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夫人听人们说邢夫人美丽异常，于是就对邢夫人非常好奇，想目睹一下邢夫人的美貌，多次恳请武帝让她二人见一面，汉武帝一直都没有准许。越是这样，尹夫人越是不甘心，信誓旦旦地对汉武帝说，只见一面就行，决不说一句话，以后也决不再相见。
汉武帝经不住尹夫人的软磨硬泡，无奈之下只好答应了她的请求。
那一天，汉武帝命数十宫女拥着一位夫人款款而行，来到了尹夫人面前站定。汉武帝向尹夫人微微一笑，说：“这就是你久闻大名而一直不能得偿一见的邢夫人。”
尹夫人自然是细细打量了一番，然而，看了之后尹夫人却幽怨地说：“皇上这是在嘲弄臣妾吗？她不是邢夫人，皇上不想让臣妾见，又何必答应臣妾的要求呢？”
听了尹夫人的话，汉武帝的面色大变，奇怪地问道：“爱妾怎知她不是邢夫人呢？你没看她左簇右拥、衣着华丽吗？”
尹夫人答道：“臣妾看她的情态，不足以当夫人，更配不上名振华夏的当今天子。”
汉武帝听之万分惊讶，于是又让宫女带来一位穿旧衣的女人，这个女人很朴素，也没有宫女拥护。尹夫人瞄了一眼立刻说：“这才是真正的邢夫人。”
汉武帝更加奇怪了，问尹夫人究竟是凭什么来断定这个人就是邢夫人呢？尹夫人说：“当一个人在高贵的环境中待久了，她自然而然会有一种逼人的气势和情态。邢夫人在后宫中艳压群芳，博得了皇上的宠幸，左右有那么多的佣人伺候，举止必定文雅大方，从容不迫，这又怎么会是一个终日被人呼来唤去的宫女所具有的呢？”
汉武帝恍然大悟。尹夫人说完之后，面露哀怜之色，叹息自己不如邢夫人美丽有质，于是大哭起来。
这就是谚语所说的“美女入室，恶女之仇”。
声音可以造假，容貌可以改变，然而一个人的情态是很难以伪饰的。尹夫人能一眼便看出谁是真正的邢夫人，就在于她善于通过一个人的情态和举止，而不是简单的衣着随从等外在现象来识人。
观察人的时态
时态与恒态相对直解为运动时的形态。时态与人的社会属性，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人的活动，无不打上环境和时代的烙印。脱离时代与环境而独立生活的人是不存在的。
古人并没能提出“恒态”“时态”的动静结合方法，而《冰鉴》却弥补了它们的不足。实际上，恒态与时态相结合的方法，有辩证法的成分，能有效地避免机械主义的错误，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识人。古人把时态分为三类：深险难近者、卑庸可耻者、妇人之仁者。
一、深险难近者
在交谈之时，这种人忽然随便地把目光移往别处，这种情况表明，他心存别念，或者是心不在焉，没有给对方足够的重视。如无特殊原因，这种人缺乏诚意，不尊重对方，心怀他念。如果与这类人交流谈心，那是找错对象了。另一种可能是，谈到一个话题时，他迅速地转向了另一个话题。这种情态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他是内倾式思维者，多关注个人内心世界，内心感情敏感而丰富，思维转得快，但不依据、照应外界的情况变化；另一个原因是心有别念。前一种原于本性，不足为怪，后一种情况则不足与之交谈了。
大伙儿正谈得高兴，唯独他一个人在旁边冷嘲热讽，无动于衷，或者是冷眼旁观，不屑一顾。
这种人，要么是高人，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见旁人胡乱瞎侃，心中不舒服，本不想掺杂到当中去，却又忍受不了他们乱讲，因此在情态上有所表现。这种情况为情理中事，不足为奇。另一种情况则是没来头的冷嘲热讽，自觉高于众人，冷漠寡情，居心叵测，不值得深交。当然，也有的人天性如此，倒也不必多怪。
二、卑庸可耻者
有两种情况，“言不必当，极口称是”，在他人的言论并不正确的时候，却在一旁连连附和，高声称唱。如果不是存心这么做，必定是个小人，胸无定见，意志软弱，只知巴结逢迎、投机取巧。这种人不可信赖。
“未交此人，故意诋毁”是指不曾与人交往，对某人全然不了解，完全靠道听途说对人评头论足，说三道四，这种人既无学识，亦无素养，即俗不可耐，也不自知，实为无德之小人。
三、妇人之仁者
表现各不相同。项王待人仁慈有礼，言语温和，部下有人生了病，他会流着泪把自己的饮食分给他们。当手下的人有了功劳应当赐封爵位时，他却把已经刻好的印章拿在手里，玩弄得磨去了棱角，舍不得给人家，这种行为，就是所谓的妇人之仁，应该引以为戒。有项羽的前车之覆，后人应该深以为鉴。怀妇人之仁者，不足与之交谈大事。
中国古人对人的性格气质等都有所研究，但没有形成完整统一的体系，多散见于各种著述之中。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的性情是不是一成不变呢？不是。曾国藩体情察意，明确认识到性情气质不是固定永恒的，都是会有所变化的。更深一步说，作者已经明确认识到一个人的性格性情、人格情操、言谈举止，跟他的命运好坏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不会决定人的终身命运。验之以社会现实生活，可以发现，一个奸邪的小人却能身居高官显位，而一个正人君子却功名难求；贤相良将常常过早的身首异处，巨奸大滑往往能够得享永年。“善有恶报”“恶有善报”，屡见不鲜，不算什么怪事，因为生活太复杂了，没有固定不变的公式。
魏晋多名士。名士们善于清谈，而且行为举止潇洒风流。
王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名士，其生前身后为许多人所推重。
王衍出生在名门望族，才华横溢，容貌俊雅，聪明敏锐有如神人，常常把自己比作子贡，加上他声誉名气很大，为当世人所倾慕。有一次他去拜访当时的名士山涛，山涛看见他后，感叹了很长时间。王衍走后，山涛目送他走了很远，然后感慨地说道：“不知道是谁，竟然生出这样俊美的儿子！然而误尽天下百姓的，恐怕就是这个人啊！”
王衍这个人确实很有性情。有一次，他的幼子不幸夭折，名士山简去安慰他。王衍十分悲痛，几乎不能自持。山简就说：“孩子不过是怀抱之物，不必过分地悲痛！”王衍说：“圣人可以忘却感情，最下等的人则对感情没有体会。然而最珍重感情的，正在我们这样的人身上。”山简对他的言论甚为赞同，也就转而为他感到悲痛。
王衍虽然担任国家宰相的重任，但不思如何治理国家，却只想方设法保全自己，这是他较为卑鄙的一面。王衍每天考虑的都是在纷繁变乱的局势中，如何能够使自己长久生存下去。青州和荆州都是当时的军事要地，物产也很丰饶。王衍对东海王司马越说：“中原现在已经大乱，应该依靠各地的负责大臣，因此应该选择文武兼备的人才出任地方长官。”就任命自己的弟弟王澄为荆州刺史，族弟王敦为青州刺史。并对王澄、王敦说：“荆州有长江汉水的坚固，青州有背靠大海的险要。你们两个镇守外地，而我留在京师，就可以称得上狡兔三窟了。”当时有见识的人都很鄙视他。
当时的西晋局势岌岌可危，北方的少数民族纷纷起兵，企图在混乱中夺取政权。当时的北方军队大部分集中在匈奴主刘渊的旗下，他派石勒攻打洛阳。危难之际，众人推举王衍为元帅。王衍认为这时战争频繁，因惧怕而不敢担当，就推辞说：“我年少时就没有做官的愿望，然而积年累月，升迁到现在的地位。今天的大事，怎能让我这样一个没有才能的人来担任统帅呢？”
不久，晋军被石勒的军队攻破。石勒呼叫晋朝大臣前来与他相见。他以晋朝的旧事询问王衍。王衍向他陈说了西晋败亡的原因，并说责任不在自己。又说自己年轻时就不喜欢参与政事，想求自身避免祸患，因而劝说石勒自称皇帝。
石勒大怒说：“你名声传遍天下，身居显要职位，年轻时即被朝廷重用，一直到头生白发，怎么能说不参与朝廷政事呢？破坏天下，正是你的罪过。”让左右手下把他押出去。石勒对他的参谋孙苌说：“我行走天下多年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还应该让他活下去吗？”孙苌说：“他是西晋朝廷的三公，一定不会为我们尽力，有什么值得可惜的呢？”石勒说：“总之不可用刀刃加害于他。”于是命令士兵在半夜里推倒墙壁把他压死。
王衍临死时，看着别人说：“唉！我们即使不如古人，平时如果不崇尚浮华虚诞，勉力来匡扶天下，也不至于到今天的地步。”
空有一身才华和俊美的相貌，官运亨通，却不能安邦定国，只求在乱世中保全自身性命，安享荣华富贵，这是不现实的。有人说，环境塑造性格。王衍的性格以及在乱世中表现出来的情态与西晋当时的环境——崇尚玄谈之风，移居山林以避乱世——密切相关。无奈他身居高位，对西晋的破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嬉笑怒骂，情态毕现
情态是人的内心情绪的外在表现。
在情态表露之余，一个人的性格也显现出来。有各种各样的性格，就会有各式各样的情态。
情态之嬉笑怒骂
一个人的情态，最容易在他情绪激动的时候表现出来。比如，在嬉笑怒骂中，能更准确地认识到一个人的性格。
在《牡丹亭·闺塾》一出中，通过春香、杜丽娘与塾师陈最良三人之间的对白谈话，显现出三人不同的性格与情态。
杜宝为女儿延师讲学本是比较严肃的事情，可老师为一腐儒——陈最良，陪读的学生是一个活泼的小丫鬟——春香，于是课堂上就有一番“热闹”可看了。
师傅一见学生就搬出《礼记·内则》中的训示要女子鸡鸣则起。春香立刻说“今夜不睡，三更十分，请先生上书。”此言一出，我们既感到了有趣——学生对师傅的揶揄，又感到别有意味——所谓的《内则》是多么的荒唐可笑。
待讲解《关雎》时，腐儒更是大展其“腐”，他照本宣科地讲解被歪曲了的诗意。春香不失时机地打岔，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说成自家的斑鸠儿飞到“何知州”家去，接着又问那君子对淑女“为甚好好的求她”。只此一问便揭穿了封建礼教虚伪的面纱。
在春香出去时，杜丽娘欲为师母做鞋上寿，向陈最良要鞋样，陈竟然说“依《孟子》上样儿，做个‘不知足而为屦’罢了”。怪不得春香背后骂他“村老牛，痴老狗，一些趣也不知”。我们在感到好笑的同时，不禁也为这个深受科举之害的迂腐穷儒感到惋惜和可悲。
春香的调皮玩乐、陈最良的严厉迂腐之态、杜丽娘的大家闺秀的形象，在这陈最良的满口子曰诗云、春香的嬉笑怒骂中被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古时候有个叫王蓝田的人，性子很急。有一次吃鸡蛋，他用筷子扎鸡蛋，因为鸡蛋太滑，没有达到目的，便十分生气，就把鸡蛋扔到地上。鸡蛋在地上旋转不停，似乎在挑衅他，王蓝田于是就从席上下来用鞋齿踩，又没有踩到。愤怒至极，又从地上捡起来放入口中，狠狠地咬了几口，把蛋咬破了就吐了。这是在愤怒中表现出来的一副有些可爱的情态。
情态之冷嘲热讽
冷嘲热讽是指用明言暗语讥笑讽刺某种人事社会现象，将严肃的旨意、丰富的内涵以诙谐幽默的表达方式展现出来。鲁迅对这种讽刺艺术曾经有过一段精辟独到的论述。他说：“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
冷嘲热讽多用指桑骂槐、含沙射影之法旁敲侧击之。这也许比从正面指着鼻子进行指责数落的艺术效果更佳、更耐人寻味，更能显出一个人冷眼看世界、心怀批判、满腔义愤化作冷言冷语的性格。
据载，晚唐诗人皮日休性傲诞，隐居鹿门，自号间气布衣，兼作讽刺小品。他笔下多讽刺社会现实与社会政治，如“毁人者自毁之，誉人者自誉之”“古之杀人也怒，今之杀人也笑”，等等。
皮日休的性情从其诗中也可见一斑。在苏州任职时，皮日休寻访馆娃宫遗址有感而作的怀古诗《馆娃宫怀古五绝》其一云：
“绮阁飘香下太湖，乱兵侵晓上姑苏。越王大有堪羞处，只把西施赚得吴。”
这是一首怀古寄讽之作。前后两句鲜明对比：一个“下太湖”——沉迷声色；一个“上姑苏”——发奋图强，高度概括了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接下去，诗的后半部分本应直刺吴王的荒淫祸国，而诗人却出乎意料地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越王勾践，反说他也不见得光彩，只送去了一个美女，就赚来了一个吴国，未免也太便宜了吧！诗人故意指责越王“大有堪羞处”，乃是指桑骂槐的曲笔妙文，特意造成某种错觉，反而更足以发人深省。明嘲勾践，暗讽夫差。其艺术效果反而比直刺吴王更为得力，能给人留下更多回味的余地。
热讽则多是以热火泼辣、犀利尖刻的语调进行讽刺，较之冷嘲更为直接爽朗的方式表达出来，其热讽之情往往溢于言表。
李白被诏进京的第二年，吐蕃派使臣到唐朝下书，当时朝内大臣除李白之外都不识蕃文，玄宗即刻命李白进宫宣读蕃书。此时李白正大醉而睡，呼之不应，推之不醒。玄宗命御膳房做醒酒汤灌醒李白。
半醒半醉的李白进宫读完蕃书，玄宗和群臣听后大惊，原来那书中尽是措辞严厉的挑衅之语。李白道：“万岁放心，只要我以蕃文写一回书，让蕃使带回，蕃兵就不敢犯边侵境。”玄宗大喜，即命李白在他的龙案上，执御笔写回书。李白却借口自己的靴子不洁，恐污龙殿，自己脱靴又将弄污执御笔代万岁写回书的手，请万岁命高力士为他脱去靴子。因在用人之际，玄宗即命高力士为李白脱靴，李白“遂展足于力士，曰：‘去靴！’”高力士无奈地为李白脱去靴子。
李白下笔如有神助。须臾之间，一篇措辞犀利、气势如虹的文章写成，吐蕃使者读后吓得发抖，双膝跪地，称以后绝不敢侵扰大唐。
李白借醉酒未醒之际，奚落了皇帝眼前的红人——高力士一把，说明这个称自己为“楚狂人”的诗仙本身就是一个狂放之人，或讽刺、或嬉笑都随心所欲，视别人于无物。
情态的表现百种千样，却在瞬间即可看到其变化；精神的本质则不易知，其以动为主。因此在鉴别人物时，情态只是考察的内容之一，犹如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局部有缺陷，整体尚好，大体不坏；局部虽佳，整体已坏，则难当用。犹如一棵大树，枝丫坏死，而整棵树仍有生命力，仍不失去根深叶茂之美；如果大部分坏死，虽余有一枝半丫的绿意，终失其整体的完美，叫人叹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