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三郎的回忆竟在我下笔时突然模糊起来，它们像遥远的雨季令人眼花缭乱扑朔迷离，一时难以把握。我甚至产生了一种很奇怪的想法，怀疑在这个世界上是否真有一个名叫三郎的弟弟存在着，他和我的生活究竟有什么关系？我一遍遍地追问着，总是找不到答案。我萌生的那个可笑想法是：我和三郎怎么会没有互相擦肩而过呢？因为我已经与许多活着的人都擦肩而过了呀，所以彼此永远地陌生着，这是事实。
但我和三郎却不是这样。我和三郎自他出生那一天起就莫名其妙地相识了，那种勾连我们的东西叫血缘。这真是个令人无可奈何的东西啊，太专制化和强制化了，仔细想想都觉得荒唐得不可思议。世界上有许多事情都荒唐得不可思议，没法想象它们是通过何种途径才得以实现的，我常常为之陷入迷茫。
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我就把这一想法写信告诉了远在大连的弟弟三郎。当然，我是用一种半开玩笑的口吻表达这个意思的，我似乎也没有什么目的，只是被类似的问题折磨着，心里难受，我想听听他的说法。要个说法--现在人人都学会要个说法了。我很认真地写好了信，又很认真地往信封上贴了两毛钱邮票，然后把信投进了邮筒。我从上午十点钟开始呆立在邮筒旁边，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整整一个小时过去了，我看到邮递员准时在十一点钟开箱，动作麻利地把一大摞信件取出后我才放心地离去。哦，再过一个星期三郎就能收到我的信了。一想到这一点我就禁不住心花怒放，脑海里浮现出三郎一面读信一面挠头皮的情景。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个难题，在我的印象中，三郎对任何事物都不假思索，一副大咧咧的样子。在他为数不多又极其简洁的来信中，漏字现象或写错日期的事件时有发生，比如他会把"奔波"写成"奔皮"，把"你好"写成"你了"等等。尤为可笑的是他最近的一次来信，他把在一九九四年的某一天写的这封信理直气壮地落款为"一八九四·九月十七日·于大连"。一八九四年是个什么朝代？那一年的九月十七日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好奇心促使我查阅了一下历史资料，不查还好，一查让我唬了一跳。因为正是在一八九四年爆发了著名的中日甲午战争，九月十五日海军提督丁汝昌率北洋海军自大连湾启航开赴朝鲜，十七日午时归来与日寇军舰相遇，从而拉开了中日两国有史以来的最大海战的帷幕。万万没想到，我亲爱的弟弟正是在那一刻心平气和地给我写了一封书信，并提出让我资助他五百元钱，说他看中了大连商厦三楼货架上的一件黑色牛皮茄克。唉，不说了。
收到弟弟的回信已是一个月后的一个黄昏时分，季节正值酷夏，毒辣的日头照耀了一天，地面上泛起滚滚热浪。我从收发室里走出来，满头是汗。我迫不急待地在路上就撕开了信封，展读那页被揉得皱巴巴的纸片，那上面散发着一股浓烈的汗酸味儿，我猜想那封信一定是被弟弟狠狠地蹂躏了一番后才装入信封去的。他太气愤了，因为我的想法深深地刺伤了他高贵的自尊。这的确是我始料未及的。弟弟在信中说二哥啊二哥你太让我失望了，居然说出那样的话来。难道你把我当成傻子看了吗？以为我会听不出你话里有话？如果说哥哥这个位置可以随意选择的话那我一定会选择周润发，如果说妹妹这个位置可以随意选择的话我当然会选择周慧敏，总之怎么轮也轮不到你的头上，请问你有什么了不起？我操！
弟弟在信的末尾说他很快就要到我所在的石化公司实习，因为他学的就是化工专业。他说届时将带几个弟兄到家来喝一点啤酒。要青岛牌的。他说在大连四年多，喝了一圈啤酒还是觉得青岛啤酒爽口，清凉，喝到胃里比较舒服，只是在大连难得一喝。
我在暑气蒸腾的路面上读着三郎的来信，对夏天的感觉在那一瞬间就变得迟钝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阵悲凉感。那个迷茫又死死地来纠缠我了，我的嘴里也只好叽哩咕噜地发出几声难听的词组。我知道弟弟是听不见的，可除此之外我又能怎么样呢？
在回家的路上我竭力地捕捉着有关弟弟三郎的成长史，奇怪的是无论我怎样调动记忆也翻不出弟弟童年的完整影像，搜索到的只是一些零零星星的时光碎片。那时候他聪明伶俐，性格乖巧，父亲因此对他溺爱有加，近乎病态，以至于令我和哥哥姐姐们都倍受冷落。有一年春节，父亲在全家人的晚宴上向我们做过一个令人气愤的解释，他说三郎最小，我当然最喜欢他，这就好比是养猪崽，最后那一窝总是令老猪更加疼爱。你们有什么意见？有意见也没用，这是个感情问题，你们不懂。父亲说着，就拿筷子抄起一粒油炸花生米，小心翼翼地放到三郎嘴里去。三郎当时已经八岁多了，他在父亲的膝盖上洋洋得意地坐着，故意把花生米嚼得很响，令我们醋意大发却又不敢表示丝毫不满。我依稀记得三郎自幼有一个十分好笑的毛病--在厕所里撤不出尿，需要到外面才能撒得出来。这个令人费猜的习惯一直到大学二年级以后才得以纠正过来。他说他怕人看。一进厕所就感到有许多只眼睛盯他下身，太难为情了。这样，他的每一次夜间排泄几乎成了我的一次沉重负担，因为在那时，父亲总会准确无误地提醒我陪三郎一道去外面撒尿，充当着卫士的角色。当时我们全家居住在城郊租赁的三间民房，冬天里异常寒冷。院子里有一株落光叶子的老榆树，上面有一个黑乎乎的鸟窝，一两只白嘴鸦蹲在树枝上，不时发出几声凄厉的鸣叫，令人听了毛骨悚然。我拉着睡眼惺松的三郎走出院子，来到外面的野地里，说：撒吧，你个混蛋。三郎也不说话，只顾掏出小鸡，往洁白的雪地上一阵狂扫，雪地上顿时升起一片热气，紧接着有一股新鲜尿液的气味钻进我的鼻孔里。三郎打个冷战，说行了，我就又带他回房。
因为父亲的偏心，我们少吃了很多好吃的东西。说这话的人是我的大哥，多年以后，大哥从遥远的家乡来看望我，我总是买一大堆香蕉来招待他，我知道他特别喜欢吃这种可爱的南方水果。提及往事，大哥总是感慨万千，言辞中依旧隐喻着对弟弟三郎的不满情绪，而且话题总是涉及到吃。吃对一个人的童年相当重要，而我和大哥的童年是听着三郎从嘴里发出的阵阵美妙的吧叽声中度过的，我们一边听着三郎嚼食美味的声音，自己的嘴里总是情不自禁地涌满了酸酸的涎水。我永远忘不了意志薄弱的大哥因为抵制不住美味的诱惑，终于在一天晚上企图偷拿弟弟三郎枕边的一只香蕉这件事情。那一刻，一向保持警觉的三郎根本没有睡沉，当大哥的一只手刚刚伸过去的时候三郎就尖声大叫起来。于是，大哥不可避免地遭受到应有的惩罚，第二天早晨就被捆到了那株老榆树上。父亲命令母亲说，去往这个馋鬼头上撒一把湿米。母亲不解其意，嘟嚷着问什么意思，缸里的米已经不多了。但她从来不敢违抗父亲，还得乖乖地照父亲的意思去做。当湿米撒到大哥头上时我看到一大群饥饿的麻雀欢快地鸣叫着飞到了大哥身上，它们啄啊啄啊，眼睛里闪烁出残忍的幸福光芒。与此同时，我听到了大哥无比惨痛的大叫声。母亲闻声从屋子里跑出来，急忙抄起一把扫帚驱赶着麻雀，我也顺手捡起一根荆条，一边赶麻雀一边叫着哥，哥啊。同病相怜的泪水从我的眼里流了出来。这时，父亲走过来了，父亲说住手，都给我住手！然后上去抽了母亲一个嘴巴，紧接着又朝我的屁股上狠狠踢了一脚。他指着母亲哆嗦的鼻尖说：孩子都他妈的让你给宠坏了，他现在能偷香蕉将来就能偷国家的银行，你知道这个利害吗？我今儿个先把丑话说到前头，到时候他进了监狱我可不去给他送饭吃，要送你一个人去送！一听到"监狱"二字母亲害怕地哭了起来，仿佛大哥真的成了罪犯要去赴刑一般，母性的同情心顿时消失了，她抚了抚被打麻木的左脸颊，走到大哥的面前说老大啊，你爸教训你是为你好，以后可不能再偷吃了，听见没有？大哥满眼是泪，被牢牢地固定在树桩上，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把愤怒的、噙满了泪的目光投向躲在门后窥视他的三郎。看到这样的阵势，三郎也害怕了，扯着父亲的衣角说爸，别再打哥哥了，是我不对，我把好吃的拿给他吃还不行吗？父亲的火气立时就消了大半，他非常慈祥地摸了摸三郎的头，说瞧这孩子，多懂事哩！数他年龄小却数他最懂事。好，去给大郎松了绑吧。三郎却忸怩着不敢靠近大哥，结果是我忍着屁股的剧疼前去给大哥松了绑。在那一过程中，我闻到了大哥身上散发出一股浓郁的新鲜鸟粪的气息，我的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大哥为区区一只香蕉承受了皮肉之苦。但是，尤其令人可气的是他并未因此尝到哪怕是一片小小的香蕉皮的味道。那天晚上，三郎从他收藏的一大堆美味中挑来挑去挑出了两只好闻不好吃的生木瓜分给了大哥和我。夜深时分，我听到了大哥在被窝里喀吃喀吃地啃吃生木瓜的声音，它美丽的外表像一只鸭梨，气味清香诱人，肉质却坚硬无比。那个耗子磨牙般喀吃喀吃的声音响了整整一夜。我至今也不明白大哥是以怎样的毅力吃掉了一只坚硬的生木瓜的。
大哥对三郎蓄谋已久的报复计划实施于七十年代末期那个最后的冬季。一场前所未有的鹅毛大雪覆盖了广袤的北方原野，尖利的风呜呜地吹响了树干上垂挂着的白色冰棱。雪下了整整三天，父亲到另一个城市去开了整整三天的会议，母亲在她所在的蔬菜公司日夜劳碌，加班加点，根本无暇顾及我们。这无疑给心怀仇恨的大哥提供了最佳时机，他磨了许久的刀，终于可以一试锋刃。在那个大雪初歇的傍晚，大哥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只活泼可爱的小白兔，他以此做诱饵来引三郎上钩。他知道三郎喜欢动物，我们都知道三郎喜欢动物。三郎一见大哥怀中的白兔立刻魂不守舍，嘴里吧叽吧叽地发出了一种很奇怪的声音。大哥有点得意，当然面上什么也没流露。大哥一本正经地说三郎，看这个小东西好玩吗？一边使劲地虐待着小兔，把小兔弄得四蹄乱踢。三郎怯怯地点点头，心里早掠过一阵怜惜之疼。好玩？三郎不说话，仍是点头。好玩就给你吧，又拿手去打小兔，小兔在痛苦地扭动着身体。好玩就给你吧，只是别耽误了功课。嗯，有句话叫什么来着，二郎？玩物丧志。对，还是二郎有学问。三郎，你听清楚了没有？三郎说听清楚了，大哥，你就别打它了……你把它给我吧，我不会误了功课，这学期考了个双百，不信我把卷子拿给你瞧瞧。不不不，不用瞧，我相信你说的话。大哥说咱兄弟仨玩个游戏吧，我在前面跑，你们谁追上我谁得小兔。当真？来，拉勾。大哥和我们一一拉勾，并且朝我挤了一下眼睛，然后就撒开长腿往郊外的雪地里纵情奔跑。我和三郎就在后面追啊追啊，脚下响着喀喀的雪声，身后飞起成团的雪粒。我们穿越了一条条沟壑和一座座果园，又穿越了一个陌生的村庄，眼看着夜幕落下来了，我们也没能追上大哥。后来，我们就干脆看不到大哥的影子了。田野一片寂静，远处的河道里传来阵阵风声，像狼在嗥叫。我们停下脚，呼哧呼哧地喘了好一会儿粗气，抬头望一眼天空，有一颗流星正在坠落，刷地一下划亮了夜空。我们打了个冷战，肚子里咕咕地响一阵。三郎有些害怕，说我们回去吧，离家太远了。这时，大哥在前面喊道：你们过来呀，我受伤了。一听说大哥受了伤三郎又来了劲头，蹭蹭地跑了过去。由于太劳累，我是深一脚浅一脚走过去的，当我赶到现场时三郎已经泣不成声，两手被绳子反绑了起来。我观察了一下周围，发现那儿是一个宽大的场院，堆满了馒头似的麦秸垛，一条野狗正低着头在麦垛旁边搜寻着什么。我望着鼻涕长流的三郎，说哈，你也有今天，还牛×不？我幸灾乐祸的态度激怒了三郎，他破口大骂，说等着瞧吧，咱爸会收拾你们两个混蛋的--你们不是人你们是猪是狗是王八乌龟是两个傻乎乎的大鸡巴啊。大哥更来气了，说去你妈的，再叫你骂！就拿一块棉布堵住了三郎那张经常与美食打交道的嘴巴。
当寻找三郎的人群来到那个荒凉的乡村场院时他已奄奄一息了。他被一副吱嘎作响的担架抬进了医院，高度负责的医生抢救了他整整一夜。三郎苏醒过来时已是第二天的正午，冬天灿烂的阳光透过玻璃窗照着他苍白失神的面孔，那惊魂未定的肚皮伴随着微弱的呼吸一起一伏。
在那几个慌恐不安的日子里，大哥拉着我的一只手四处打听着有关出家为僧的渠道，诸如当和尚需要办理哪些手续，哪里的寺院条件比较优越，若兄弟二人同时皈依佛主是否能分配在一块儿等等。我们想以此避开即将面临的一场灾难。父亲好像猜到了我们的心思。直到今日他老人家也未提及过那件事情。当时，他只是沉默不语，面色铁青，高高撅着的嘴和紧锁的眉头表明着他对这一恶劣事件的态度。
不久，我们就都长大了，风风雨雨的童年时代也随之宣告结束，紧接着我们就像一只只出窝的燕子般欢叫着各奔东西，朝四面八方敞开的天空飞去。
弟弟是幸运儿，我们兄妹四人，只有他一人顺利地跨入了国家名牌大学从而暖洋洋地接受起了正规教育，我一度打心眼里表示羡妒。与之相比，我走的道路要坎坷多了。因为迷恋上了文学，我十六岁就投入了军营，尝尽生活的酸甜苦辣。我现在拥有一纸半吊子文凭是从部队转业多年后的事情了，是以进修的方式得来的，我自己很藐视它。我想假如我是弟弟的话我会很珍惜自己，一个品尝过生活艰辛的人都会很珍惜自己的，弟弟似乎永远也不会有那种感受。他在想尽办法变着花样地挥霍着短促的青春。这也倒罢了，因为青春归根结底是他自己的东西，可他有什么权力去挥霍属于别人的那一份呢？
弟弟对此不以为然。弟弟对什么都已不以为然。他说，现在都这样，谁还像你似的整天活在不值一文的书堆里？有本事挣大钱去，有本事当大亨去，娶个三妻四妾，玩个五洲四海，方不枉活一世。要知道，眼下作家算个什么？我不说了，怪难听的。 我尽管心里不高兴，却又对他无可奈何，因为他说完这句话就起身到厕所去了。待他从厕所里出来已是二十分钟以后，我肚里的气也早已平息下来。心想他一年才一个寒假，从老远的大连来山东一趟也不容易。几乎在每一个假期，弟弟总是先到家乡的县城里与父母团聚一番，然后，在返校的途中来我这里落一下脚，弟弟匆匆来匆匆去，最多在我这儿住上两日便大呼腻歪，说你们这个地方死气沉沉，连一点夜生活都没有。我说这里是企业，不比大连。他说企业怎么啦？都是人么，是人就要享受。
第二天，弟弟三郎走了，他留给我和妻子的是此后许多日子的经济危机。他头脚一走，我们就立马翘首盼望着薪水下发的那一天快快到来。因为在那时，弟弟索要了我钱包里仅存的一百五十元钱。在送他走的当天，我还在厕所里发现了一行虽被涂抹但仍能看清的歪歪斜斜的文字：作家算个狗。作家都是流氓。
我顿时怒火中烧拳头叭叭作响，忍不住一脚踢翻了放在厕所里的那只痰盂。我大声地骂着三郎三郎--我宰了你我宰了你我宰了你哇！
我当然宰不了他。在那一刻，他早已心情愉快地坐在火车上了，旷野在依次后退，各种飞禽纷纷逃离枝头。他一边望着车窗外的景物，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我那又大又圆的富士苹果。
天又下起了雪。截止目前，一九九四年的冬天已经下过两场雪了，这使我的心灵在聆听天籁般的感受中重返宁静，遥远的事物蜂涌而来。我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着我孤独的写作，疲倦了就抽一支烟，或听一点音乐。什么德彪西的《牧神午后》，什么肖邦和舒伯待的《小夜曲》，都被我听过无数遍了。连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也被我听过无数遍了。偶尔，我还会爬上离家最近的那座山顶上去，俯瞰着满眼的白色雪光发一番感慨，然后默默走下山来。在这个冬天我几乎足不出户，躲在书房里打发着寂寞无聊的时光，一边向读者叙述着我亲爱的弟弟三郎的故事。在这里，我是把弟弟放在一个纯粹的人的角度来加以思考的，这就难免有一些虚构的成分在内，这其实也是小说的基本特性。但是，你可千万不要因此产生误会--不要因此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在某种程度上讲，它非常真实，与我们随时看到的任何一幅清晰的画面毫无二致。
现在，画面渐次展开，并且随风舞动起来。我看到一条明亮的海滨小路，它蜿蜒着通往一座美丽的大学校园，门外是一片茂密的冬青和水杉树林，有一个少年人正在树林与门卫之间走来走去。
这是弟弟与一位姑娘约会的情景，大致的时间是一九九二年冬天的某个星期六的黄昏。那个长相酷似台湾影星林青霞的姑娘名字叫琼。琼与弟弟是在繁华的大连火车站认识的，当时弟弟正与几位男同学一道贩卖火车票捞外块，以满足他日渐窘迫挥金如土的消费方式。琼在那一天要去上海出差，排了半天队也没赶上她所要的那个车次，出于无奈，就求助到了票贩子那里。很快，她与弟弟找到了共同的话题，并且热烈地交谈起来。原来琼和弟弟是校友，只是两年前就毕业了，现在大连的一家公司搞公关。最后，他们彼此交换了电话号码，不久，弟弟开始了他平生的第一次恋爱。我记得在那一个时期，弟弟给我们的来信突然频繁起来，我几乎隔十天半月就能收到他一封简短的来信，内容除了问好就是借钱。与此同时，他还把内容雷同的信寄到父母和大哥那里去，令他们大伤脑筋。我粗略统计了一下，从冬天到春天，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我的抽屉内就已经保存了弟弟的八张欠条了，天知道这些欠条待到何年何月才能再以人民币的面貌出现在我面前。在那一年冬天，母亲早已从蔬菜公司的会计岗位上退休了，她已经两鬓灰白，各种疾病缠身，走一段路都要歇几次脚透几口气，却又不得不因为儿子的开销问题到一家小旅馆找了一个临时工作干，她说不就还有三年么，待他毕了业咱就不管了。
可事实是弟弟在当年就因期末考试有三门功课不及格而被校方出示黄牌警告，他不但从此丢掉了为之骄傲的班长职务而且被勒令留了一级。弟弟对此表示漠然，他已深深地陷入爱情的泥淖之中无力自拔了，他把母亲挣来的一点血汗钱一转手就花到了琼的身上去，而那个叫琼的女孩子陪他吃，陪他玩，还陪他睡觉，却就是不肯给他一分钱的接济，在他们为期半年的恋爱过程中，琼只给弟弟买过一件天蓝色T恤衫做为对他生日表示祝贺的礼物。
但弟弟很感谢琼。直到现在说起琼来还眉飞色舞。
尽管她早就不是个处女了，弟弟说，可我一点都不计较那个。那不是男人所为。
你怎么知道人家不是处女？你懂个屁。我说。
弟弟笑了笑，讲起了他和琼的故事。
我和琼见第三次面就发生了那事儿。这是弟弟和琼故事的开头。
那是在我的宿舍里。那天晚上学校里组织去市里看电影《菊豆》，我没有去。后来琼来了，我们就有了那回事儿。感觉平淡，不像想象的那么好，他说。
轻浮。太轻浮了。我在心里表示着鄙夷，又极想听听弟弟是如何发现人家不是处女的过程。可弟弟却在关键时刻很害羞地把它省略掉了。
事后弟弟了解到琼在一年前和市体育馆的一个健美教练有染，并且带有强迫性质。琼一边哭泣一边对弟弟表白道：他可是个二百多斤重的大肥猪男人啊！我一个弱女子怎么抵挡得了呀？
弟弟就安慰琼不要难过，都过去的事情了，无所谓。弟弟摇晃着琼丰满的白胳膊，嘴里说了一百个不在乎。他说的是真心话。他只是纳闷一个体重二百多斤的大肥猪男人怎么是健美教练而不是相朴教练或举重教练呢？
弟弟和琼的最终分手已是苦夏时节了，在此之前琼因公去上海出差月余。当然，琼在每星期天下午四点会准时从豪华的南方宾馆给弟弟打来一个电话。弟弟对琼忠贞不二，思念一天比一天更加强烈和深刻。可琼来了灾难也来了，痴情的弟弟对此毫无察觉。那天夜里，琼把弟弟约到海边，两人先是在一块礁石后面很有激情地做爱，完事后琼向弟弟要回了那件天蓝T恤衫，说要拿回去洗一洗。那天晚上弟弟是光着脊梁回宿舍去的，回宿舍后见同屋的人还在下围棋。弟弟观了一会棋阵，觉得疲倦，到卫生间冲了个凉就睡觉了。
打那以后，漂亮的琼和漂亮的T恤衫就一起失踪了。
半个月后，失了恋的弟弟从一家小酒馆里醉酒出来，突然看到琼正挽着一个留背头的男人轧马路呢，他们是说笑着从弟弟身边走过去的，像两条鱼轻盈地掠过了水面。傻瓜弟弟的酒顿时醒了。呆呆地望着眼前的一幕。他吃惊地发现那件天蓝T恤衫已经很合适地穿在另一个男人身上了，只是口袋上多了一支明晃晃的金笔，看上去非常有派。
妈的，女人太不可靠了。
妈的，女人太危险了。这个走极端的觉醒几乎改变了弟弟三郎对世界的全部看法，使他在此后的日子里处理感情的问题时都带有了明显的游戏和侠义性质。与此同时，他开始转移注意力，把目光投向热火朝天的社会。他结识了大连许多皮包公司的经理，还把一个开理发店的中年妇女认了干娘。在认干娘的隆重仪式上，各界人士纷纷到场，守寡半生的理发店老板意外得子，实乃人生一大喜事，又摆宴席又放鞭炮，热闹了整整一天。虔诚的弟弟喝了满满一大碗鸡血酒，嗑头行了大礼，热泪盈眶地叫了声娘。他说娘，从今以后我会尽全力孝敬您老人家，为您养老送终！言罢，弟弟把盛鸡血酒的空碗摔得粉碎。至此以后，弟弟就很少有信来了，我们谁都不知道他在大连又有了一个家和一个娘。尤其可怜的是我们共同的亲娘却还在每天吃力地擦着小旅馆走廊里肮脏的地板，并准时在月初把钱寄给她那拥有两个娘的儿子。
一九九三年的暑假弟弟通过干娘的关系结识了大连宇宙游艇中心一个外号叫老黑的男人，他是该中心的老板。在那个暑假里弟弟没有回山东探亲，他在信中说黑老板很赏识他，他准备帮他销售一个月的摩丝。届时可挣到两千元钱云云。我看完信后禁不住哭笑起来。不明白游艇中心怎么还会有摩丝销售。这个世界真是乱了套了。我这么想着，就把那封信揉成团丢进了路边的阴沟。
一个月后，弟弟到我所在的石化公司实习来了。一年不见，他看上去老成了一些，留着"板寸"，满脸憔悴。他果然带了三个弟兄来，据他介绍说都是和他一起来实习的同学。他们个个傲气十足，无半点斯文，且露一身痞相，让我顿时感到房间里有了一股恐怖紧张的杀气。妻子早有些怯弱，讨好地把青岛啤酒从壁厨里全部拿了出来，放到冰箱里去冰，又到厨房里一阵忙碌，忙得满头大汗淋淋，令我颇觉意外。
走时，他留给妻子一瓶廉价摩丝。
他说，是黑老板送给我的。嫂子，你留着用吧。
第二天黄昏我买了二斤蒸包来到弟弟下榻的那家白云宾馆，他和三十多名实习生住在四楼。条件太差了，十多个人住在一个没有制冷设备的大房间里，一进走廊就有一股难闻的气味扑鼻而来。四楼服务台上一位面容皎好的小姐板着脸问你找谁？我说找我弟弟，从大连来实习的。那小姐冷冰冰地说这么多人我知道哪个是你弟弟？你这人懂不懂礼貌？我连忙道歉，并报了弟弟的姓名。小姐立刻笑起来，面颊绯红。她说是他呀，我带你去找。她朝一个屋门半掩的房间里叫着三郎，三郎，你哥哥来了，快点出来！口气很不客气，像对待一个老熟人一般。三郎正在朝一伙人发脾气，嗓门很高，见我来了，弟弟就住了口：算了算了，不说了，你们都它妈拍拍良心窝吧。
我问三郎怎么啦？刚来这里就与人吵架？三郎说没什么，与你无关。三郎说走，咱哥俩出去转转去。
我与弟弟三郎来到一家光线灰暗的路边酒馆，每人喝了两杯冰镇啤酒，谈了一些家庭琐事，抽了一大堆香烟，一直到酒店要打烊了我们才走出来。彼此心里都有些不情愿，因为谈兴正浓，也谈得比较愉快。
三郎真的长大了，我心里想，他再也不是过去那个三郎了。
临分手时，三郎说，这里的小妞真风骚，比大连有过之而无不及。
三郎说二哥，我这次来还得向你借点钱，这是最后一次了。
你……你不是打工挣了两千元吗，怎么还要？难道这么快就花完了吗？
我想我当时的样子一定有点失态。
还……还没给呐。弟弟嗫嚅地说。回去以后才给。给了我就立马还你。老黑这人很够意思的，他不会骗我。
我心软了：你要多少？
七百块，他说。不，八百吧，他又说，这个数字吉利。
二十天后，弟弟结束实习返回了学校。事后我才知道，他把老黑付给他的一半（一千元）酬金在来时的船上就分发给他的那帮混蛋同学了。而另一千元钱老黑始终没再兑现，令弟弟甚为恼怒。
他从此离开了重利轻义的老黑。
炎热的夏天很快过去了。在一年四季中，夏天是我最厌倦的一个季节，在这个季节里我思维凝固，一个字也写不下去。我望着树上打蔫的叶子痴痴发愣，一呆就是半天，好像个弱智儿童。每当夏季到来，我总是不放过任何一个出差的机会，我观察着异地的风光，结识一些陌生的人，我以这种方式来抵抗着季节对大脑的侵蚀，一直等到秋天来临。秋天像个美丽高贵的艳妇，让人望一眼心中就有了久久无法平息的激动。
但是，一九九三年那个淫雨绵绵的秋天是个例外，它带给我的晦气足够我回味很长一段时间。真的，简直晦气透了。
一天，我在办公室里接到了一个陌生女子打来的电话，她说她叫小惠。
我表示愕然，小惠是谁？我生活里没有小惠。
怎么，你不记得我了吗？对方的声调里流露出明显的失望。
看样子他是没有向你谈起过我了。她自言自语，紧接着我听到电话里一阵啜泣。
我说你别哭，有话慢说。怎么回事啊？
过了好一阵，那女子才平静下来，说，我是白云宾馆的小惠，你弟弟的朋友。
一听到白云宾馆四个字，我的头一下子懵了，脑海里立刻跳跃出气味难闻的走廊，那个面容姣好的吧台小姐，以及她水汪汪的眼睛，涂着草莓色口红的嘴唇……好了，什么也别说了，我明白了。我出了一脑门子不该出的冷汗。
我立即乘车赶赴白云宾馆。噌噌噌爬上四楼，一上楼道口就听到了小惠在卫生间嗷嗷呕吐的声音。小惠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要和你弟弟结婚。
我语无伦次地说小惠，这不可能。小惠，你冷静点，这不可能。
有什么不可能的？他说他爱我。小惠说我明天就去大连，我要和他结婚。
我一定要和他结婚，把孩子生下来。
我说这不可能。小惠，你死了这条心吧。他不是真的爱你。你受骗了。
我只好如实相告。
小惠捂着脸呜呜地哭了起来。
当天夜里，我往大连挂了个长途电话，弟弟大概正在睡觉，吐字模糊不清，嘴里好像含着一团棉花，并且态度很不耐烦。
什么事？。口安，你说什么？大声点不行吗--你大声点儿！
我说小惠，你知道小惠吗？
什么小惠？……噢，她怎么啦？
她怀孕啦，我大声喊道。是你干的吗？她怀孕啦，你听清楚了没有？
这不可能。弟弟说完，不容分说，迅速地挂了电话。
混蛋，混蛋！他居然也说--这不可能。我抓着嘀嘀响的电话愣了很久。最后恶狠狠地骂着三郎的名字挂了电话。
几天之后，我领着小惠到医院去做人流手术，我找到在医院当大夫的一个朋友帮忙，什么也没解释。我知道任何解释都是苍白无力的不打自招，人往往会突然陷入这样一种说不清道不白的窝囊境地。这一点也不奇怪。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十几分钟就完成了。不一会儿，我看到少女小惠扶着门框从妇产科手术室走了出来，经历了这场洗礼，小惠看上去更加漂亮了，脸蛋红朴朴的，一双清澈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她大概两腿发软，走了几步就想摔倒，我急忙跑上去搀住她软软的身子，她一下子就瘫在我的怀里了。
这时，我的当大夫的朋友走了过来，脸上始终挂着意味深长的笑容。突然，他凑到我耳边小声地说：我今天犯了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啊。
什么意思？我警觉地问。
他仍是笑：我消灭了一个小作家哩。这你还不明白吗？
我急忙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我明白了，太明白了……谢谢你了，老兄，真的谢谢你……
他说小意思，以后再有类似的麻烦尽管找我。
我说一定，一定。唉，我不找你还能他妈的找谁呢？
朋友又关心地问我是不是需要一点避孕工具，他说时下盛行一种彩色螺纹避孕套，效果不错。
我一时语塞，不知该回答要还是不要。最后干脆地说：算啦。我……还是节制着点儿吧！
说完，一串感动的泪水顺着我的眼角流了下来。
(原载《当代小说》1995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