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幸福
人类的幸福是脆弱的物体，因为“神”老是嫉妒人类的幸福，幸福问题因而是人生不可捉摸的问题。
——林语堂霍尔巴赫在《自然的体系》中论及幸福的各种观念时说：“一个吝啬者的幸福和一个挥霍者的幸福不能相同，一个纵欲者的幸福和一个情欲冷漠者的幸福不能相同，一个没有节制的人的幸福和一个重视健康和理智的人的幸福也不能相同。因此，每个人的幸福都是由于他自己的自然机体以及曾经改变过他的种种环境、习惯、真实的或错误的观念等等综合而形成的；这个机体和这些环境既然从来就不一样，因此，构成这一个人的愿欲之对象的东西，必然是另一个人所漠视，或甚至是为他所不喜的，并且正如我前面说过的，谁能判断他的同类们的幸福是什么。”
盲诗人弥尔顿说：“每个人都是自己心灵的主宰／在那片辖地中——／你可使地狱中有天国／也可在天国中筑一座地狱。”拿破仑独享了世人所渴求的——光荣、权力和财富，然而在圣赫勒拿岛时，他却说：“终此一生，我幸福快乐的日子加起来还不到6天啊！”而另一方面，既聋又哑且盲的海伦·凯勒却欣慰地说：“人生真的好美啊！”
的确，我们如此深刻地感受着幸福与不幸，但倘若要我们静下心来，以理智和理性的态度来过滤那些撩拨人心的幸福感受，以求沉淀出幸福的本质与内核，在丰富充盈的快乐人生当中精炼出幸福的要义，则每每难遂人愿。波兰哲学家亚当·沙夫在《马克思主义与个人》一书中，集中讨论了幸福理论，但他认为不可能给幸福下任何定义，否则就是痴人说梦。康德在《伦理学的形而上学的基本原理》中也十分丧气地说：
不幸得很，幸福这个概念是那么模糊，弄到虽是人人要幸福，然而人人对于他自己实在要什么，志于什么不能说得确定，不能说得可以自圆其说。所以这样是因为：幸福概念所有的一切成分都是经验的，那就是说，这些成分是一定要由经验取得的；可是同时，幸福概念又包含一个绝对的总量，就是在我的现在和将来环境中的最大福利。就是顶有见识的并顶有力量的人(只要他的见识力量不是无限的)，要他对于他自己所要的幸福实在是什么有个确定的观念也是不可能的。他要财富吗？那么，难道他不会因此弄到两肩膀上背着多少的忧虑、企羡和困惑吗？他要知识和明鉴吗？难道这类见识不会只是更锐利的眼光使他觉得现在看不见的无可奈何的祸害更可怕，或是使他已经对付不了的欲望上的需要更要加多吗？他要长寿吗？谁能够担保长寿不成为长苦呢？他至少要健康吗？可是，我们多常见身体不舒服时候所避免的放纵，而因为完全健康反而明知故犯呢？此外还有许多，可以类推。简言之，无论依据什么原则，他不能够确然断定什么东西会使他真正快乐(幸福)；因为要能够这样，他要无所不知才行。因此，我们求幸福的行为，并不能根据任何确定的原则，只能根据经验的忠告，例如卫生、节俭、客气、慎言等等都是经验教我们的，就平均说，是顶能增进幸福的。
为此，康德只好无奈而富韧性地将幸福定义为：“幸福”乃是尘世上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一生中所遇事情都称心合意的那种状况。幸福就是快乐
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开始和目的。因为我们认为幸福生活是我们天生的最高的善，我们的一切取舍都从快乐出发：我们的最终目的乃是得到快乐。
——伊壁鸠鲁回溯历史，先哲们追寻幸福的履迹坚深可辨。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从感觉论出发，认为人生目的就在于追求幸福。他最早提出人们的一切行动都是受快乐和痛苦的感觉所左右的思想，从而开启了后世快乐论幸福观的先河。伊壁鸠鲁发展了快乐论思想，提出肉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损伤就是快乐，认为人们的一切行为都是从“以感触为标准”的快乐出发的。将感觉论幸福观系统化且加以光大的首推费尔巴哈，他认为，一切生物，哪怕是一只幼虫，都有追求幸福的愿望。他说，幸福离不开感觉，他特别把快感和情欲的满足作为幸福的标志，提出“没有感觉就没有幸福”。他把感性的满足说成是幸福的内容和对象。比如他说“生命就是幸福”，“快乐与健康就是幸福”，“特别丰盛和美味的食物与饮料实际上是人们所追求的幸福的对象”。
20世纪初，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说的创始人弗洛伊德在论及幸福时提出著名的“快乐原则”，他认为人的一切活动既为“快乐原则”所支配，又是为了这一原则的实现。按照他的理论，“快乐原则”得到了实现，人便是幸福的，所以实现“快乐原则”，又叫追求幸福。在《关于文明、文化与现代人的问题》一文中，他说：“人生的目的主要还是由享乐原则所决定的。”在《论心理机能的两条原则》、《超越快乐原则》、《文明及其缺憾》等文中，他一再强调快乐原则对人生的决定意义。“事实使我们相信快乐原则在心理生活中的霸权地位。”由于弗氏心理学的内核是人类的性本能，所以他的“快乐原则”就其本质而言是指向性的满足。所以弗氏认为，恋爱是追求幸福最好的方法。他说：“恋爱一一我想这是一个比其他方式更好的方法。严格地讲，爱人本身亦是一种防卫机能，因其可避免被爱的失败。恋爱除了给人在心理上的积极作用外，还可因男女双方间情感上的交流及相互关怀而打破人与人之间的孤独和疏离感。因此，我始终认为恋爱是人类追求幸福的一种较合理的方法。”基于这种认识，弗氏对其他幸福一概予以否定，他说：“我想诸神在创造天地时并没有设计‘幸福’这个字，一般人所谓的‘幸福’并不是真正的幸福，只不过是意指一种‘暂时’、‘过渡’比以前较好的情况而已。因此，‘实现幸福’实是属于一种乌托邦心态。”(《图腾与禁忌》，第10—11页)
由于受“快乐原则”的影响，弗洛伊德的幸福观又顺理成章地带上了浓厚的利己主义色彩，形成极端的功利主义幸福观。他认为，个人的动机无一不是从利己主义出发的。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他人，不论是父母、弟兄姊妹、朋友等等，都不过是满足自己欲望的对象和手段。弗氏认为，利己主义可能有两种表现：一种是芸芸众生的利己主义，他们不能控制自己的激情和情感，尽情地放纵自己的欲望，粗暴地、不顾一切地摧毁和伤害别人，以满足个人的欲望。另一种是能够自我控制的利己主义，他使自己的欲望去掉性的因素，使之升华，于是表现为对某项事业的追求和献身，但他在追求和献身时同样也是极端利己主义的。
在“快乐即幸福”的大原则下，又可细分出感性快乐论派和理性快乐论派。前者如亚里斯提卜、弗洛伊德等，根本上认为幸福就是追求感官的快乐；后者如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等，主张人应该追求高级意义上的精神快乐，不应该只追求低级意义上的感官快乐。他们反对人们在追求物质生活方面的放肆无度，认为“扑灭放肆急于扑灭火灾”。
针对快乐论幸福观，我们只要举极端的例子便能发现其不合情理之所在，这个极端的例子是欧里庇得在《赫拉克利特》中提到的，他说：“最快乐的事，莫过于看到旧日的老对手走了背运。”这是一种典型的快乐的心理，但我们很难说这种心情是一种幸福。这是幸灾乐祸，是由人性中卑劣的成分滋生出来的阴暗的灵魂的微笑，与幸福无关。难怪约翰逊会说：“快乐是与幸福对立的。”臧科夫在《论伦理学范畴的幸福观》中指出：“把幸福同某些人的日常生活中经常产生的愉快混为一谈，是错误的。幸福，真正的幸福，它包括生活的全部，而愉快则是生活的局部的表现。”我们认为快乐具有损他性，而幸福没有，幸福是一种善意的温暖。但幸福与快乐密切到几乎可以混同的地步，我们说一个人幸福，那就表明着他快乐；反过来，当一个人快乐时，那就不一定预示着他幸福。幸福是一种较为稳定平和的心境，涵盖着一种对生活的品味与理解，而快乐则较为直观。
后人对快乐论幸福观加以修正与限定，认为只有合乎善的原则的快乐才是幸福。我们认为，理性快乐论派对感性快乐论派的最终胜利，是将“善”的观念引入幸福的范畴。而将理性快乐论推至极端的又是后来的宗教幸福观，完全排斥感官的快乐。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为快乐下了这样的定义：“在我们已经获得一种善的事物时，或相信将来获得一种善的事物时，则我们在一存想之下，心中就会发出一种愉快，这便是所谓的快乐。”普罗提诺在《九章集》中写道：“圣人生活中需要的快乐不是在享受放荡生活之中，不在肉体的满足之中一一圣人的生活没有这些，这类快乐只能窒息幸福——也不在任何的强烈的感情冲动之中——那么，什么能使圣人动心呢？这只能是那种必定有善存在的快乐，以及不是来自冲动和因为占有某种东西得到的快乐。”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说：“人可以从两种事物中得到快乐，一种事物是当我们得到它们时，我们对它们自然地产生了欲望，另一种事物是由于理性的作用我们对它有了欲望。但是，只有在快乐服从理性的情况之下，我们才能谈得上欢乐；因此，我们不认为欢乐是非理性动物的属性，仅仅认为快乐是它们的属性。”在这里，阿奎那颇带强调的意味对快乐与欢乐作了区分，认为感性的快乐是快乐，理性的快乐是欢乐。进而，他又对这两种快乐进行对比，认为“理智上的快乐要比感觉上的快乐要大得多。在人们认识事物中，理解它比仅仅依靠感官感觉认识它，给人们更多的欣喜之感”。“如果理智上和精神上的快乐与感觉上和肉体上的快乐相比较，那么，以它们的本质说，并且说绝对了，精神快乐就是更伟大的快乐。”阿奎那还认为，肉体快乐会阻碍精神快乐，其方式有三种：一是分散理性的注意，二是和理性对立，三是束缚理性。所以一个人要挣脱短暂的肉体的快乐追求相对永恒的精神上的快乐是不容易的。这也就是凡人(或愚人)与伟大的人(或贤人)的不同之处。
培根在《学术的进展》中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知识和学习的快乐和欣喜在本质上远远胜过其他所有的快乐。情感上的快乐胜过感官的快乐……我们看到，在其他所有的快乐中有一种厌腻感，并且在它们被享用后，它们的新鲜感就会过去。这种情况很好地说明，他们只是虚假的快乐，根本不是快乐。也就是说，是它们的新奇性，而不是它们的本质给人带来快乐。”所以培根不无恶毒地说：“感官的愚弄正是感官的一种快乐。”
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把快乐划分得更细，首先他把快乐分为“感官感觉上的快乐”和“心灵的快乐”，把后者称为“欢乐”。把感官的不快乐称为“痛苦”，而把心灵的不快乐称为“悲伤”。霍布斯的这种观点受到弗罗姆的批判，弗罗姆在《寻找自我》中写道：幸福经常被看作是悲伤和痛苦的逻辑对立面，肉体和精神的不幸是人生的组成部分，人不可避免地会感受它们，唯有做到完全超脱、淡泊，才能使自己不惜一切解除悲伤，但这样做绝对排斥了获得幸福的可能性。所以，幸福的对立面并不是悲伤或痛苦，而是由内在贫乏、缺少创发性所造成的抑郁。
在哲学上调和“感官快乐”与“理性快乐”的是莱布尼兹，他在《自然和神恩的原则》中说：“感官的快乐实际上是被含混认识到的理智上的快乐。音乐使我们倾倒，虽然它的美只存在于调式的和谐之中，存在于发声器具的节拍或颤动的计算之中(对这种计算，我们是无意识的，而灵魂在做着这个工作)，节拍或颤动要按照准确的音程进行。视觉在和谐比例中找到的快乐也有同样的性质。我们不能明确解释这类事情，但其他感官引起的快乐都和上述情况是一样的。”理性·善行·幸福
因此，对于人，符合于理性的生活就是最好的和最愉快的，因为理性比任何其他的东西更加是人，因此这种生活也是最幸福的。
——亚里士多德我们知道，即使是极端利己主义的幸福论者，也不得不承认一己之幸福是无法摆脱社会群体而独个实现的。个人幸福与群体幸福之间有一种天然的无法剪断的关系。为此，不得不在利己与利他的矛盾中做一番调解，以冲淡两者之间剑拔弩张的紧张，求得一种息事宁人的和谐。古今中外的古贤先哲为此颇费心血。我们可以从费尔巴哈的哲学中见到这种努力的痕迹。费尔巴哈从人本主义出发，认为人不仅有追求幸福的本性，而且还同一切生命物一样，具有利己的本性；但人的利己主义同一般生物又有区别，因为人的存在是一种类存在，个人的幸福依赖于他的类，所以一个入追求幸福，若没有他人存在是不可能的。为此他提出，一个人在追求幸福的同时就负有对他人的义务，这个他与你不可分，在你的幸福中就应该包含他人的幸福在内，就是说：你幸福，同时使别人也幸福。他说：“人性不只创造了单方的排他的对幸福的追求，而且也创造了双方的相互的对幸福的追求。这种对幸福的追求就本身来说是不能够得到满足的，如果不同时甚至是非本意地满足其他个人对于幸福的追求，简言之，满足男人和女人对于幸福的追求。”就这样，他化释了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
事实上，这种调和从古至今一直没有断绝过，它不始于费尔巴哈，也不终于费尔巴哈，我们在此引用费尔巴哈的话为例，只是因为他是感性主义的功利幸福论的主要代表，极具典型性罢了。这种努力，使他们共同把目光投向了“善”，无论是感性幸福论者还是理性幸福论者，都没有否认“善”之于人生幸福的要义。因为“善”在利人或利己或者以利人来利己中是唯一令双方满意的中介手段，他可以使利己的双方在善行中握手言欢，各得所需。所谓“子欲取之，必先与之”，正是这种善的实际体现。摩莱里在《自然法典》一书中写道：“人始终不渝地谋求幸福，他的软弱无力不断提醒他：没有他人的帮助，无法得到幸福。他也知道，怀有与他同样希望的人是无穷无尽的。他每时每刻都相信，他的幸福依赖于别人的幸福，而行善是他当前幸福的首要和最可靠的手段。”
霍尔巴赫在《社会体系》中也明确提出：“人为了自保，为了享受幸福，与一些具有与他同样的欲望、同样的厌恶的人，同住在社会中。因此道德学将向他们指明，为了使自己幸福，就必须为自己的幸福所需要的别人的幸福而工作……爱别人，就是爱那些使我们自己幸福的手段；就是要求他们保存，他们幸福，因为我们发现我们的幸福与此相联系，这就是把我们的利益与我们所交往的人们的利益混合在一起，以便为共同的福利而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