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政治家塞米斯托克里斯有一次赴宴，席间请他弹琵琶，他说：“我不善弹琵琶，不过能将小市镇变成大城市。”他说这话时一副傲慢不可一世的样子，但这句话（如果稍微修改而用在政治上）可以表示两种治国才能。我们且把历代的王公卿相认真地加以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有的人能把小国变为大国，却不会弹琵琶。也有许多人弹起琵琶来指法熟练，却无法把小国变成大国，这类人往往会把鼎盛的国家沦为破碎江山。有许多享受着高官厚禄的人，为了讨好主子，不惜施以卑鄙的手段或诡计。这种勾当便称为琵琶小技，加在他们头上称之并不为过。因为这种事情只图一时之快，只与个人利害有关，对国计民生毫无补益。也有一些大人物在处理事物上，谨慎从事，不致酿成大错，但是并不能增加国家的威望与财富。国家真正的精神何在！怎样才能保持那种精神！这是谋国者应把握的主题。怎样能够做到既不过分高估自身的能力，以致费力不讨好，也不低估自己，以致凡事不畏手畏脚！
一个国家的范围大小是可以测量得出来的，它的财税收入也是可以计算出来的。然而，工作中最易犯的错误是对国力的正确估计。耶稣不把天国当作一个大核果，却把它比作一粒芥子；虽然那是一种极小的颗粒，但是刺激性极强，传播也很快。同样的道理，有许多国家地大物博，可是不易扩张或治理；有的国家虽小如芝麻，却具备了变成大国的基石。
设有坚固的城堡，储备丰富的火药、军械、铁骑和没有训练有素强悍的国民，也不会强大或打胜仗的。因此罗马诗人维吉尔说：狐狸对于绵羊的多寡是不在乎的。亚贝拉的波斯军浩如烟海，使亚历山大的大将为之惊愕，于是有人告诉亚历山大大帝最好是夜间去偷袭，但是亚历山大说，他不准备以偷袭而窃取胜利。后来他果然以少取胜，轻取敌师。亚美尼亚人提格尼斯率领四十万大军驻扎在一个山头。当他发现罗马兵力不过一万四千人的时候，便哈哈大笑起来说：“那些人作个使团有余。要是打仗就太少了。然而不到日落时分，骁勇的罗马士兵便把他的部下打得落花流水。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因此，我们可以下个结论：国家是否强大，关键在于英勇的国民。如果国民怯懦无能，即使军械不缺乏也不堪一击。梭伦对克里沙斯王说：“陛下，谁有最精良的武器和勇敢的士兵，谁就可以占有天下的一切财宝。所以，作为一国的君主，如果人民都不是勇敢善战的士兵，那么就别高估自己的力量。”从另一方面说，人民只要有勇敢的精神，便可知自己的力量。反之，即使威风一时，不久也会威风扫地、一败涂地。
一个国家的国民不可能既是小狮子，又是卧在羊圈中的驴子。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负担的苛捐杂税过重，就永远不会成为勇敢尚武的国民。这里所指的是人心，而不是钱包；所以，同一种税捐，自愿与强迫，却会产生不同的作用。因此，赋税过重的国家是不会强大的。
一个国家的贵族如果增加得太快，平民的情绪就会变得消沉，这是执掌国事者应密切注意的。比如丛林，如果我们任它蔓草杂生，这里便不会有排列整齐的小树生长，而只见一片杂木矮丛而已，国家也是这样，如果绅士太多，必然会出现贫富分化，社会矛盾重重，人心涣散。所以，人口多的国家不一定就强大。比如英国在土地和人口方面虽然较小较少，可是武力较强，因为从英王亨利七世开始，他把农场和农舍制定一种标准，即土地分配有一定的比例，使每个国民都能安居乐业，而不至过着贫贱的生活，即使是地主也是握锄头的人，不只是雇工才握锄头，这样便可以达到诗人维吉尔笔下古意大利的境界：
“举国皆兵，大地丰收。”
有一种国家也是不容忽视的———我是指奴仆享有自由的国家。这种自由奴仆并不亚于义勇骑兵队。因此，有如金碧辉煌的贵族显要，如云的仆徒，慷慨好施，国税因而增加，兵力自然强大。反之，如果叫贵族显要寒酸的话，国家的兵力一定也会贫弱的。
尼布甲尼撒梦中那株枝叶繁茂的大树，不论它的负荷多重也要维持生长下去。他的意思是说要全国原有国民与归化国民都联合起来担起国家的重任，才能生存下去。所以，凡是以宽大的态度尽量容纳从外国来归化的人的国家，都将成为一等强国。不要以为靠少数的国民和最大的勇气和最佳的策略，就可以强大起来。如果不能宽容归化的话，恐怕只能支持短暂的几年，结果还是会崩溃的。斯巴达是个最喜欢容纳归化的民族，所以安稳地保守一定的领域。可是，当他们扩张疆士的时候，正如树枝过多，突然狂风大作，必定会被风所折断。历史上最欢迎归化的是罗马人。他们不仅允许归化（他们称为公民权），而且彻底地给予归化。也就是说，你不仅有贸易权、婚嫁权和遗产权，也有选举权和担任公职的权利，不但使个人归化，也使全家、全城，有时甚至全民族归化。此外，还有移民的风俗，把罗马的种子移到别国去，这些权利也包括在内。把这两种办法合起来，结果不是罗马扩张到全世界，而是全世界扩张到罗马来，这便是可靠的富强之道。有时我觉得很奇怪，西班牙的本国人这么少，怎么会控制这么大的版图！我们应记住西班牙的版图正如一株树干，比当初的罗马与斯巴达要大，他们虽然不像斯巴达那样尽量容纳归化的人，可是他们利用办法是多种多样。他们在正规军里容纳外国人，甚至高级长官中也有外国人。不过，他们目前已感到本国人越来越缺少了。于是菲力普四世颁布奖励生育子女的命令，我们从这道命令上也可以看出端倪来。
一个国家要富强，最重要的还是要把武器装备当作主要的任务、研究和工作，我们以前所说的都是战争的训练工作。但是，如果没有目标和行动，又如何谈训练呢？洛马拉斯死后送给罗马人的一份礼物：最重要的是注意武器装备，这样便可以成为世界上第一等强国。斯巴达国家整个组织都是为这个目标而制定。波斯人和马其顿人曾经一度武器装备充实，不过为时短暂。高卢人、德意志人、哥德人、撒克逊人、诺曼人，都曾一度武器装备很充实，不过也渐渐地衰微了。在当今的欧洲基督教国家中，还算强盛的只有西班牙人。但是，我们最注意的事也就是我们最受益的事，所以在这里也不必再多谈了，只要指出这一点加以注意就够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一个国家必须制定一种法律，以备在作战时可作适当的借口。因为我们人性天生有是同感，我们的国家如果要作战，一定要有理由，最低限度也要有似是而非的理由。土耳其人以传播律令为作战的理由，所以他们出师永远都是名正言顺的。罗马人战胜回来，认为扩张疆土是他们大将的荣誉；可是，他们发生战争时，并不全靠这个理由。当然，要想富强，第一要警觉，无论是自己的边疆民族、商人或外交使节，只要受到侮辱，都要立刻为他们复仇，不可拖延；第二要随时准备支援盟国或请求盟国援助，像罗马人就是这样。他们和几个别的国家联盟，一旦遭受侵略，便请盟国援助。不过，罗马人总是走在前面，他们绝不让别人有抢先的荣誉。至于古代干涉别国内部党争的战争，我看不出有什么充份的理由：如罗马人为希腊殖民地的自由而出师，斯巴达人为建立或推翻民主或寡头政治而出兵，外国人假借正义或保护的名义而出兵，为解救别国国民而战，总之，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及时把握作战时机，是不会富强的。
一个人如果没有运动就不会健康，自然界的物体和社会团体也是这样。就一个国家来说，出兵有名，并且用意光明磊落的战争，就好比有益的运动。内战实在像一阵寒热病所发的高烧，但是对外战争就好像运动后所发的热，可以促进身体的健康。懒惰的和平使勇气丧失、道德沉沦。然而，如果一个国家的大部分国民永远武装起来，则一定会富强。如果有一支训练优异的部队，虽然耗资很大，可是在邻国之间，通常还可以有领导的作用，至少也享有虚名，在西班牙就是这种情形；他们经常保持一支训练优异的部队，迄今已有120年的历史。
海上的霸权就是一个帝国的缩影。西塞罗曾写信给庞培的将领亚提科斯谈到庞培准备攻打凯撤的事说：“庞培的政策像是塞米斯托克里斯说服雅典从海上进攻波斯的政策；他认为谁有海上霸权，谁就是强者。”毫无疑问的，他是虚荣的自信心太强，想把凯撒的力量消耗殆尽。关于海战的效果，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奥古斯都击败安东尼的亚克汀之战，便决定了第一帝国由谁来执掌。1571年利邦多的战役，土耳其击败了西班牙联军，便确定了土耳其的伟大。历史上以海战获胜而结束纷争的例子比比皆是。只是一国之君要全力以赴才能成功。无疑，谁控制海权谁就可以为所欲为，而陆上称霸的则只是海峡以内而已。迄今欧洲海上的优势属于英国，一来是因为欧洲大部分的国家都在内陆或绕着海岸，对英国有利；二来是因为东西印度群岛大部分像是海上霸权的附属物，全都在英国控制中。
后世的战争比古代光荣的战争，似乎黯然失色。现在为了鼓舞士气也有各种等级的勋位，且颁赠时不分军民，另外也有勋章以及伤残病院等设备；然而，在古代，战胜的地方竖立起阵亡将士的纪念碑，授予个人花环与桂冠，后世国君以获有荣誉者的名字作为国号或帝王名号，大将凯旋的光荣，兵士解甲时所得到的大批赏赐，这些都足以提高士气。当年罗马人认为最重要的并不是炫耀战绩，而是定下一种聪明的制度，包括三种酬劳：荣誉归于大将、金银财宝归于国库、赏赐归于军队。可是，那些荣誉对亲自率兵出战的帝王并不合宜，因为荣誉是属于帝王本身或他的子弟，故要酬劳的只有后两项，即赏赐有功的部下一些彩衣，或赏赐大将一些锦旗而已。
总括来说（像圣经上所说的），我们这小小的躯体无法再增加什么东西，但在国家这个大躯体上，一国之君有力量增加它的广度与大小，因为他可以借法令、制度、风俗等，为后世种下富强的种子。然而，这些事常被忽略，而让运气去作决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