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之后，灾难就包围了人类，天灾人祸和来自人类心灵深处的罪恶感交替袭击，一刻不停地向人类的幸福宣战。至今我们还能依稀听到远古时代的人们啼血的呼喊一一“乐土乐土，爰得我所”，“乐国乐国，爰得我直”，“乐郊乐郊，谁之永号”。(《魏风·硕鼠》)是的，乐土在哪，乐国在哪，哪里才是人类的乐园呢？干百年来，人类正是在寻求幸福的乐土中生生不息地跋涉着。一代又一代，艰难地蹬过历史的长河大川，将深情的目光投向远方……他们是否找到了幸福？
孔子说：人类曾经幸福过，在唐尧夏禹的时代。老庄说：人类有过幸福，在“小国寡民”的人之初。基督说：别急，慢慢熬着，天堂里有享不尽的幸福等着你。佛祖说：修好今生，来世你就享用不尽了。道教说：修成正果，羽化成仙，那就自由自在，永享清福。
不管怎么说，幸福是存在的，不是存在于既往的历史，就是存在于未知的来世，只是不存在于当下。这足以让渴求幸福的人们啼笑皆非。
卢梭说：“不是幸福离开我们，就是我们离开幸福。”这真是一句令人丧气的调侃。
帕斯卡尔，一个天才的科学家、思想家，他在《思想录》中十分沮丧地写道：
人人都寻求幸福，这一点是没有例外的，无论他们所采用的手段是怎样的不同，但他们全都趋向这个目标。使得某些人走上战争的，以及使得另一些人没有走上战争的，乃是同一的愿望，这种愿望是双方都有的，但各伴以不同的观点。意志除了朝向这个目的而外，就决不会向前迈出最微小的一步。这就是所有的人，乃至于那些上吊自杀的人的全部行为的动机。可是过了那么悠久的岁月之后，却从不曾有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到达过人人都在不断瞩望着的那一点。人人都在尤怨：君主、臣民、贵族、平民、老人、青年、强者、弱者、智者、愚者、健康人、病人，不分国度，不分时代，不分年龄和境遇。一场如此悠久、如此持续而又如此一致的验证，应该是很可令我们信服：我们是无力凭借自己的努力而达到美好的。
可见帕斯卡尔对幸福是绝望的，他认为人们追求幸福，到头来是“从不幸到不幸，直到构成它那永恒顶峰的死亡为止”。
叔本华，一位悲观厌世的哲学家，其学说影响甚广。他在《论生存之虚伪》中指出：“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并无幸福可言，幸福是不可想象的，正如柏拉图所说，生存的唯一方式是不断的变化，这如何能常驻不变呢？首先，人固无幸福，所以即使毕生奋斗不息，以求得心中想象的那种能使其幸福之事，也很少能达到目的，有时仅能使人失望，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终身皆遇破舟之险，待到船泊入港时，则帆樯已经破毁。所以，世上之人或曾享有幸福，或曾遭遇困苦，最终都归于同一途径。人生在世除瞬息变化之刹那外，别无他物存在，而现在则将时过境迁。”
叔本华认为，人生一切苦恼的源泉就在意志。意志起于需要之缺乏，一个缺乏满足了，另一个缺乏随之而来，所以意志永无厌足的时候。欲望的满足，只是“扔给乞丐的赈济，让他今天赖以过活，使他的苦恼可以延长到明天”。这意志与生俱来，不易根绝。所以苦恼也就不可解脱。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频繁的经济危机，给人类留下了沉重的创伤，惊恐不安、忧愁焦虑、失败绝望等情绪窒息人类的心性，人们沉沦于苦恼而无法挣脱。存在主义哲学就是这一社会思潮的产儿。存在主义认为，人生是孤独、痛苦、厌恶、绝望．人生是荒谬的，人是彻底的失败者，忧虑、烦恼、恐惧、死亡……构成人类无休止的灾难。
萨特，存在主义先师，他在《存在与虚无》中说：“我们出生是荒谬，我们死亡也是荒谬。”这荒谬的人生实在无聊至极。他在《厌恶及其他》中说：“存在是阴郁的、苦恼的，自己妨碍自己的。”所以，人是永生永世多余的东西。为此，他对人的一切努力奋斗都不抱希望，他在《恶心》中说：“人总是输的，只有混蛋才相信自己会赢。”周国平说：“一般人把愿望的实现视为幸福，可是，一旦愿望实现了，就真感到幸福么？”他举萨特为例说：萨特一生可谓功成愿遂，常人最企望的两件事，爱情的美满和事业的成功他几乎就毫无瑕疵地得到了，但他在垂暮之年却说：“生活给予我想要的东西，同时它又让我认识到这没有多大意思。不过你有什么办法？”这大概验证了叔本华的悲观人生论。
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又一天才哲学家，他以哲学的敏锐洞悉着人生的悲凉，他认为人生从一开始就是极其被动的，只要他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他就被抛入这个冷冰冰的世界，这一点，是无法选择和避免的，人生在世就一定要与周围的存在打交道，这些存在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同于自我的存在，即各种事物；一类是类似于自我的存在，即他人。他认为与前者打交道是“繁忙”，与后者打交道是“烦神”，与前者“劳力”，与后者“劳心”。他把这种“繁忙”与“烦神”的人生。称为“人生的沉沦”。
总之，在存在主义哲学家看来，人生就是十足的无聊和苦难，毫无快乐和幸福可言。让·华尔在《存在主义简史》中对存在主义哲学的精神基调作了生动而精炼的提纯：“如果我们说，‘人处在这个尘世上．这是一个受死亡限制的，有着苦闷经验的世界，他了解自己是基本上愁虑不安的，他是在他短暂的人生中负担着沉重的孤独的’，那么我们就能识别出这是海德格尔哲学的调子。如果我们说‘人是和自在对立着的自为，他永远不得安息，他徒然地努力向着自在与自为的统一挣扎’，那么我们的口气就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口气。”我们还可以从克尔凯郭尔和雅斯贝尔斯等其他的存在主义哲学家那里听到类似的叹息。
对于这种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我们可以援引世纪智者罗素的话来加以矫正。罗素在《快乐哲学》中针对“拜伦式的不快乐”发表了下述见解：
现在有一种非常普遍的时尚，认为我们之中的聪明人物都看透了前代人的一切热情，觉得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为之活着的。抱这种人生态度的人实在是抑郁不欢的，不过他们还以此自豪，并把不快乐归咎于宇宙的本质，以为唯有不快乐才是一个明达之士的合理的态度……毫无疑问，那些人在苦恼当中会产生一些比凡夫俗子高尚的看破红尘的快感，从而可以稍稍得到一点补偿，但这绝不足以弥补他们所丧失的其他日常生活中质朴的快乐。在我个人看来，沉湎于抑郁不欢之中并没有什么思想高超之处。智慧人物可以在环境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快乐，假如他发觉对宇宙的苦思冥想使他产生超过某个程度的痛苦时，他会把思考转移到另一样东西上去。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
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诲我们，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经为人类牺牲了自己——有谁敢否定这类教诲呢？
——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既不把幸福范畴归结为禁欲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立足于科学的世界观；也不把幸福归结为感官享乐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理性的人生观，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是辩证的幸福观。马克思既不把幸福寄托于天，也不把幸福寄托于完全的主观。马克思主义认为，幸福和不幸的观念不是人的意识和感情中固有的，而是从人们对生活条件的比较中产生的，是同人的自觉行为的目的和理想相联系的。
马克思主义正视幸福的丰富性、层次性和历史性，认为每个人都必须从实际生活条件的比较中产生一定的目的和理想，同时在意识和感情中形成幸福与不幸的观念。因此，不同的历史条件和不同的生活境遇下，其目的与理想都会呈现出不同的色彩与姿态，其质与量都会有所差别。如果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和理想，就会在精神上感到满足，形成幸福的感受；反之，如果目的与理想受到挫折，就会在精神上造成痛苦的感受，即所谓的不幸。
在处理个体幸福与社会整体幸福的关系时，马克思主义明确指出：“把社会组成这样：使社会的每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并且不会因此而危及这个社会的基本条件。”在论及青年人职业选择的问题时，马克思指出：“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互相冲突的，一种利益必须消灭另一种利益；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
“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的学者、大哲学家、卓越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无瑕的伟大人物。”(马克思：《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这就消解了个性发展与社会发展、个体幸福与社会幸福的对立，使二者互不偏废。时间观与幸福观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恨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往！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辛弃疾孔子说：“其为人也，乐以忘忧，发愤忘食，不知老之将至。”这是一种美好的人生境界。“乐”也好，“发愤”也好，无外乎都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忘”。“忘忧”也罢，“忘食”也罢，最终是不知道时光的流动。只有“忘记时间”，才是幸福的最高境界，人类的许多苦痛都是来自于对时间的感知，只要我们的意识触及“时间”，或者“时光”的游丝撩拨你精神的创面。都会在你的心灵深处引发起百般无奈的隐痛。无聊也好，紧迫也好，倘若抽去时间，皆不复在，无聊生于时间的凝固，紧迫生于时间的运动，只要在你的意识中抹去时间的记忆与感受，这一切也就随之消逝。
拉·梅特里在谈论研究的乐趣时，不经心地触及了时间，他说：要靠哪些魅力，研究才能把钟点化为顷刻？研究是会使人心醉神迷的，就像爱情一样。如果允许我这样说的话，我说这就是一种精神的凝聚，它的发生，是由于精神忘其所以地醉心于夺其心魄的对象，以致犹如摆脱了自己的躯壳和周围的一切，整个地投入它所追求的东西。由于感受的力量，它什么都感觉不到了。追求真理和发现真理时所尝到的快乐就是这样。所以科学的第一种功用就是钻研科学，这已经是一种真正的、坚实的好处。有研究的兴味的人是幸福的！能够通过研究使自己的精神摆脱妄念并使自己摆脱虚荣心的人更加幸福“研究是任何年龄、任何地点、任何季节、任何时刻都可以得到的一种快乐……在老年、在两鬓成霜的年龄，人们已经与青年时代不同，不能给人别的快乐，也不能取得别的快乐了，那时候还有什么比读书和沉思更好的办法！”(梅特里：《人是机器》)
的确，读书、学习、研究是打发时光的有效办法，也是忘却自我的有效方法，因为这一切极容易使人身心投入。孔老圣人因在流水中观察到时光的流逝，这才牵动了那股莫名的怅惘：“逝者如斯”！真是百感交集，悲凉之气袭上心头，缱绻而无奈。类似于此的人生感慨，无不是在正视时间的状态下实现和完成的，逼视时间的无限，收获的必然是生命的虚无。中国诗人的悲剧意识大多来自时间，在无限宽展的时空背景下，诗人们失去了自信，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时间之维和“天地悠悠”的空间之维共同构筑的十字架上，将生命的荒谬衬托得一览无余。时间的饱满与丰富相形出生命的单薄与贫乏。于是生命的朝气、勇气、豪气、霸气一一熄灭。请听：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曹操《短歌行》
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
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唯有青松在。
——卢照邻《长安古意》
野草闲花满地愁，龙争虎斗几春秋。
抬头昊越齐秦楚，转眼梁唐晋汉周。
举世尽从忙里老，谁人肯向死前休。
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
——杨升庵《今古词话》
望西都，意踌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张养浩《潼关怀古》
一代又一代、一茬又一茬的诗人们背着时间的十字架，行吟在历史的长河古道。时光流连，日月穿梭，是何等深刻地啮噬着诗人的灵魂。当时间把思想牵至久远，岁月便无情地剥夺了人的尊严，当你试图以心灵去追踪时光，获得的一定是沮丧。
我们不仅仅被人生短暂所苦恼。也常常被时光难耐所折磨。当你的人生搁浅时、受挫时，来自时间的煎熬又是多么的难以忍受，读一读李煜的《虞美人》便能知晓：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
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
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无疑，这是在诅咒时间。“春花秋月”原本是良辰美景，可诗人偏恨其长；“何时了”可见其度日如年，“又东风”足见其厌倦至极。皎皎明月，唤起了多少痛苦的回忆；红颜白发，包含了几多人生沧桑。阶下囚的生活，夺去了他的一切而还给了他最不需要的时间，还有什么比一无所有而只有时间更痛苦的呢？
日常生活中，我们习惯于把“人生”、把“生活”说成是“过日子”，这就很值得玩味。细细体会，这个词多少包含了消磨时间的意味，也深含了由此而来的无奈和难熬，听起来总让人有说不出的失落，难以鼓起热情，更谈不上令人振奋。
加达默尔在《美的现实性》中指出：在我们的经验中，时间有两种基本经验形式。一个是正常的、实际的时间经验，可以用某物去填充，因此可以使人感觉得到了或没有得到。对于没有得到即无以填充的时间，在我们面前呈现为一个空的时间结构，它的极端情形是无聊。站在无聊的空虚对面的是繁忙的空虚。从在时间的重压下不知道干什么到时间的匮乏引起永远不断的企图，都表明时间是作为必须“被排遣的”或“已排遣的”事物经验到的，而不是作为时间本身来经历的。
的确，时间就像钞票，再没有比有钱无处花更难受的。远古时期的人只能从四季轮回、昼夜交替中意识到时间的存在，只有当落日黄昏的时分或冬去春来的时节，他们才能从外界事物的变化中领悟到时光的流逝。才能感受到时光变化的那份迟暮与怅惘。“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泊船瓜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黄鹤楼》)春风吹绿了江南，也吹醒了王安石的乡思，这才想起在外多年，好久没有回家了。太阳落山了，那如血的残阳，提示诗人天快黑了，赶快回家。崔颢这才想起天涯漂泊的惆怅。
生活节奏的迟缓，使得人们并没有意识到时间的物质性，尤其不把时间看成是有价值的东西。所以相对于现代人的紧迫而言，旧时代的人们拥有的是充分的时间，以及由此而致的那份“闲愁”。只要我们随手翻开古人的心灵史，便能一目了然地感受到。
“若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
满城飞絮，梅子黄时雨。”(贺铸)
“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李清照)
“闲愁最苦”(辛弃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