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历史的自然必然性与“第二自然”
一、历史的自然必然性
沿着《启蒙辩证法》的基本思路，阿多诺认为，以往把历史构想为自由、正义的传统发展学说，只是从人对自然的支配方面考虑问题，但对人与人的关系则考虑太少，最多也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来考虑人与人的关系。“像黑格尔那样把世界历史构思成自由、正义等范畴，这似乎是一种怪癖。”这种怪癖最终会认同人对自然的支配的社会延伸：“一种关于世界历史的哲学构思表明了，一贯的自然统治，会冲破一切复杂的障碍越来越坚定地表现出来，并使一切内部的人们统一一致起来。根据这种历史观点可以推论出经济、统治权以及文化的形式。”
虽然是从一般性的问题人手，但阿多诺的意图是对资本主义合理性问题提出讨论，这一讨论是沿着马克斯？韦伯的社会观点展开的。韦伯在《经济通史》中指认了资本主义存在的最一般的前提条件，即合理的资本主义核算。他认为，首先，这种核算涉及到生产的一切物质手段的拨付专用，如土地、原材料、机器与工具等，这是私营企业不可剥夺的财产。其次，这种核算同市场自由有关，即不存在对贸易的不合理限制，否则就不可能有自由劳动市场，也不可能存在自由商品市场。第三，资本主义核算须以合理的技术为前提。这是阿多诺最为关心的。第四个条件是须具有可依赖的法律。资本主义的工业组织形式，如果要合理地运行的话，就必须靠可以依赖的司法和行政。第五个条件是，要具有自由劳动。人力必须随时有所供应，人们这样做不仅在地位上合法，而且经济上也迫使他们不受限制地在市场上出卖劳动力。只有在那些地方由于形式上是自愿的，但实际上是为饥饿所迫才成了为挣取工资而投身于工作的工人，生产成本才能清楚地预先决定。第六个亦即最后一个条件是经济生活的商品化。这是指代表着企业股权的商业证券得到普遍的应用，这时的财产具有了可资转让的证券形式。从这一界定看，韦伯对资本主义的界说与马克思的界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但对精神因素在形成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的作用判断，马克思与韦伯是不同的：韦伯认为，新教伦理先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而产生，而且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还是整个社会的基础。所以，“产生资本主义的因素是具有合理的记帐、合理的技术和理性法的那种合理的永久性的经营，但也不独是这些。必然补充的因素是理性精神，对生活普遍指导的合理性以及合理性的经济伦理。”
不管怎么说，从韦伯的视角看，资本主义就是以经济核算为基础的社会，其目的是获得最大利润，它同时又以自己的方式满足了大众的需要。所以，韦伯认为，合理的资本主义是按照市场机会的观点建立的，即用适当意义的语词来说是经济的目的。资本主义愈合理，它同大众的要求以及满足大众需要的关系就愈密切。把这种资本主义上升为一种制度就是近代西方世界的发展。
在韦伯看来，谋利获取、赚钱、尽可能地赚钱，这类冲动本身与资本主义毫无关系，原因是这种冲动在历史上一直存在；贪得无厌绝对不等于资本主义，更不等于资本主义精神。相反，资本主义倒是可以等同于节制，或至少可以等同于合理缓和这种不合理的冲动。当然，资本主义和追求利润是同一的，而且永远要以连续的、合理的资本主义企业经营为手段获得新的利润，因为它必须如此：在一个完全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中，不能利用机会营利的资本主义企业注定要消灭亡。因此，资本主义经济行动可以这样定义：“以利用交易机会取得预期利润为基础的行动，却依赖(形式上)和平的营利机会而采取的行动……在合理追求资本主义营利的地方，相应的行动将按照资本核算进行调节。”在此，韦伯一方面强调了自由劳动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强调可计算性：“这种资本主义(指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引者注)的合理性，基本上取决于最重要的技术因素的可计算性。”资本主义的产生是资本主义的利益欲与西方文化特有的和独具的合理主义结合的结果。实际上，韦伯并不否认经济因素的基本意义，只是他认为，除了这一层面的意义之外，还应考虑其它的因素：我们承认经济因素的基本意义，因此每做出一种解释，都必须首先考虑经济状况；但同时，相反的相互关系也绝不能置之不顾。因为，尽管经济合理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合理的技术和法律，但它同时也取决于人类适应某些实际合理行为的能力和气质，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伦理上的责任观念，过去始终是影响行为的最重要的构成因素。因此，“要探讨的是现代经济生活的精神与禁欲新教的合理伦理之间的联系。”
马克斯？韦伯认为，尽量地赚钱，加上严格规避一切本能的生活享受，毫无幸福可言的混合物，更不用说享乐了，获取经济利益不再从属于人，不再是满足他自己物质需要的手段。我们称之为自然关系的这种颠倒，虽然从自然情感出发是不合理的，但却显然是资本主义的一项主导原则，这是没有处在资本主义影响之下的一切民族所不具备的；现代经济秩序中，只要干得合法，赚钱就是职业美德和能力的结果与表现。这里讲的实际上就是职业责任，这种职业责任“是资本主义文化的社会伦理的最重要特征，而现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根本基础。”在先有资本主义精神还是先有资本主义秩序这一点上，韦伯说，唯物主义的观点颠倒了真实关系，因为资本主义精神无疑在资本主义秩序出现之前就出现了。
所以，在韦伯的意义上，“我们暂用资本主义精神这一表述去描述以合理而系统的方式追求利润的态度……那种精神态度最适合表现资本主义企业，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企业的最适合的心理动力则出自这种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精神就象有人说的那样，可以理解为纯粹是适应的结果。资本主义制度非常需要对赚钱天职的献身，它是一种与资本主义制度非常相配的对物质财富的态度，与争取生存的经济斗争中的生存环境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似乎最好理解为合理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并且似应能够从合理主义对生活基本问题的原则立场中推演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只能把新教教派作为纯粹合理主义哲学产生发展之前的一个阶段加以考察。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精神是合理化的一部分，这种合理主义是与从个人自我的世俗利益角度出发相去甚远的，这种以个人自我的世俗利益角度出发去看待和评价现世的态度也被有些人标榜为合理主义，但在他看来，这种合理主义，绝不是资本主义必需的人以其职为任务的这种关系得以顺利发展的土壤。事实上，人们完全可以依据根本不同的基本观点，按照完全不同的方向使人类的生活合理化。那么他所认为的合理主义是什么呢？实际上，他所指的合理主义是“孕育了天职观念和为职业劳动献身之精神的特殊具体的合理思想形式”，“从纯粹幸福主义的利己立场出发，那种思想是非常不合理的，但它曾经是而且至今仍然是我们资本主义文化最重要的待征要素之一。”这里已经透露了他对当下资本主义精神——贪婪与以个人幸福为目的的享乐主义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的担忧，但他实际上采取的是在学理加以回避的态度来遮蔽这一实际问题，这恰恰是他区别于马克思的基本方面。
正是从这一思路出发，马克斯？韦伯认为，他的观点不是要坚持一种愚蠢的和教条式的观点：资本主义精神的兴起是宗教改革产生的某些影响的后果，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体制是宗教改革的创造物。他的目的是要确定对于那种精神在世界上初始形成及大规模扩张过程中，宗教力量是否起了作用，起了多大的作用。进一步说，要确定资本主义文化的哪些具体的方面可溯源于宗教力主义为追求的基本目标，当然这是以资本主义精神原有力量所呼唤出来的强大的物质世界或经济力量为前提的，在这里，每个人都受到了经济力量这一牢笼的支配：资本主义的秩序与机器生产的各种技术、经济条件结合在一起，“以其不可抗拒的经济力量决定着今天所有生而处于这种机制之中的个人的生活，而不仅仅是那些直接参加经济获取活动的人的生活。”
由此，人类对于外在物的关心已经超出了原有的清教的观点，对于外在物的关心已经变成了“铁笼”：物质财富获得了一种历史上任何阶段都未曾有过的、愈来愈大且最终变得不可抗拒的统治人类生活的力量。今天，宗教禁欲主义的精神已经逃出了这个牢笼，但是胜利的资本主义已经不再需要它的支持，因为这个资本主义的基石是机械。禁欲主义的后继者启蒙运动似乎也在不可挽回地逝去。如果完成某种职业不能与最高尚的精神和文化价值观念直接相联，或者从另一方面说，假如它根本无需使人感到是一种经济强迫力量，那么人们一般就不会做出任何努力，去为它寻找存在的根据。可见，其一，当下宗教已经从经济力量逃脱，原因是经济物质力量本身的进程不再需要宗教了，它有自己的基础——即经济的自然必然性；其二，韦伯已经深刻提到了启蒙的辩证法；其三，追求财富已经与世俗的情感结为一体，即资本主义精神——对财富的追求、而且是无限的追求已经在宗教之外即世俗领域找到了自己的基础。这也是韦伯带有古典理想主义忧虑却又超出古典理想主义答案的辩证之处，处于现代性初期诊断时期的时代局限却没有受囿于现代性思考，这正是韦伯的深刻之处。
这样看来，特纳对韦伯理论的概括是比较准确的，在特纳看来，韦伯的理论努力确证了这一点：人类的本体特质(人性)与现代文明在文化与社会方面的必然要求相脱节；实际上，我们的人性面临工业文明在社会学意义上的必然要求，注定是要被后者压制的。这种观点是尼采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韦伯和弗洛伊德那里，我们也同样能够捕捉到它的影响。特纳认为，韦伯的核心问题中就包括了在人类学意义上深入考察人性，考察我们的本体存在如何沦为某种“生命秩序”产物，并且因此帕森斯认为韦伯的作品实际上仍然情系于德国哲学人类学的悠久传统。特纳认为，有人说韦伯是位“陷于绝望的自由主义者”，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看韦伯是否是站在保守主义的立场上，抨击资本主义下生命秩序的一位文化批评者。所以，特纳说韦伯是“一位现代性理论家”：韦伯在人类学意义上分析了在理性化了的社会系统生产过程中，产生现代(类属意义上的)人的那些生命秩序，这在许多方面都预现了当代现代主义者与后现代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同时，韦伯对现代性深怀焦虑，正是韦伯所表露出的这种疑虑，使得阿多诺接着韦伯往下说。当然，我们看到，在进行讨论的过程中，阿多诺注重的不是韦伯的结论，而是他所梳理的理性观点。
在韦伯看来，行为合理化或理性化是多重的，首先是目的合乎理性，比如市场的有关参加者正是把他们的举止作为手段，以自己典型的、主观的经济利益作为目的，把他们怀着对对方举止的典型期望作为达到目的的条件，并使他们的举止以这种目的和期望为取向。这种合理性常与形式合理和核算结合在一起。其次，价值合理性，通过信仰的绝对适用作为最后的、负有义务的价值(习俗的、美学的或其他的价值)的表现。正是这种合理性的遗忘成了阿多诺等人批判理论的焦点。甚至韦伯也坦诚地承认，他作了这么多的理论分析，但还是没有把握去断言自己已经穷尽对理性的研究：行为理性化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用有计划地适应利害关系去取代内心服从约定俗成的习俗；诚然，这个过程并未完全囊括行为理性化的整个概念，因为除此以外，行为理性化有可能积极地延着有意识的价值理性化的方向进行，然而也可能消极地除了牺牲习俗外，也牺牲情绪的行为，最后也可能有利于一种无价值信仰的、纯粹目的合乎理性的、牺牲受价值合乎理性约束的行为。因此，“行为‘理性化’概念的这种含义多样性我们还要经常研究。”而这正是阿多诺等人批判理论的一个出发点。
阿多诺接着这个讨论主题说，当下是人们把手段当作了目的，所以说，理性出于不断的自我保护的缘故而产生的目的概念应该从镜像中解放出来。“目的是不同于作为手段的主体的东西。然而，这一点被自我保护弄模糊了，自我保护把手段确定为目的而这些目的不需要向任何理性证明它们的合法性。生产力越是提高，作为自在目的的生命的永存就越是失去了不证自明性……目前的把手段当作技术中的目的来崇拜的阶段预示着一种走向明显荒谬的趋势的胜利：那些一度合理的但已经过时的行为方式原封不动地被历史的逻辑招回来了。这种逻辑不再是符合逻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