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兰克林· 德拉诺·罗斯福称12月7日是美国“活在耻辱中的一天”。1941年12月7日发生的“珍珠港事件”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本土第一次遭受他国攻击，这次事件对美国人内心的冲击不亚于60年后世贸中心大楼被袭，这使得美国人意识到，曾在地球另一边的潜在敌人已变成实实在在的威胁。更令人讶异的是，事后证实珍珠港事件似乎是可预测的。
事发前，有许多信号都显示珍珠港可能将遭遇偷袭，甚至已兵临城下。1941年11~12月，美日关系急剧恶化。日本扩张领土的野心膨胀，美国总统罗斯福将太平洋舰队从圣迭戈移防至珍珠港，以威慑日本，而这步棋却使美国太平洋舰队成为该区域的敏感目标。与此同时，日本海军频频更换无线电代码，并从中国和东南亚沿海调派大批军队和战舰驶向珍珠港，火药味愈来愈浓。
但最不祥的信号还是暴风雨前的平静。虽然美国情报官员已成功破译日本密电码“紫色”（PURPLE），可解读日方97%的外交密电，但是美国破解日本军事密电的尝试却鲜有成功。尽管无法解读这些军事密电的内容，但美国能侦测并追踪到密电发出的位置。日军航母舰队出海时不断发送的电报实际上已经暴露了它的行踪。
然而，从1941年11月中旬开始，日军无线电全部静默，致使美国对日军航母的行踪一无所知。20世纪40年代还没有全球侦测卫星，只有落后的雷达。在广袤的太平洋上空执行侦察任务，成本又十分高昂，因此只能在基地附近方圆483~644公里内展开无规律的巡逻。日方的舰队由数艘战舰组成，每艘战舰都有6个足球场那么大。而美军当时最好的侦察手段就是无线电信号，如果没有这些信号，他们就无法获得日军整支舰队的踪迹。
当时美方情报机构中有许多人认为，日军航母彼时距美国领海很近，在这种情况下美军可以依靠不同的通信工具交替监控日舰行踪。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即日军舰队已经冒险闯入太平洋海域，避开了美国海军的侦查设备。
其实，日本航母舰队当时正在开往夏威夷的途中。日军早已制定好精确的航线，就好比在美式足球比赛中，一个踢四分卫的球员发现了对方防卫中的漏洞，便借此发起进攻一样，当时的日军舰队正在穿越美军防线的盲点。日本舰队最初沿东南方向行驶，几乎是不偏不倚地行驶在中途岛和阿拉斯加荷兰港两座海军基地的中轴线上。1941年12月4日，日军航母舰队抵达西经165度的位置时，突然45度转弯，取道向南，直奔夏威夷。3天后的清晨，日军对珍珠港发动了袭击，这次袭击使美军损失了近2 400名士兵，4艘美军海军战舰被击沉。
1941年12月8日，美国国会以470∶1表决通过对日宣战，正式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信号无处不在
2001年9月11日，美国航空77号班机被劫持并撞向五角大楼西翼，机上59名乘客全部罹难。这次袭击也夺去了美国前国防部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身边125名同事的性命，这件事让拉姆斯菲尔德想到了珍珠港事件。1941年12月7日，当时只有8岁的拉姆斯菲尔德正在用广播收听他钟爱的芝加哥熊队的比赛，突然插播的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新闻中断了那天的赛事播出。
2012年3月，我前往拉姆斯菲尔德位于华盛顿的办公室采访他，去之前已经有人提醒过我此次采访未必会达成所愿，所以不要抱过高期望。拉姆斯菲尔德身高1.73米，当时已年近80岁，体格算不得多么壮硕，但在待人接物和言谈举止等方面都颇有震慑力。拉姆斯菲尔德出生在伊利诺伊州埃文伊顿市，在那里就读公立高中，后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大学时，拉姆斯菲尔德曾是摔跤队的主力，毕业论文的选题锁定了美国总统的权力。大学毕业后，拉姆斯菲尔德先是在美国海军服役，后当选为美国国会议员。在拉姆斯菲尔德办公室的墙上挂有他曾任职过的4个部门的徽章和纪念品：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两次担任国防部部长的人，第一次是在1975~1977年福特总统任内，第二次是25年后在小布什总统任内。
此次采访之前，我就了解到拉姆斯菲尔德对珍珠港事件颇感兴趣，于是将本书的详细大纲交给了他的参谋长——年轻的基斯·乌尔巴汗。幸运的是，采访当天拉姆斯尔德的心情不错，他已经仔细看过我提交的那份大纲。一见面，他便将一本著作的前言影印件递给我，这份前言摘自罗伯塔·霍斯塔尔1962年出版的《珍珠港：征候与决心》一书，这本书概述了日军的偷袭让美国军队和情报官员如此震惊的各种原因，认为比毫无准备更坏的情况是，我们把无知当成博闻，结果变得更加不堪一击。
拉姆斯菲尔德说：“事后发现，驻扎在珍珠港的美军事先准备好要应对的事，结果都没有发生。例如，夏威夷有许多日裔，美军为防止他们搞破坏把所有飞机密集地并排停靠在一起，认为这样就可以更好地保护飞机。但是当轰炸机来袭时，如此停放会使飞机更易遭受攻击和被摧毁。”
拉姆斯菲尔德指出，在“珍珠港事件”前，美军普遍认为美国本土的日裔最有可能对美军飞机和船只发动袭击。这种忧虑笼罩着整个夏威夷群岛。美军认为岛上的8万名日裔不仅会偷袭军事基地和无线电台，还会破坏菠萝园和乳牛场。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否符合逻辑，任何信号都会朝这个方向解读，美方一直在提防日裔耍花招，于是，把飞机和舰船紧密地停在一起，以利于监控。
同时，美方推测，如果日本正在策划攻击，就得先攻占苏联（东北部地区），或英属亚洲殖民地，而苏联和英国早已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已经树敌众多，为什么还要激怒美国这只沉睡的雄狮呢？美国人并没有发觉日本人一定会把自己拖进战争的旋涡，其实这些日本人想趁美军最疏于防备的时候发动攻击，重创美国海军。当时的日本政府不愿放弃任何领土扩张的希望，而美军却没能从日军的行动中看出任何战争的苗头。
在霍斯塔尔看来，所谓信号就是能够向我们传递敌人实际意图的有用证据；而本书则认为，信号是统计或预测问题背后真相的表征。霍斯塔尔关于“噪声”的定义与我的略有不同。霍斯塔尔所说的噪声指的是相互矛盾的信号制造的声音，而我则倾向于用这个词指代那些易被误认作信号的随机模型。在情报分析领域，信号缺失意味着将有重大事件发生（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航母舰队的无线电静默暗示着它们意欲开赴夏威夷，偷袭珍珠港），而信号过多又会使意义识别工作异常困难，这些信号可能会被淹没在震耳欲聋的噪声中。
下面一组图分别由10个信号组成，每个信号都由一个简单的数学函数得出，即正弦波。在图13–2A中，有一个信号特别突出，与其他信号不同。这张图呈现的就是我们遭遇一次袭击或其他失败的预测后的情形，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就是这个模样。我们会看到这个信号在书面记录中有，在模型里有，在各种先兆里有，信号无处不在。“珍珠港事件”和“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都有少数美国人声称，此类事件的模型是如此清晰明确，政府事前肯定已经得知要发生袭击，因此他们推断政府肯定参与策划或实施了这些袭击。
但在事发前，我们所看到的模型通常不是图13–2A所展示的那样，而更像图13–2B所展示的，如同一团杂乱无章的意大利面。正如霍斯塔尔所写的那样：
事后更容易从一堆无关的信号中捋出有用的信号。当然，事发后的信号总是相当清晰，因为灾难已发生，我们便可以看出该信号究竟预示着怎样的灾难。但是在事发前，信号总是模糊不清，让人难以琢磨，此时观察者身处“噪声”包围的环境中，也就是说，某场特殊灾难的预测过程总会伴有各类无用和无关的信息。
在这样的情况下，重要的就不是我们的信号探测能力了。假设我们已经具备了基本的信号探测能力，并在“珍珠港事件”或“9·11”恐怖袭击事件这样的重大事件发生前发觉大量信号，相关信号将被存入档案柜或输入电脑数据库，但大量不相关的信号也会存入其中。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从杂乱无章的信号中分离出有用信息的分析能力。
哪些信号更重要、更值得关注，我们通常对此都有自己的见解，持有自己的见解在一定程度上是很有益处也很有必要的。我在前文中已经详细地指出了在分析数据时因为忽略环境因素而引发的各种问题。我们没有做出什么有用的预测，却总是在各种预测模型上举棋不定、跳来跳去。
然而，我们关注的环境因素本身也会有失偏颇，为了一己私利。正如莎士比亚借西塞罗之口警告尤利西斯·恺撒一样，“人们照着自己的意思解释一切，实际上却与事物本身的目的完全相反”。有些信号会推动我们推崇的世界理论向前发展，或者预示着更加乐观的结果，对于这些信号我们也许会十分关注。或者我们可能只会关注那些符合官方口径的信号，就像“珍珠港事件”中美军更愿意相信珍珠港面临的威胁来自美国本土的日本人，而不是日军的空袭。
你不知道的不代表不会发生
拉姆斯菲尔德最喜欢霍斯塔尔那本《珍珠港：征候与决心》的前言，这个前言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谢林写的，正是谢林把约翰·纳什的博弈理论应用到美国国家安全领域的。谢林写道，人们常常误以为“不熟悉”就是“不可能”：
人们在作规划时，总会将不熟悉和不可能相混淆。那些我们从未认真考虑过的偶发事件看起来总是很奇怪，那些看起来很奇怪的事情则常被视为不可能发生，而不可能的事情就不需要认真考虑了。
美国和欧亚大陆远隔重洋，门罗主义颁布以来，美国与美洲其他国家的关系相对良好，一直以来，美国都极少遭受外国袭击。因此，“9·11”恐怖袭击事件、古巴导弹危机这样的特例对美国人而言属于很大的冲击。“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领土最后一次受到外国袭击是发生在美国第二次独立战争期间。欧洲和亚洲人民经历过多次战争的摧残，但美国不同，美国人民过去没有在战争废墟中生活过。
但是，夏威夷的情况比较特殊。这座城市位于太平洋中部，檀香山距离东京（6212公里）比距离华盛顿（7 765公里）还要近。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外加美国海军舰队的出现，夏威夷成为日军的重点打击目标。美国对外国军队袭击美国本土的情况不熟悉，因此对这次威胁掉以轻心了。
或许我们可以依据以下线索进行逻辑推理：
1. 美国几乎没有遭受过袭击。
2. 夏威夷是美国领土的一部分。
3. 因此，夏威夷也不可能遭遇袭击。
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思维方式。正如前文中所讲，无样本依据的冒险预测常常会失败。美国很少遭受袭击，这一事实是一个经验观察，而不是什么铁律。比方说，内布拉斯加州从未遭受外国的暴力袭击，这一事实并不能作为铁证运用到夏威夷身上，因为夏威夷位于大洋中部的偏远位置，周遭的战争局势又给它带来了安全隐患。
但是，至少这类错误的思维方式包含了一些“思考”。如果我们曾经仔细检查过这一思考过程，也许就会意识到那些假定条件是多么宽泛、多么不严谨。谢林建议我们应该提问时问得更深入一些。当我们对某种可能性不是很熟悉时，连想都想不到它，我们会对这种可能性形成意盲，医学上称为病觉缺失征。这种疾病的部分生理反应阻碍病患意识到生理患病的事实，许多老年痴呆症患者常呈现出这种状态。
当预测出现这一病症时，我们就需要与自己的本能做最激烈的抗争，勇于承认我们有哪些无知之处。
“9·11”恐怖袭击事件是“已知的未知”？
有些事是已知的已知，即我们清楚自己知道它。有些事是已知的未知，即我们清楚自己不知道它。有些事是未知的未知，即我们并不清楚自己不知道它。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
拉姆斯菲尔德这番著名的“未知的未知”言论发表于2002年，是他在“伊拉克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的，这一言论是谢林所关心的“将不熟悉当作不可能”这一问题的延伸。如果我们能提出一个疑问并给出标准答案，这就是已知的已知。若自问一题却无法给出准确答案，这就是已知的未知。而未知的未知则是我们连想都没想到应该提什么问题。“未知的未知是我们知识的鸿沟，但我们却不知道它的存在”，2011年，拉姆斯菲尔德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有时，“未知的未知”这一观点会被人误解。这一术语常被用来预测那些相当具体（但也相当难以预测）的威胁：
赌尼日利亚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危机，这是一个有把握的赌局——这样一个未知的未知对美国以及全球安全（重点强调全球安全）都是非常重大的预测。
预测尼日利亚会发生恐怖袭击是相当准确的（上面这段话写于2006年，３年后尼日利亚人乌玛·法鲁克·阿卜杜牧塔拉布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机场进入飞往底特律的航班，他将炸药藏在自己的内裤里携带上飞机，并伺机引爆）。然而，这段话存在语义错误。只要你还能列举出危险因素或不可预测的因素，那就是在表达已知的未知。能说出你所不知道的事情，就是进步的标志。
但正如我们发现的那样，几乎没有什么事情能简单地划分为可预测和不可预测这样的二元类别。即使你不知如何十分肯定地预测某事，但也许你能够对威胁进行估算或预测。估算可以精确也可以粗糙，预测可以准确也可以失准，可以聪明也可以愚钝。但至少你对问题有所警觉，这样通常就能有所收获，例如，我们不知道尼日利亚恐怖分子对美国发动袭击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但我们知道该国对美国的威胁很可能比卢森堡要大。
我们对世界有限的认知让我们备受挫折，当我们根本无法预测时，麻烦就出现了。“未知的未知”是指我们从未考虑到的偶发事件。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会有些思维障碍，或者说我们的经验不足以想象到此类事件的发生，于是，便认为这件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
在评估接收到的恐怖分子的信号时，这种观念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如“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前的情况一样，“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前也有许多信号：
? 已有诸多警告说飞机可能会被用作武器，这些警告包括1994年阿尔及利亚恐怖分子企图劫持飞机冲撞埃菲尔铁塔，1998年一个与“基地”组织有关的团伙企图利用载有杀伤性炸药的飞机撞击世贸中心大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