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又一次战争，清朝（1616—1911年，1644年起为全国性政权）开始统治中国，这也是第二个统一中国全境的少数民族政权。清朝的存在，说明“蛮勇”在东亚仍具有政治说服力，而同期的欧洲已经走上了依靠科技文化兴国的道路，培根、哥白尼、伽利略等已经出生。牛顿诞生时，满人的文字才刚刚创立不足50年。
清朝的“落后”，是西方映衬的结果
论及中国近代落后，许多人不仅将之归咎于儒教，也常常认为是满人入主中原的结果。其实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原因，起码不够全面。在西方人打开中国国门之前，中国近代的落后并不仅仅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整个亚洲的落后，还有非洲与美洲的落后，难道都是儒教与清朝的责任？我们必须换一个新的角度看问题，或许应该去了解西方发生了什么，以及是什么让西方保持了先进，从而凸显了其他地区的落后。这更为重要。
许多人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解释清王朝的命运，实际上从全球文明的背景上看，清朝的落后与灭亡是一种必然。
到17世纪，当时中国在思想文化和工艺技术等方面开始全面处于劣势，18世纪更是成为中国衰亡的转折点，这是一个比较流行的观点。“1830年前后，欧洲GDP超过中国；1865年前后，英国GDP超过中国；1900年前后，美国GDP超过英国。”（参见李毅《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这仅仅是就经济方面而言。从社会风貌与科学文化方面来看，中国在明朝就已远远落后于欧洲，同时期现代型大学已经遍布西欧，最早的西方大学在中国宋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拿中国清朝与西方国家比较，隐含着一种不公平，因为欧洲这个时期正突飞猛进，而中国却停滞不前—或者说，清朝时期是一种“一贯性”的中国式发展，所以，清朝应该被“平反”。清朝并不比之前的任何一个王朝更有罪一些，之所以它受人诟病，是因为在晚清西方与中国的关系发生了质的改变：中国第一次与西方发生了全面接触。假如西方人在19世纪依然与中国保持距离，清朝很可能创造出另一个类似汉唐的“文明顶峰”呢。
正是在所谓最落后的清朝，中国人口剧增。很难想象一个突然没落的国家，人口数量却能暴涨。唐朝之前中国人口基本没超过5000万，到宋、明期间也不会超过1亿，而在清朝人口却爆涨为4亿，翻了几番。所以，“清朝突然落后论”值得怀疑与反思。事实上，在中国整个封建历史中，清朝是统治者总体质量最高的王朝之一，几度出现明君能臣。所以，清朝并非是最应该从内部批判与清算的王朝。
清朝的落后，是西方的先进映衬的结果，也是近代文献清晰透明的结果。正如我们发现互联网时代社会道德更低下一样，因为一切都被“晒”到了网络之上，社会透明度突然加大，罪恶也被突然放大了。在之前，社会在我们的想象之中是处于“温良恭俭让”的美好时代，而那不过是信息不畅掩盖下产生的错觉。
1800年之后的情形不是中国文明自身停滞不前的问题，而是欧洲飞速发展产生了出人意料的对比效应。在加速的全球化中，欧洲只轻轻一掌就击垮了全世界，中国只不过是全球的普通一员。在先进科技的支撑下，西方人利用远洋工具直接向中国伸出了魔掌，只凭借几条船、几千个人，就把代表几亿人的大清国皇帝给吓跑了，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局面。虽说中国的皇帝也被人吓跑过，甚至被杀也发生过无数次，但还是头一次被如此遥远的“外夷”吓跑。
现代科学技术发明的交通工具与军事手段，很快改变了中国相对安稳的地缘位置，中国人关起门来自成一统的安稳日子从此结束了。这不仅仅是清王朝的末日，也是绵延了几千年的传统文明的末日。从此中国人活在西方的阴影之中，中国的一切文明也都将以西方作为标准而加以评论。
今天我们所说的“落后”是将中国与西方对比得出的结果。所以，对于清朝而言，这种对比也必然是不公正的。事实上，这种落后是中国文明整体落后于西方的一种结果，而不应该仅仅由清政府承担责任。这种文明上整体的“落后性”也直接反映在100年内的无数革命党人与“反革命者”身上。所以当我们每一次批判前人时，务必将此因素考虑在内，否则我们的评价都将是不公允的。基于同样的理由，对前人过分苛刻的指责都是浅薄的，尤其是对清朝之后的政治人物的评价。同时，正因为中国这一无法在短期内改变的“落后”事实，一批批过分急于改变现状的先知先觉者成为激进的改革者。“站着说话不腰疼”也好，“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也罢，从在野者转化为理想主义革命者的现象层出不穷。
为何没能实现君主立宪制
回顾100多年前推翻清朝的历史，很多人在反思为什么中国不能实行君主立宪制。假如中国与欧洲一样和平地进入政治现代化，就可以降低社会变革的成本。一个稍显简单的答案是：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
能够实行君主立宪制的西方国家，包括日本，它们的君主要么是“万世一系”，要么是在历史中曾有过巨大民族贡献的领袖，有自身的权威性。在西方，教皇还成为检验政权合法性的最后一道关口。这些君主在国民当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神圣地位以及高度的民族认同感。假如说纯粹由内部觉醒者发起的“戊戌变法”在“忠君”思想下尚有一丝“君主立宪”的希望，那么自从革命党人孙中山从西方回来后，这种可能性就完全没有了。满清贵族成为应被驱除的“鞑虏”，甚至清廷也成为导致中国文明整体落后并承受屈辱的历史罪人，所以这条政治思路再无可能。当然，这是个挂一漏万的简单化解释，相关的原因很多，中国的暴力革命传统以及历史悠久的专制传统，都是阻止君主立宪制在中国顺利实现的潜因。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君主立宪都是在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国家里实现的。中国在文献清晰的历史时期，最长的朝代也很少超过300年，而末代的清朝恰好是封建时期统治中国最长的一个王朝，长达296年(从努尔哈赤建立后金算起)。但这段时间并不足以建立起一种民族归属感，许多中国人还没有忘记被清人推翻的汉家明朝，所以，让清王朝享受君主立宪的待遇确实不符合中国的国情。
从1911年始，几千年的中国史被打破，伴随诸多革命的新时代到来了。这种革命是以明确意识到自我的落后为前提的反思，也是以西方文明为背景的痛切检讨。这中间夹杂着诸多幼稚乃至狂乱的非理性行为。从“天下第一”到“东亚病夫”，中国人第一次在全球视野中感到了恐慌和屈辱。
推翻清王朝之后的民国时期经历了连番战乱，先是内部军阀混战，后是外敌入侵。这一次扰乱中国的不再是近邻的大陆少数民族，而是海外强敌，这在现代化交通工具的支持下才得以实现。在此之前的晚清，中国人就先经历了远方欧洲人的欺辱，然后是水陆并进的日本人就近侵略—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国文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全面危机。尽管我们确实感受到外族欺辱的切肤之痛，但说到底这与过去几千年来中原文明被外来“夷狄”入侵又有何差异？要说差异也确实有：这一次我们没有被外族打回石器时代，这一次的“夷狄”文明水平远远高于我们。
中国人自己在内部也展开了各种各样的争斗，过程与结果可谓惨烈。无论这些冲突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什么，归根到底都围绕着守卫本土文化与拒绝西方文化的主线来展开。立足点不同，所遵从的路线不同，所以从结局来看多是“大水冲了龙王庙”的愚蠢火并。归根到底，一次次的历史性选择都显示了中国人的“智慧”或“不智慧”，也体现了中国文明的整体水平。
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社会在20世纪的荒诞与大动荡都是历史的必然。历史学家唐德刚甚至说：“中国的现代化至少需要200年的时间。”他的话是有道理的，一种存在了几千年的文明不可能短时间就戛然而止，转变需要时间。当然，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并不需要200年，但文明发展并不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发展。
无论如何，认识到自身的落后，前进就不成问题。所以，仅一个世纪后，落后的中国就已经在世界上站稳了脚跟。到21世纪初，崛起已成现实。但要赶上发达的西方世界，中国人确实还要耐心等待一段时间，正如当初的落后亦非一日之寒。
我们有理由对中国保持信心
真正理性地看待这种“落后”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落后不仅意味着贫穷，还牵涉到一切社会方面，并化作荒诞、滑稽乃至可耻、血腥的事实出现于今天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在通信与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你依然与落后而龌龊的“罪人”“罪行”相伴，甚至常常你自己就是“罪人”，不过大多数人都觉得别人才是“罪人”，中国的问题与自己无关。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里，“罪行”是否深重部分取决于你所处的时代与最先进国家之间的整体时间差，也就是与发达国家现代化的时间差。这个差距在今天的中国是50至100年，也就是说，中国人要整体“戴罪前行”的时间至少是50年，在此之前无人可以解脱、解放，除非你作壁上观，如此便可以获得一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机会。责骂别人的机会在落后国家里倒也处处存在，但谩骂乃至推翻式革命都不能解决问题。
难道这种理性认识是让我们安心做定“罪人”了吗？非也。揭示这个真相的意义在于，在我们批判社会或极力促进这个社会前进的时候，不要奢望太多，不要“大跃进”，要秉持现实主义稳步前行。
站在21世纪的门槛上，我们有理由对中国的未来保持信心，起码与之前任何一个时代的中国人相比，我们已经可以逐步认识到中国的问题。而且在中国逐步加入世界强国之林的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希望，在最近1000年里，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幅度地改变自己相对于西方的被动地位。中国最困难、最黑暗的时期已经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