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多诺看来，生产力是真正辩证的：生产力的解放，那种支配自然的精神的行动与对自然的暴力统治有密切关系。这种统治可以暂时地退却，但没有它，生产力的概念就是不可思议的，更不用说生产力的解放了。解放一词具有威胁的含意。其实，阿多诺不主张否认生产力的历史作用，而是要纠正对生产力的技术崇拜：“一旦生产力的解放同人们之间承受的关系相分离，它也就开始被当作规则受到崇拜。解放也不过是辩证法的一个要素而不是它的符咒。”可见，我们要谴责的是把生产力发展与人们的关系分离开来的做法。
阿多诺认为，“目前社会中有助于提高生产力的商品交换原则同时又对这些生产力构成了日渐加剧的威胁。”这是对启蒙辩证法的一个判断，也是对现代性的一个深刻见解。面对这一现实，哲学有两种坏的选择，其一，服从于现实历史过程，把它当作一种自然必然性；其二，以主观设定的概念来规定历史，让历史服从于主体随意性，当然这本质上是推脱责任。这两种选择不是决然分离的，比如存在学说，它以模糊的“存在”来言说历史，同时它实现的正是对现实的历史的服从。正确的做法是正视现实矛盾，以主体反思为中介，纠正历史的自然必然性扭曲，使它成为真正的人类史。
在对历史进步观的判断上，阿多诺扬弃了本雅明的观点，他认为，历史是连续与非连续的统一。“辩证法上唯物主义的颠倒最突出强调的是洞察那种未被精神和概念的统一而令人鼓舞地结合起来的东西的不连续性。然而，非连续性和世界史应该放在一起来思考，把后者当作形而上学迷信的残余一笔勾销会从精神上把纯粹的事实性固定为唯一应被认识因而应被接受的东西。”在历史灾难面前不是要我们去遮蔽历史的丑陋，而是要“爆破”坏的历史进程。所以说，应该解释并否认世界史，在灾难发生之后并鉴于灾难的发生而说走向一个更好的世界的计划展现在历史中并把历史统一起来，这简直是玩世不恭！阿多诺从自己的思路告诉我们，现实存在的是坏的历史统一性，所以，“为此理由也不应否认那种把历史不连续的、混乱的、破裂的环节和阶段结合起来的统一性——那种统治自然、进而统治人类并最终统治人的内在天性的统一性。世界史根本没有从野蛮走向人道主义，而只是从弹弓走向了百万吨级的核弹，它终结于组织起来的人类对起来的人总威胁中，终结于不连续性的整体中。正是恐怖检验了黑格尔，把他头脚倒置起来。如果他把历史苦难的总体性美化成自我实现的绝对的肯定性，那么，直到今天仍在滚动着的——偶尔停下喘口气——整体在目的论上就是绝对的苦难。”这种苦难历史是应“爆破”的。
在阿多诺看来，“历史是连续性和不连续性的统一。社会不是不管它的对抗性，而是凭借着这种对抗性继续生存着。利益以及阶级关系构成了所有人生活所依赖的生产过程的动力。”所谓的世界精神、世界史是一个虚假的概念，因为，以生产力而不是以人的发展为目标的价值取向并不是人类社会的真正形态，这个虚假的概念只不过把人类的灾难永恒化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使历史执迷于观念的话，那就很难有别的方法从哲学上解释历史。”即是说，我们应该换换视角对历史的进步观念作批判分析。
我们认为，当马丁？杰说，阿多诺“强调历史统一连续体在不管多么遥远的未来分裂的可能性”时，他忽视了阿多诺与本雅明的一种看法，即历史的这种坏的连续体——它与空洞的时间与空间延伸联系在一起——是不会自己断裂的，因为这种历史本来就是没有能动主体参与的历史，无所谓断裂。重要的是看到，这种坏的历史连续体是在什么意义上连续着，一旦我们发现它是工具理性的统一体，那么，我们要做的是去“暴破”这一历史，使能动的历史参与者人从僵死的历史连续体中“暴破”出来，并由此出发来改造这种历史。要是一定要说历史断裂，那么，在阿多诺与本雅明看来，它早就断裂了：人性的历史在工具理性一开始同一这个社会的时候就已经断裂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多诺认为，即使存在从投石机到百万吨级原子弹的普遍史，也不存在从野蛮到人性的任何普遍史。所以，这里还是用本雅明隐喻性的话语“暴破’’历史更为合理。这里需要对两个要点作出解释，第一，阿多诺是从什么角度论证历史的不连续性的？第二，阿多诺在排除了弥塞亚式的救赎可能性同时，以什么来赎救历史？这第二个问题我们放到下一小节即“自然、肉身与历史”当中去证。
首先，在阿多诺的观点中，其批判的最后依据仍然是人性，他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来论说历史的不连续性的。在历史哲学看来，人性就蕴育在人对自然的支配之中，它和工具理性的发展是一致的，但正是这种观点使历史哲学失去了历史意义。根本的问题是，这种“历史哲学把人性的观念作为有影响的力量置于历史本身，并使这种最后获得胜利，所以它的内容就丧失了真实性。”然而，这种历史哲学往往忽视了对现实苦难，而保留了一种虚假的期望，这种历史哲学“期望会出现比较好的善，即使这种期望不是一种单纯的幻想。也是没有可靠的根据的，它们不是有保证的、可以坚持的和最终有效的，因为它们对普遍的苦难的原因缺乏尊重。”
法西斯主义所实施的大屠杀是第二自然蔑视人的极端表现，阿多诺以法西斯行为为例确证第二自然的坏的否定性。实际上，在现存社会的原则中这种否定性一直生存着，直到这社会自我毁灭。法西斯大屠杀完全论证了这样一个观点，即第二自然比第一自然更恐怖，“第一自然的灾难同第二自然、即社会的自然的灾难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更可怕的是，第二自然剥夺了人们的想象力，使我们的形而上学能力瘫痪了，实际事件破坏了思辨的形而上学思想与经验相互中介从而超越痛苦经验可能性；这主要是因为，法西斯所实施的死亡“实验”使人匀对死亡不再产生恐惧感。死亡经验的日常化使人们完全失去了超越死亡的想象力，这是法西斯暴行的最深层的罪恶；法西斯从一个侧面表明历史所趋向的是对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冷漠。
阿多诺正是想在这样一种痛苦的经验时刻来赎救历史，所以，我们看到，他经常把神话与启蒙放在一起讨论，那是因为他想让人们从神话故事(过去)与现实(现在)的交映中思考那闪烁不定、若即若离的人类彼岸。从这一点看阿多诺又非常接近于本雅明，因为本雅明历史进步观反思之后的结论就是，“过去带着时间的索引，把过去指向赎救。”他认为，我们并无意去辨识过去的“本来的模样”，“而是当记忆中的某种东西在危急时刻闪现的时候去抓住它。”阿多诺那里，这种时刻就是“奥斯维辛”所代表的法西斯暴行时刻，即历史的碎片化时刻：“如果一个人要观察在二战后德国城市中的一个建筑物，那么他最好绕上一圈，看清楚它是一座完整的建筑物，还是一道被摧毁的建筑物的静止的墙。”
二、自然、肉身与历史
在回答怎样赎救历史这个问题上，阿多诺与本雅明区别开来了，阿多诺依托于自然，依托于人类社会的个体存在，依托于个体的身体体验。在阿多诺那里，历史与自然，不是两极对立，相反，它们常常被阿多诺互换位置，在概念里，它们是互相译解的。这正是阿多诺主张自然“爆破”历史这一历史观的继续。
阿多诺也谈物化，但他所理解的物化是从自然与历史的关系角度谈的，他想打破工具理性的连续性，重建综合理性的连续性。所以我们常看到，阿多诺特别强调经验、特别是其中的记忆的作用，阿多诺的“记忆”是对主体与客体，自然与社会关系的星丛式记忆，而不是纯粹的人与人的关系角度谈的。他曾提及这样一句名言：“所有的物化实际上都是遗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阿多诺看来，人类史早期是自然支配人，后来人类以工具理性操纵自然，正是操纵自然的种种手段最后成了反过来支配人类自己的理性，于是，人们赖以存在的社会成了类似于自然的东西，社会成了第二自然！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错在哪里？在阿多诺看来，就错在人们遗忘了这一点：自然并不仅仅是人类需要加以支配的对象，技术理性对世界的支配并不是人类的真实存在，自然在为人类提供生存基础的同时，还意味着更多——指向未来的人类征象，特别是当自然成为理解历史的现实契机的时候。
正因为此，我们发现，阿多诺在其理论中给予了自然很重要的地位。因为，在他看来，大自然表征的是尚未人化的维度，这种象征也并不是指其单纯的存在，而是意味着更多，实际上，他也是基于当下世界尚未人化的大自然已是微乎其微的原因，才这么说的：大自然那最为古老的维度之形象，通过一种辩证的转折变化，成为崭新的、尚未人化的和可能的事物的密码。作为该密码的自然界，不单是存在的事物，而是意味着更多的东西。于是，仅考虑其存在方面看来有损于自然的价值。那种有关自然正是如此表明自身的陈说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自然界的语言并非是命题式的。其语言也并非是虚幻慰藉的语言，或者只是人们渴求慰藉的回声：“自然美所包含的这种不确定性是神话之歧义性的传代物。相反的，作为神话之回声的慰藉，由于成为外显自然的一种功能放而脱离开神话。”
在美学领域，阿多诺认为，自然是艺术的契机，因为自然正是在现实中受到人类的支配并呈现颓废的样式，而艺术具有恢复自然解放潜力的可能性。而且，艺术无须为自身辩护，无须为自身因颓废而受到的指控进行辩护；艺术由于拒绝肯定受到大自然铁的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必然性支配的世界进程，必然会遭到上述指控。对“铁的必然性的批判”我们已经在阿多诺的历史哲学观中加以具体说明。
沿着这一思路，阿多诺分析了所谓的“文化景观”。在阿多诺看来，“文化景观”实际是意识形态的补充，流行的城市社会将文化景观当作自身意识形态的补充。文化景观之所以能够扮演这一角色，是因为它们虽然默认城市生活的支配地位，但看不出它们带有市场社会的烙印。只要人类社会依然陶醉于功利主义的伪进步之中。那么，人们总会这样想：“前现代世界无论其落后与否．总比现在更好且更富人性。”于是，直接的大自然便获得了某种合理性，但是，本质上，直接的大自然只是使个体的渴求得到了缓解或暴露，人们由此所取得的满足可能是虚假的。更进一步说，“文明的进步给人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使其不知他们甚至在今天还是多么的脆弱……主体将自身投射到自然之中，凭借其孤立状态而获得一种与自然的亲近感。在被化为第二自然的社会中，主体由于无能为力，而急于在第一自然中寻求庇护或帮助。”
假如说自然是历史物化的解毒剂，那么，人的身体同样也是主体受奴役这一现状被否定的契机。但是阿多诺所强调的不是总体的人，而是人类个体的身体及其感受。这与阿多诺对当下历史的判断联系在一起的，阿多诺认为，“不管怎样解释，直到今天，历史都缺乏总的主体。历史的基础是现实的个体主体的功能联系，，他引用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在《神圣家族》里关于历史的说明：“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活动而已。”阿多诺想寻找一种能成为历史总主体的集体性，但正视现实，他只好求助于个体，而他对当下总体性的否定我们已经耳熟能详了。
为了爆破历史，所以，要把历史与个体性、偶然性相联系，因此，阿多诺必然要解构人类历史自然必然性(总体性)外观，并由此引介个体主体性。阿多诺认为，历史的普遍性、在总趋势的必然性中结成的事物的逻辑建立在某种偶然的东西之上，某种外在于它的东西之上，也就是它不需要成为的东西之上。在历史长河中，偶然与个体的东西比那种虚假的总体性、普遍性更显得重要。
阿多诺认为，只有当总体性看作一促社会必需的外观、看作从个人身上挤压出来的普遍性的实在化时，只有当总体性的绝对性要求被破除时，批判的社会意识才可以自由地认为总有一天事情会是不同的。其实，只有当理论认识到必然性是实现了的外观，历史的决定作用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偶然性时，理论才能卸掉历史必然性的巨大包袱。也只有这样才可以爆破历史，即爆破历史的外观总体性。同时，爆破历史会使我们走向新的历史可能性：“今天受挫的另一种可能性已经浓缩成无论如何也要防止灾难的可能性。”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