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异国他乡，我心系祖国，也心系书稿。此时，我似乎对“自我”有了更新、更深的认识：编辑生涯是和我的生命连在一起的！半年后，当我终于盼来了《杏林风骚》与《梨园风流》写就的消息时，立即从美国飞回北京，又赶赴罗萌属下的东北商务基地——锦州与葫芦岛，投入对这两部书稿的审阅、修改。
《杏林风骚》同样具备《丹青风骨》的优点，也有好看的故事。小说描写了我国北方草药集散地药王庙镇中医世家程氏两兄弟分别从事中医、西医所经历的奋斗之路和爱情生活，同时也写了一批中医、药农、药商等世家近百年历史时期中的沉浮荣辱。其中医道人道、中西医术的精辟关照，以及异国情仇、同窗恩怨等人物命运的不俗设计，特别是对东方皇帝、西方总统、人民领袖、名流苍生等五彩缤纷人物的生动描摹，让人感到新鲜，具有较强可读性。另外，小说在着意刻画人物形象的过程中，还巧妙地展现了中医中药的神奇功效，其“专业”程度令人惊叹！同时也进一步证明了我国民族医药国粹的博大精深与源远流长，使作品具有了浓厚的知识性和较高的文化品位。此外，《杏林风骚》另一个鲜明的特色就是采取史诗式的叙事手法，将编年与断代灵活穿插，分上下两卷，中间跳过近三十年历史，使小说故事情节进展较快，展现的历史背景也较广阔，从而增进了历史纵深感和沧桑感，是一部艺术张力较强的耐读之作。
自然，《杏林风骚》的成型也躲不过必经的工序：编辑看稿、提意见、双方争论、作者再润色。而且，“争论”的环节有增无减，只不过人熟了，习惯了，双方都不那么耿耿于怀了。在争论中，我进一步了解了他的性格、为人，知道他很饱学，看的书不少。“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他不时地引经据典，让我心悦诚服。从争论中我学到不少知识，获益匪浅。
在罗萌修改、润色《杏林风骚》的时候，我抽空看了《梨园风流》的初稿，边看边把想法用铅笔写在稿面上，最后又与他交换了意见。我带着已改竣的《杏林风骚》返回北京，他带着待修改的《梨园风流》飞回海南去潜心“爬格子”。因为绿卡的缘故，我要按期回美国，留给罗萌完成《梨园风流》的时间很有限，只有两个月。行前我们约定：他完成一部分，寄给我一部分，保持热线联系。不久，就接到他寄来的第一部分书稿，以后陆续而至。我随收随看，越看越兴奋，随时把自己的感受和思索通过电话告诉他、鼓励他。从这个意义上说，《梨园风流》是在电话线上最后完成的。
《梨园风流》除保持这套系列丛书的特色外，似乎更为好看，更具有文化内涵，艺术上也更臻圆熟。小说是写某京剧名伶世家几代人从艺生涯的悲欢故事。围绕某市京剧艺术节筹备工作而展开，通过寻找历年受迫害的名伶归队，重振京剧舞台，展现了在改革大潮的冲击下，梨园内外各类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倒叙了京剧舞台诸多旧事，揭露了旧中国和左倾路线统治给京剧艺人带来的重重苦难，以及给京剧发展造成的不尽困扰。这部小说以“情”为牵线，以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为依托，写了梨园沧桑、几代风流、名优沉浮、红伶荣辱、夫妻离合、姊妹易嫁等一系列悲喜活剧，以及封建王爷、军阀政客、投机艺人、腐败官僚等众多人物，其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的情节设计，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小说以历史与现实、舞台与社会相结合的表现手法，热情地赞扬了京剧国粹多姿多彩的艺术魅力和无穷的生命力，巧妙而生动地介绍了梨园史话、名伶掌故和流派、唱腔、武打、戏码等京剧基本知识。懂京剧的内行人能从中看出门道；不懂京剧的外行人，也能从中得到充分的艺术享受。因此说，《梨园风流》借小说之载体，充分弘扬了京剧国粹艺术之精华与古老中华的民族精神，它是一部很有文化品位的现实主义佳作，也是罗萌这三部长篇中最为好看和成熟的一部。
每次我都是匆匆地来，又匆匆地走，在匆忙中改就的三部书稿不免都会留有些许遗憾，但总体上看它们还都堪称上乘之作，我喜欢它们，把它留在祖国时，还要带走它们的影子。这影子伴我飞越太平洋，萦绕在我的脑海中，久久挥之不去。情绪激越后的沉思是清醒、从容的，似乎在美国的土地上，我才找到了作家罗萌最初产生创作冲动时的那种感觉，也才找到了这国粹小说的真正魂魄。记得，罗萌跟我说“要用自己的小说参与神圣民族之根的‘续断’大业”的情景，当时我只是泛泛地听听，没有深想。现在我知道了他不是唱高调，说说而已，这的确是他发自内心的真实感受。因为他讲的那情境、那状况，我在美国也亲自感受到了，也便理解了他的话的真正涵义。
我常常想：罗萌何以能把国粹小说写得那么好？直接的原因当然是他原本当过文学杂志的编辑，也写过各式各样的作品，有较扎实的创作功底，只不过在这之前没有写过长篇小说罢了。但我更愿认为，是命运使他一度脱离文学圈，因而与文学拉开了距离，距离产生美，更产生“旁观者清”的效果。加之他去国外广泛考察过，使他思想有了质的飞跃，看问题更加全面、深刻，知道国内外读者的阅读兴趣，了解文化市场的客观行情，懂得雅与俗的辨证统一关系。此外，他的成功还应归结于他的知识结构与文化修养。写小说就是讲故事，不同的故事、不同的叙述方式，便有了不同的风格。问题在于小说的故事虽然是编的，却不能流露出编的痕迹，要能够弄假成真，也要能让人信以为真。罗萌显然是个中高手，擅长编故事。我把这一印象对他说了，询问他何以这许多新奇故事能信手拈来？他微笑着送我一本厚厚的《艺术情境定式法》。这是他与别人合写的专门研究艺术情境理论的专著。他告诉我，艺术情境的构造技巧是艺术创作的最重要的技巧，掌握这门理论，就是掌握了艺术创作规律，编故事，制造悬念也就容易了——能把如何写好小说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进行阐释，并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进而创造出具体技巧与方法来，他能写出好小说也就不足为怪了。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他的成功根本因素还在于他的生活积累。记得，我们共同改稿的日子里，他零零散散地向我讲述过他的简历：他是成吉思汗后裔，生于锦衣玉食人家，幼从外公悬壶习医，后家道中落，不得已空门求生，又入梨园从艺，兼习丹青。后因出身缘故被调整到农村，从知青到公社团委书记、中学教师、县文化馆创作员、市文联文学杂志编辑、专业剧团编剧等。后又下海，做园林规划师、证券市场弄潮儿，又先是参与、后是领衔进行治疗艾滋病新药的研制等等，功成名就后，又重返文坛来圆旧梦……他随谈话的内容变换着表情，喜怒哀乐溢于言表。谈到在京剧团的学戏生涯，他还情不自禁信口哼唱了两句言派名段《让徐州》。想起这情形，我不能不深为感叹：坎坷的人生经历是他创作的宝贵源泉——有幼年的“悬壶习医”和下海后的艾滋病新药研制实践，才有今天的《杏林风骚》；有青春盛年时的“兼习丹青”，才有今天的《丹青风骨》；有当初戏曲学校的“梨园从艺”，也才有今天的《梨园风流》。这就是创作的根本规律，谁都不能从中取巧。
在洛杉矶，我找到一份中文人物杂志的主编工作，社长对我很器重，这本来是件好事，可我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份工作，选择了回国！在美国的亲戚、朋友都不理解，为什么等了十年才拿到别人艳羡的绿卡，同时又有了非常对口的白领工作，刚来美国半年就要重返故园？我告诉他们：我有个朋友在写国粹系列长篇小说，我觉得很有意义，所以想回去帮他。
美国的亲朋虽然一时听不懂我话里的全部涵义，但都明白了我的大体意思，知我是想回国做一件有意义的事，便都不再诧异。
回国后，我继续完成《杏林风骚》和《梨园风流》的编辑工作。这两部书稿的复审仍是彭沁阳，终审除高贤均外又增加了前副总编辑何启治。他们仔细、认真地审阅了书稿，不但给予了肯定、赞扬，同时也指出尚存的不足，并提出修改情节的构想设计，对我的责编工作有很大帮助。根据他们的修改意见，我进行了最后的发稿技术处理。在三审的编辑们与作家本人共同努力下，两部小说更趋成熟、出色。
现在，罗萌的国粹系列长篇小说即将问世，分享这“续断”大业的第一批成果的甘美，我的心很甜。
有位著名歌词作家曾说，他很长时间不读小说了，原因是现在的小说有俗无雅，没有文化。这位歌词作家的话无疑是有根据的，但在这篇编后文字的结尾，我很想向这位歌词作家进一言：唐李颀在《听安万善吹醏篥歌》诗中，有“变调如闻杨柳春，上林繁花照眼新”一联，我这里稍加篡改，可做“变调如闻新杨柳，续断‘国粹’照眼新”——新翻杨柳之词已不同前朝之曲，为续断民族之根而新写的国粹小说是很好看的，它可以证明有文化又雅俗共赏的小说还是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