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历史上有“六大古都”，它们是洛阳、开封、西安、北京、南京和杭州。前四个在北方，并且历史悠久；后两个在南方，是相对的新城市。这个分布既能说明中国文明北重南轻的结构，也能说明中国文明在近代向东南移的发展趋势。
西安
西安是中国历史上声名最隆的都城，为都时间累计长达千年，为中国都城之最。
中国文明早期是从西北陆路进入中国内地的，起码这是主流。从最初的都城起点来看，西安是对新石器时期西北灿烂文明的一个总结。从西周镐京、汉长安再到唐长安，可以看到中国文明早期明显的西沉特征。它表明了从3000年前到1000年前之间的2000年里，中国政治、文化与军事焦点都集中在西北地区。
最近1000年中国文明向东南倾，不仅都城南下杭州，而且政治中心最终移到距离东部沿海仅有百公里之遥的北京城，这映衬着西北文明的式微。从最早的夏、商、周控制区域看，除了夏在河南，商与周都控制了包括山东全境的沿海，若不是因为有迅捷的沿海贸易，这长达2000年的连续三代为什么非要向海边发展呢？所以，中国地区从文明萌芽阶段就开始了面向东部的拓展，回应“大海的呼唤”。
从汉至唐，西安是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在国都里有此殊荣的只有西安与洛阳。不过，这一特点也昭示着它们的地位只能维持在西域贸易发达时期，一旦中亚与西亚文明衰落，中国西部都城的地位也就难以为继了。所以，以西安为都的唐朝的结束，也标志着陆地丝绸之路命运的终结，同时也标志着中国西部高原文明的结束。自唐以后，中国彻底进入东部平原时代，中国的都城再也没有回到过西北。
欧洲文明渐起时，便于航运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就已向中国都城发出了请帖。看似封闭的中国，其实很早就与世界文明暗通款曲，只是看得见的标志性事件远远晚于最初的发端。中国都城的东移看似是中国内部的因缘巧合，如北宋变南宋等，实际上都可能是在世界大格局内中国文明的潜在应对。
都城除了军事与政治需要，一般潜在承担着经济和商业中心的职能，这个规律在古代尤为明显。商业资源主要靠交通维系，而古代最便捷的交通是水路。曾因交通不变、漕运阻滞，庞大的长安城曾几次陷入饥荒，唐王室不得不率众到陪都洛阳就食数月。唐以后都城再也回不到西安，这明显与新时期交通和航运的不适应有关，因为此时的皇城人口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仅靠关中平原西安已经吃不饱饭了。
取代西安的洛阳后来又让位于交通更加方便的开封，开封又让位于更东临大海的都城。即便在20世纪，国民政府在战乱中频繁更换的都城也全在长江一线，离了南京便是武汉与重庆，这些都说明交通之于都城的第一重要性。
西安、洛阳乃至开封的逐渐失宠，很可能也有黄河周期性断流加剧的原因。就航运的便利来看，长江胜过黄河，但由于黄河靠北，是中国文明最初的发源地，所以都城移至长江流域起码要到中国文明的重心全面南移之后才会被真正考虑，事实也正是如此。不过20世纪的交通与通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所以，现代人挑选都城再也不会遵循古人的逻辑了。
中国历史上对西部内陆都城的逐步放弃，与近几百年人类航海工具大发展确实有着隐秘的关联。近1000年可谓是全球航海时代。人们往往只关注近500年，其实任何文明技术都是靠时间累积起来的，后来的“质变”都是从很早发生的“量变”开始。
秦、汉时的水路已经启动与外部的规模性联系，即便在商、周时期，王城与全球海洋贸易的联系也已得到考古证实。例如殷商青铜器中的一些金属来自马来西亚一带，这必然是通过远航达成的。隋、唐期间，海路开发达到新的水平，当时以交州、广州、泉州与登州（蓬莱）四大港口最为著名。航海发展的大趋势表明：长安最终落选都城属于历史的必然。正是认识到这一趋势，隋朝才会不计代价地开凿大运河，此举正如秦始皇建造长城，虽受尽种种非议，但他们的决策都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
西安建城始于周人。周先人从大西北的周原向东迁移，最先落脚西安附近，然后青睐洛阳偃师的“中土”，这是中国文明整体东移的一个分支。但那些先人不会预料到3000年后中国的都城会一直东迁到海边。
洛阳
四个北方历史都城中，位于河南省西部的洛阳历史最为悠久—可追溯至夏、商。一般认为在洛阳定都的朝代有9个，所以洛阳被称为“九朝古都”。近年来有学者认为是13朝或15朝，甚至更多。洛阳作为都城的时间累计近千年，时间长度仅次于西安。
洛阳作为都城最著名的时期是在北魏（439—534年），鲜卑人拓跋氏执政，是个典型的胡朝。其后的唐代，洛阳作为东都存在。长安与洛阳长期并存的哑铃形结构，标志着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文明所独具的高原游牧文化与农业文明的高度融合，这一“哑铃”横跨中国“地理大斜线”的正中段，构成中国文明之中心。由于中原地区是出了黄土高原之后的第一个平原，所以中原一直是中国文明的中心，以至于中原文明最终成为中国文明的代名词，这也是由其自然地理特性所决定的。
由于隋唐的严重胡化，此期的洛阳城也是胡汉文化结合的典范。以唐时洛阳的唐三彩为例，其中多数男性形象是胡人装扮，几乎见不到汉人形象，胡化程度之高可见一斑，西安同样如此。这些唐朝胡人多来自西北，并且突厥人占比例最大。后来在中原建国的“五代”皇帝亦多是突厥人，这种变化展示了这一文化渗透与演化的部分过程。
756年正月，西域“杂胡”后代安禄山叛唐后也在洛阳称帝，国号为“燕”。这些中亚的外族在中原执政的史实，在我们以前的历史观中被认为是偶然，其根源在于“中国文明独立起源说”这一现代理论的误导，另外还有“大汉族思想”作祟。事实上，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一种常态。中国的文明并非独立起源，并非中原自生，而是与世界一体，都起源于西方。另外，中国文明也从来不是汉文明独撑天下，而是众多民族的共生物。
《史记·周本纪》说，洛阳为“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居“中国”，统治方便，是当时选择洛阳为都的主要原因。
既居于中央，又加洛水、黄河之便，洛阳自然成为古代的交通要冲，商业相对发达是必然。再从地形图上看，洛阳恰位于中国的高原地貌与平原地貌之间的最精确的一个分界点上，所以洛阳的命运从一开始可能就被这一自然地理与地缘条件所锁定。文明与地缘之间的关系是天然而成的。
尽管有这些天然条件，但与汴梁相比，洛阳在漕运方面逊色得多，由于越到后期，水路交通所占分量越重，所以，随着人口的增长与时代的推进，自从北宋选汴梁，中国都城不再西顾。
开封
开封号称“七朝古都”，也有“十朝都会”的说法。假如包括神话传说，历史最悠久的都城恐怕应属开封，因为伏羲氏、神农氏皆都于陈，而陈即在开封。
开封之名得于春秋时期郑庄公在朱仙镇一带“启拓封疆”，而后有“启封”，战国时改为“大梁”。开封在历史上也曾被称为汴梁、东京、汴京、京师、南京等。由此不难看出，开封在古人的心目中曾属“东南之地”，可见中国古代政治重心长期落于西北的影响，使得沿海地区所占的分量很轻。
开封直到10世纪才迎来第一个真正在此建都的政权，并且是个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
公元947年，契丹人耶律德光称帝于开封，国号辽。
960—1127年，北宋以开封为都，持续发展了167年。这是开封一个最为重要的时期，因此开封人自称“宋都”。
1127年金兵破京师，北宋灭亡；1214年金人为避蒙古人锋芒，从上都北京迁都开封，历时20年。随着1233年金帝出逃，“帝气”永远离开开封。
从开封的历史来看，北方游牧民族在中国历史上书写的浓墨重彩不输汉人。
胡人一再南下，迫使中原汉人不断越过长江发展，这种态势积聚到一定时期形成了质的转变。中国南方的汉文明积淀逐渐超越北方中原，宋以后中国文明格局发生了明显改变，尽管文化风气在儒家思想禁锢下更加趋于保守，但商业之风却更加开放。立都偏东的宋朝，利用开封的水路便利，很可能对整体中国的经济中心继续东南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江南都城
南京与杭州这两个中国南方的都城，比其他都市年轻，规模也相对较小，表面看似有偏安之嫌。但是，换一个角度来剖析，却另有乾坤。
唐前后，中国南方经济开始赶超北方，唐、宋之间的大约500年从根本上反转了中国南北的地位。有专家认为，这一时期南方城市在不断增加，北方城市却在持续减少，“南升北降”明显。个中原因与南方水路及海外贸易的发展有关，也离不开北人南下的文明贡献。南方都城偏少的局面不能说明南方的发展，因为古代的都城担负着重要的军事指挥中心的职能，面对北方游牧人的不断威胁，每一个王朝都必须将首都建立在国土的最北端或者尽可能靠近游牧分割线一带，这就是中国统治者不可能放心地将政治中心轻易南移的关键。
作为东南代表的“六朝古都”南京（不同时期又名丹阳、建业、建康、金陵、天京、应天府等），自东吴为都时已领风骚，至“六朝”更见风采。6世纪梁武帝时，该城人口已达百万，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西安与洛阳人口是在隋唐时期才超百万，可见南方在古代城市发展中曾经领跑，而一次次在都城的挑选中让位于北方城市是南京的委屈与无奈。
杭州起步于秦汉时期的县治（钱塘），后来在“五代十国”的吴越国时期得到较大发展。南宋偏安于此，杭州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全国文化中心。至明清，以长三角为核心的东南文明更是在工商业的催生之下彻底奠定了近现代文明东南倾的格局，不过在农业时代里，杭州这个“水城”注定不会成为中国长期的政治中心。
北京
北京位置最北。这里恰好处于游牧分割线上，自古就是典型的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混居的地带，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北京都有很重的“胡味”。
今天之所以能够定都于此，从微观上看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主要还是与中国文明的逐渐胡化有关。并且辽、金、元、清等北方少数民族曾经定都于此，他们打下了都城的基础。北京在近几百年里的日益重要，是由北方及东北游牧人的一再入主中原决定的。
北京居东而近海，距离渤海湾的最近直线距离只有大约100公里，这一点不仅超越了西安、洛阳，而且超越了开封。立北京为都也符合中国都城的迁移潮流。新中国成立之初，有人曾经推荐定都武汉，也有人提议建都兰州，但若是考虑到国际潮流，定都确实应该向东，应该走向大海，而非回到内陆。但如此靠北，而非选取长江一线，表面看是因为当时江南依然在国民党手中，但实际上即便夺取了长江一线，由于东北诸多工业重镇的兴起，尤其是出于对苏联在中国北方的考虑，北京作为都城仍是最为恰当的选择。至于西安与洛阳，则因交通的不便而被远远抛到了脑后。
明清时期为什么中国没有最终移都长江三角洲地区？估计是出于军事安全的考虑。现代首都放置在过于暴露的沿海肯定不稳妥。北京尽管离海很近，但起码有两个半岛做屏障，上海就没有这样的条件。这一出自军事的考虑也为中国都城与经济中心的分离埋下了伏笔，不过在现代，因为交通、通信的发达，这是允许的。
自1000年前左右，中国的经济核心已经向珠三角与长三角转移，到明清更是达到了顶峰。所以，尽管首都北京地靠东北，但今天的上海却成为南方的“无冕之王”，这是对立都北京的再调整。广州、成都等大城市的发展，皆是在工业化时代作为区域文明之都的再补充。
中国都城的废立，精确而微妙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成长过程。宋之后胡人进一步融入中原，“中华民族”的概念悄然得到更新；宋代以后“中国人”不再仅限于中原汉人，随着中国重心东移，“中原”的概念也在向北扩展。北京城在近几百年的政治地位确立，说明了中国政治中心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黄河中原。
长期定都北京是中华民族对于北方少数民族在人文与地理上的一个肯定回应。以东北为例，自秦汉一直到明，除了唐代和元代有一段时间实现过对于东北的控制，中国对于东北的统治仅限于渤海湾与黄海沿岸的部分，东北大地一直在东北少数民族的割据之下，参看明辽东边墙就可以看出明朝对于东北的控制也比较混乱，是清廷的特殊身份才将东北再次纳入大中国的版图之内。所以在清朝晚期才可能发生哈尔滨等地被俄罗斯、日本等强国乘虚而入，将东北迅速殖民化的悲剧。中国对于东北的真正统治与利用是在解放后，这里因为解放得早，另外有殖民基础，所以成为中国的重工业基地。类似的重要版图变化，都促使中国的首都必须北移，而且是向东北方向转移。从这个角度而言，北京其实是一个真正的胡都，而且深受东北形势的影响，当然更与中国的末代王朝统治阶层来自东北的满族有关，这既是中国整体文明深度游牧化的一个象征，也是今天中华各民族融合的象征。
几千年来，中国都城的腾挪转移是诸多因素促成的，气候与地理这只无形的大手在背后也起着决定作用。中国的农牧分割线基本上沿着“地理大斜线”呈东北—西南方向分布，中国的都城一般都会围绕着这条线出现。
总体来看，最早的都城，如洛阳、开封与长安基本处于同一纬度线，这三城今天都骑跨在北纬34°线上。这一现象说明1000年前的中国文明核心主要是向东西方向发展，这很可能也是从周至唐、宋期间该纬度气候适宜的结果。而近1000年内，中国都城却主要聚集于东部，呈南北排列，南京、杭州与北京之间的经度差不超过5°，但纬度差加大，这或许说明了近代人抵御气候温差的能力增强。都城这一横一纵的分布，构织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十字星”格局，中国的文明核心就在这些地区之间发展。从地理结构上讲，它们主要涉及华北平原、黄淮平原以及周边的关中平原和长江下游地区，囊括了所有农业时代的中国文明分布地区。考虑到中国地域广大、地区差异过大的特征，或许中国今后应该考虑一下继承古代“陪都”的文化传统，在西部与南部增设陪都，或许可以更加灵活机动地处理区域事务，不至于出现政策不适应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