来新夏对图书馆原有的良好意念。遵循师长的训诲，四年的大学生涯，他几乎一直维持着教室、寝室、图书馆三点一线的生活方式。每天去图书馆看书的时间超过三分之一，而且读的都是与专业有关的书籍，也就是属于哲学、人文科学的书籍，包括经史子集。这些通常被视为枯燥的学习生活，来新夏却自得其乐。他说：“教室是得到系统知识获取门径的据点；寝室是恢复和补充精力的场所；而图书馆则是加深、补充课堂知识、进入学术大门、进窥堂奥的阶梯。”熟能生巧，巧能生华，经常在图书馆读书的来新夏，利用馆藏完成了最初的几篇论文。
50年代，来新夏走上了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学术道路。他也更依赖图书馆。他说：“在提笔为文之前，翻读群籍，搜集资料，要靠图书馆；文成之后，拾遗补缺，校核订正，要隐身于图书馆；文稿变成铅字清样时，还要到图书馆核订引文，考实论点。”他认为一篇著作成文以前的时间，即案前准备工作占全部工作的十分之八，而这十分之八的工作主要是在图书馆完成的。
几十年来，来新夏已养成了在图书馆随手摘笔记、抄卡片、写提要的习惯；长年积累的卡片达数万张，晚年仍每年以干张数递增。卡片一般以专题分类，查检便利。长期的积累和磨砺，来新夏不断有著作问世，其中尤以《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古典目录学》、《林则徐年谱新编》、《方志学概论》等为学界所熟知。现今，他虽年过八十，仍能倚马可待，经常在全国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有时也写些介绍图书馆版本学目录学等专题长短文。
来新夏曾在不同场合说自己是“图书馆的受惠者”，这些专作无不凝聚着图书馆给他的恩惠。
图书馆学的杠鼎之作
来新夏写作、治学得益于图书馆，亦给图书馆、图书馆学以回报。他潜心于图书馆学研究数十年。
作为图书馆学的建构组成部分，中国传统目录学精深博大，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对中国历代学术的发展起到重要辅助作用。
早在辅仁大学求学时，来新夏即对目录学发生浓厚的兴趣。当时，余嘉锡是他的目录学教师。余嘉锡授课严肃，他给学生最高批分只是“B”，并常说：“我读了半生的书，只得了半个‘B’。”在余教授的严传深教下，来新夏从一部《书目答问》入手，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目录学研究，相继有多部古典目录学专著问世。当然，他亦受到陈垣“为人”之学的影响。陈垣一直提倡学者编撰工具书，认为“兹事甚细，智者不为，不为终不能得其用”。
来新夏的第一部目录学《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此书从设想到成书历经三十余年，三易其稿。书中收录了作者亲眼所见的八百余种清人年谱，书后并附谱名，谱主索引，是一种“节他人翻检之劳”的研究性工具书，曾获1989年中国图书馆学会优秀科研成果特别奖。
另部目录学是《古典目录学》。它系统论述了中国目录学源流、发展和基本方法。其特色可归纳为：一、旁证博引，史论结合较好；二、显示不同时期目录事业发展特征；三、注重目录学家及著作阐述；四、注重目录学家的现实作用与目录学家的治学精神。此书推出后，就被很多大学历史系、图书馆学系的学生作为教材使用。它被誉称是共和国创建以来第一部研究中华传统目录学之作。正如顾廷龙所说：“此书广征博引，深入浅出，叙述简要，议论平实，颇多创见，是为研究古典文献及传统目录学者入门之阶梯。”
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图书馆事业走上了一个新的平台。1979年和1983年，来新夏在南开大学总校和分校分别主持两个图书馆学系。有感于几十年来该学科停滞不前，和世界先进国家有相当大的差距，来新夏首创以中国图书史、中国目录学史和中国图书馆史三史合一，主编了《中国古代图书馆事业史》。
来新夏也注重图书馆学教学的改进和开拓。他在担任南开大学图书、情报学系主任时，曾发起主持全国各大学同类学系共同编撰《图书馆学情报学系列教程》，此书以后为不少学校采用。他执笔编写《社会科学文献检索与利用》一书，已成为高校公共课通用教材。鉴于图书、情报、档案三学科没有适用工具书的状况，他还积极筹划，联合13所院校专业人员群策群力，共同完成了90万字的第一部融三个学科于一体的中型工具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简明辞典》。
花甲馆长的超前意识
来新夏熟悉图书馆，也懂得尊重图书馆工作人员。他在文章中曾多次提及那些为他人做嫁衣的图书馆工作人员，如小学时期为他解惑的图书室老师，大学时指导他利用图书资料的图书馆员；从已故南开大学图书馆长冯文潜为他的《知见录》写作提供最初的创意，到那些长期为他写作提供检书、校书工作的图书馆员们。一一道来，无一遗漏。他说：“我是一个希望献身于图书馆的志愿兵。”这个愿望在他花甲之年得以实现。
1984年，来新夏担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当时，全国不少高校纷纷让本校特有声誉的一流教授担任图书馆馆长，以重塑图书馆学术地位。但不少仍同挂名，谈不上实际主政，更难说是行家治馆。而南开大学选择来新夏，这样一位既关注于图书馆事业，又有丰富的人文百科知识，独掌牛耳，可谓人尽其才。
来新夏上任伊始就致力于转变观念，提出以优质服务树立图书馆的自身形象。既要做好日常借还的业务，还要开展日常咨询，要教会读者利用图书馆，发挥图书馆的教育功能。
在图书馆人事安排上，来新夏不拘一格提拔了不少中青年走上行政、科研第一线，并努力解决馆内人员职称评定问题。
在图书馆管理方面，来新夏认为：“现阶段不能以书生的方式管理图书馆，应用企业家气魄来管理图书馆。”早在1984年，他就提出“有偿服务”的理念，以后又提出“双创精神”，即工作上创优，经济上创收。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已没什么新鲜，但在80年代中期，那可是属十分“超前”了。
为了加快高校图书馆的现代化建设，来新夏多次赴国外考察，参观当地图书馆，找差距，学先进，了解世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动态。
1985年春，来新夏赴美国访问。他以一个月里访问了以州立大学为主的十所图书馆。
在美国参观访问，来新夏感兴趣就是美国各大学图书馆已是普遍实行电脑化。后来他在一篇访问札记中描述了图书馆电脑使用情况。如明尼苏达大学的东亚图书馆有两套电脑检索设备，既可以检索外文，也可以检索中文；该馆馆长称赞电脑功能，认为“查询，编目，检索都有用，但必须拥有一定数量”，以保证读者查询。在西密执安大学图书馆，该馆长建议：全部实现电脑化要一次性建成，否则效益不大，又说：“电脑的目的是提高效率，加速信息流通而不是省人省钱的事。”还有威士康辛大学虽已全部电脑化，但有的小环节仍需手工劳动。这些谈话，强化了来新夏对电脑的认识，为以后南开大学图书馆新馆电脑化起了，借鉴作用。
来新夏任南开大学图情系研究生导师时，亦关心大学的图书馆学教学。他了解美国大学的图情专业已相对缩减了史的概述和手工操作内容，而强调信息咨询科学。如奥本尼图书情报学院就把重点放在计算机运用、电传通讯和缩微运用等课程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除采、编、流等传统课程外，还有咨询科学和图书资料服务等，另设了系统分析、图书馆工作自动化和情报科学等选修课。来新夏深感国外图书馆学飞速发展，盼望有一天，能促成中美学者和学生的互访和交流，加快我国图书馆事业前进步伐。
1997年，来新夏再度赴美，给他新的感受是各大学图书馆的网络化程度更强化了。
为了筹建南开大学图书馆新馆，来新夏又事必躬亲；作为图情系主任，他又努力促成图书馆学情报学登上了南开大学学术研究的平台。
（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殷皓洁）
余思1．不少图书馆资深学者，主要著作是年谱、学谱，你能举出其中的5个例子吗？
2．民国以来大学（亦包括中学）所以知名、甚至走进世界文化之林，通常须具备：（一）校长；（二）部分教师；（三）图书馆和仪器；（四）历史渊源，这是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