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缤纷的衣料和纹样 明代最高级的布料是缎，这与前代不同，以往最主要的高级面料都是锦。缎出现于宋代，在宋朝以前，甚至没有“缎”字，后来因为纶丝的俗名叫做缎，这才有了缎字的出现。缎的经或纬丝中，只有一种显露于织物表面，相邻的两根经丝或纬丝上的组织点均匀分布，但不相连，故外观光亮平滑，质地柔软，对制作技术的要求很高，因而成为最为贵重的面料。明代的皇帝和贵臣都喜欢用缎子来做衣服。
嘉靖皇帝非常宠信的严嵩，当上宰相后，恃宠而骄，在朝廷专政二十余年，不但大肆迫害忠良，而且在民间巧取豪夺，积攒了大量资财。后来严嵩被弹劾抄家，所抄出的大批丝织品和成衣中，大部分都是属于金彩提花的缎类，包括了素缎、暗花缎、织金缎、两色缎、闪缎、遍地金缎、妆花缎、织金妆花缎、妆花遍地金缎、云缎、补缎、暗花云缎、暗花补缎等，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的高级品种。
除了缎以外，当时的织品还有绢和罗。绢分素绢和提花绢，素绢是一般商人都可以穿的，而提花绢因为品质高贵，就只有上层贵族才能穿着了。罗是比缎和绢都要厚的织品，一般用来制作皇帝和各级官僚的礼服，平民庶人是禁止穿用的。
明代对于纱的使用也有严格规定，嘉靖年间，规定只有四品以上官员和五品的堂上官、经筵讲学官才许穿纱。史书记载，在明代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当权，内臣王体干等人在夏天都穿上了产于闽南的青色或油绿色的怀素纱，内穿玉色的素纱，走起路来出现满身树皮、水波状的隐现花纹，一时传为妙谈。
除了以上提到的几种丝织品以外，明代还有绸、锦、绒等多种面料，可谓丰富多彩。
和面料相比，明代服装纹样就更丰富多彩了，这一点在宫廷衣服上体现得最为明显。1958年，在北京定陵内，考古学者在万历皇帝棺内西端的南侧发现了一件制作精美的龙袍。学者们根据龙袍的质地和纹样将它称做“缂丝十二章衮服”，仅从这个名字，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件衣服的不同寻常之处，可以说，它代表的是明代中后期丝绸成衣制造技术的最高水平。
这件龙袍使用孔雀羽线缂织出12条龙纹和代表封建王朝最高等级的十二章纹样。缂丝是我国特有的一种丝织手工艺，织时先架好经线，按照底稿在上面描出图画或者是文字的轮廓，然后对照底稿的色彩，用小梭子引着各种颜色的纬线，断断续续地织出图画或者文字，同时衣料也一块织成。这样制成的丝织品呈单层平纹组织，正反两面花色纹彩全都是一样的。这件衮服所用的经线是强捻的生丝线，直径仅0．04毫米，经密每厘米22根。纬线为不加捻的熟线，直径为0．035毫米，纬密每厘米为100根。经纬线精细，织造缜密，完全体现了明代缂丝的特点。这种丝织品技术在当时是最高级的。
这件衮服贵重在它所使用的绣线。这种绣线，是将孔雀尾屏的羽毛一缕一缕地撕下来，然后粘附在一根棕色的丝线上，再用一根绿色的丝线将它们捆起来，逐渐拉长而成的。孔雀羽毛本是深绿中泛着金光的，将其于棕色和绿色融入到一起，越发显得庄重和华贵。而整件衮服用色以正色为主，在宫黄色的织地上用28种色线配色，加上金线和孔雀羽毛线共30种颜色，色调瑰丽，和谐统一，难怪被称为是万历皇帝最为华丽的一件衣服了。
明代宫中服饰纹样还有一个特色，那就是根据时令变化，加饰象征各个时令的应景花纹。这一点在节日服饰纹样中体现得很清楚：
不只是节日，随着时令变化，宫中服饰在衣料方面也有所不同，比如在三月初四时，内臣、宫眷就要改穿罗衣，四月初四日改穿纱衣，十月初四日，改穿纶丝等。
另外，一年景是明代很有代表性的纹样，一般情况下是春用牡丹、夏用荷花、秋用菊花、冬用梅花。
上举各种纹样，有的作为补子，有的在团花或柿蒂龙纹及膝裥龙纹中作为附属装饰，有的是在衣身的暗花中表现。·明代服饰的象征意义
宋元时期，受理学影响，装饰艺术领域出现了反映意识形态的倾向性，并且越来越强，各种观念都被体现在装饰纹样中，使得装饰纹样具备了特殊的含义，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可以说是明代装饰纹样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另一方面，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们都希望福气和幸福能够常常伴随着自己，那么最好的办法也莫过于在随身的衣物上画上表现吉祥、避邪的图案。因此，明代服饰不论是纹样还是佩饰，都多出了许多象征意义。
在人们心目中，龙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神异动物。到了明代，龙更成为帝王独有的徽记，成了专制权威的象征。 凤，作为具有吉祥意义的图案，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就被使用了。两汉之际，凤凰已经普遍地存在于女子首饰之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时已经出现在冠帽上绘制凤纹的现象，但是这种凤冠作为礼服的一部分，则是在宋代以后的事情。明代承袭了宋代的这种礼制，后妃在参加重大活动的时候，也会戴这种凤冠，而且凤冠的做工比起宋代来要精细很多。除了官用的这种象征吉祥的龙纹和凤
纹外，民间也有很多类似的吉祥图案。例如石榴象征爹子多孙；牡丹象征富贵；葫芦和瓜瓞、葡萄、藤蔓等象征子孙繁衍，长盛不衰；灵芝、桃子、菊花象征长寿。莲花象征纯洁；梅、松、竹象征友谊；并蒂莲花象征忠贞的爱情；被称为“八吉祥”的佛教的八种法器宝轮、宝螺、宝伞、宝盖、宝花、宝罐、宝鱼、盘肠，象征吉祥……
明代服饰纹样中也常用的字、寿字、福字、喜字等文字构成吉祥图案，比如，“百事大吉祥如意”头尾连续排列时，就可得出酉事大吉，吉祥如意，百事如意，百事如意大吉祥等深富吉祥之意的词汇。 “桃花流水”是明清两代缎锦上常用的一种纹样。桃花随着回旋的水波浮动，给人一种很美的视觉感受。“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唐宋诗人也常借桃花形容友情、春天的美好以及男女之间的美好爱情，因此在明清纹样中很受欢迎。只是当时叫做“落花流水”，而中国传统不喜“破…‘落”的字眼，因此改成了“桃花流水”。
明代服饰中的动物图案，如兽类、鸟类、鱼类、昆虫类的写实图案，龙、蟒、斗牛、飞鱼、麒麟、獬豸、凤凰等想象性的动物图形也常见于服饰中，并且也被赋予了一定的象征意义端午节时用虎口衔艾叶象征镇压五毒；用仙鹿、仙鹤等象征长命百岁；孔雀、锦鸡象征尊崇的地位和身份；鸳鸯、鸂束象征爱情美好，婚姻幸福；喜鹊与梅花相配象征新春报喜；鲤鱼跳龙门象征金榜题名；鲶鱼、鳜鱼象征大丰收；蝙蝠与字组合象征万福；蜜蜂与灯笼、稻穗象征五谷丰登；狮子滚绣球象征喜庆。
另外，几何纹样在明代服饰中也有象征意义，如：龟甲纹象征长寿；圆形相咬成铜钱形的连钱纹象征富有；锁子纹象征驱邪消灾；四合和四出纹象征团聚等。
父母对后辈的期望、恋人之间美好的思念、朋友之间真挚的祝福，都经由这些图案传达了出来。·好龙的明代皇帝
1958年出土的万历皇帝的“缂丝十二章衮服”就以龙纹为主体纹样。这件衮服上的12条龙，被绣在一个圆形的中间，俗称“团龙”，而这个圆形的花样，就叫做团花。12条龙因位置不同而有不同的名称：位于衮服前胸和后背位置的龙，是正身的龙，也就是面向外的龙，被称为“正龙”或者是“坐龙”；侧身的龙叫做“行龙”，行龙也按照朝向上下的不同分为升龙和降龙。
万历皇帝除了这十二团龙衮服以外，还有四团龙袍、柿蒂形龙袍、柿蒂形过肩龙袍、过肩通袖龙裥袍，并且这些龙袍的花样也是各不相同：四团龙袍在前胸、后背、两肩部位分别袖有一个团龙纹。胸、背部的是正面龙形，两肩部位的是侧身、方向相向的行龙。袍身织有其他暗花柿蒂形龙袍是在两肩和前胸后背部位用金边标示出一个柿蒂形装饰区，区内前胸后背各绣一条正面龙形，两肩分别绣有一条方向相向的侧身龙。或在前胸后背及两肩各饰两条行龙。靠近金边处装饰有海水江牙纹样。金边以外部位织其他暗花柿蒂形过肩龙袍是在盘领周围的柿蒂形装饰区内加绣两条过肩正龙，一个龙头在前胸，一个在后背，龙身都从肩部绕过。这种形式在明朝称为“喜相逢”。其他部位织暗花；过肩通袖龙裥袍和柿蒂形过肩龙袍的纹样差不多，只不过在两袖各多出一条立龙龙裥，另外在前后襟的下摆部位也加了各饰四条行龙的横襕。其他部位织暗花。
万历皇帝龙袍上龙的数目比起明世宗嘉靖七年创制的“燕弁服”上的还不算多。由弁帽、袍服、玉带、袜子和丝履构成的“燕弁服”上的龙纹呈九九之数：前身一个盘龙团纹，后身两个盘龙方纹，领子与袖子上的龙纹加一块是45条，衣襟上的龙纹是36条。另外，在腰间的玉带上还装饰着九件刻有龙纹的玉片。 这么多让人眼花缭乱的龙缠绕着皇帝，可见，明朝皇帝真的比“叶公”还好龙了。从这一点是不是我们还可以作这样一个判断，那就是明朝龙形象一定是美轮美奂得不得了，否则怎么会让皇帝们痴迷到这种程度呢。 其实不然，明朝的龙的形象是牛头、蛇身、鹿角、狮鼻、驴嘴、猫耳、鹰爪、鱼尾。这简直是一个拼凑起来的怪物，就是一个什么也不像。不过，对于极尽专制之能事的明朝皇帝来说，似乎只有这么个怪物才能显示出帝王的凶猛和威严。·“衣冠禽兽”：
明代文武官员服饰
明代服制规定：文官一品绯袍，绣仙鹤；二品绯袍，绣锦鸡；三品绯袍，绣孔雀；四品绯袍，绣云雁；五品青袍，绣白鹇；六品青袍，绣鹭鸶；七品青袍，绣鸂勒；八品绿袍，绣黄鹂；九品绿袍，绣鹌鹑。武将一品、二品绯袍，绘狮子；三品绯袍，绘老虎；四品绯袍，绘豹子；五品青袍，绘熊；六品、七品青袍，绘彪；八品绿袍，绘犀牛；九品绿袍，绘海马。因此，人们称文武官员为“衣冠禽兽”，这就是“衣冠禽兽”一词的来源。当时，“衣冠禽兽”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赞美词，只是到了明朝中晚期，官 场腐败，“衣冠禽兽”才演变成为非作歹、如同牲畜的贬义词。
明代官服上的禽兽被绣在两块正方形的名叫“补子”的织锦上。使用时将它缝在官员的服装上，前后各一块，所以官员的服装也叫“补服”。“补子”是明代官服上新出现的等级标志，可以说是一个少有的天才创意，所以，“补子”被明代以后60(年的官场所沿用，成为封建等级制度最突出的代表。
明代官员服饰除了这别具匠心的“补子”外，还有几种作为特殊恩赏的服装也是别具一格的，如蟒服、飞鱼服、斗牛服。这三种服装的纹饰，都与皇帝所穿的龙衮服相似，不属品官服制之内，是明朝内使蒙恩特赏的赐服。
蟒服中的“蟒”与龙很相似，但是为了区别皇帝和翼亲属服装上的五爪龙纹，就称之为“蟒龙”。因为蟒服和皇帝的龙袍很像，所以是绝对不可以随便穿着的，只有重臣权贵蒙赐才可以穿用。
嘉靖时期的权臣严嵩垮台后，皇帝派人去查抄江西分宜县他的老家时发现，在严嵩的家里除了不计其数的丝绸衣料和华贵服装，还有绣有龙纹的服装和衣料或类似龙纹的蟒袍，如蟒龙补、过肩蟒龙；蟒、蟒补、过肩蟒、过肩云蟒、百花蟒等， 相比之下斗牛服和飞鱼服就宽松多了，一品、二品官都可以穿。斗牛服中斗牛的身体与龙也很相似，既有鳞也有爪，就是头部的角向下弯曲，和龙有所不同。而飞鱼则是根据《山海经》中的鳐鱼形象想象而成的，它有蛇的头部，鱼的身子，左右各有一个翅膀。 可是到了后来便混乱起来，百官甚至宦官都有穿着飞鱼服和斗牛服的，甚至许多人在绘制这种图案的时候，还有意无意地向蟒袍靠近。终于，有一天，磬靖帝发现自己手下兵部尚书的服装居然有龙的图案，于是大怒，质问其为什幺二品之身敢穿蟒服。尚书回答说这并不是蟒服，而是皇上赐定的飞鱼服，只是与蟒服很相似而已。嘉靖帝于是下令百官不许擅自使用蟒衣、飞鱼和斗牛服以免发生僭越的事情。
蟒服、飞鱼服、斗牛服之外，嘉靖七年(1528年)规定的官员燕居服也很有意思，不仅能体现封建制度下的等级观念，还蕴含了另外一层含义。这种燕局服规定三品官以上的服装只能用云纹，而四品级以下的就不能使用纹饰，只用蓝青色镶边了事。这套服装中的帽子叫“忠靖”，忠靖冠实际上也是一种乌帽，是参照古时玄端服的制度而定的，鉴于当时服制出现混乱现象，故用忠端之名，勉励百官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要忠君爱国，不能有贰心。·凤冠霞帔的几度变迁 凤冠，因以凤凰点缀而得名。凤凰是万鸟之王，所以只有皇后或公主配得上它。明代凤冠实际上是在宋代的冠梳影响下形成的，它用金丝网或者竹篾作为骨架，上面罩纱，再镶嵌金银花钿，装饰上珠宝苏。 1958年，北京定陵出土的明神宗孝靖王皇后的凤冠是比较具有代意义的。她的凤冠是用漆竹扎抽帽胎，用丝帛面料制成的。凤冠上装饰有9龙9凤，前部的9条金龙口衔珠滴，龙的下面是8只金凤，部还有一只金凤。除了9龙9凤，冠上还镶嵌了100余颗红宝石、100余颗珍珠。冠上宝石虽有雕琢，但基本上都保持了天然的形可谓匠心独运。孝靖王皇后的凤冠造型质朴，材质奢华，堪称世界上最奢侈、最豪华的凤冠。
与凤冠相配套的霞帔，实际上就是南北朝时期的帔子。隋唐的时候，因为它的形状像天上的霞红，因此被称作“霞帔”，也是到了宋代被列为后妃之礼服。霞帔是一条从肩上披到胸前的彩带，用锦缎制作，上面绣花，两端呈三角形，下面悬挂一颗金玉坠子。
凤冠霞帔不是在明代一开始就有的，明太祖洪武元年还没有凤冠霞帔的有关规定。直到洪武四年的时候，对霞帔的形制花色做了明确的规定，凤冠霞帔的礼服制度才确定下来。当时，一品命妇穿的是金绣文霞帔，这种霞帔用金珠翠装饰，下有玉坠；二品命妇的金绣云肩大杂花霞帔，用金珠翠装饰，下坠金坠子；三品命妇的金绣大杂花霞帔，用珠翠点缀，下配金坠子；四品的霞帔则绣小杂花，用翠装饰，配金坠子；五品的是销金大杂花霞帔，生色画绢起花装饰，配金坠子；六品、七品的霞帔是销金小杂花的，用生色画绢起花装饰，镶配银坠子；八品、九品命妇穿着大红素罗霞帔，用生色画绢装饰，镶坠银坠子。一时期，霞帔成为命妇的礼服，霞帔的纹饰成为命妇身份等级的重要标志。 后来凤冠霞帔屡有变迁，洪武二十六年定制的最为简化：一品命妇冠饰为只珠翟、两只珠牡丹开头、三只珠半开、二十四片翠云、十八片翠牡丹叶，一副翠口圈，上带八只金宝钿花，两只口衔、两只珠结的金翟。以下各品都各不同，二品至四品，珠翟减少一只，珠半开增加一只；三、四、五、六品命冠饰为三只珠翟，五只珠半开；七品至九品的是两只珠翟，两只珠月桂开头，只珠半开。
一、二品命妇的霞帔、褙子均绣有云霞孔雀纹，镶配钑花金坠子。五品霞、褙子绣云霞鸳鸯纹，镶缀镀金钑花银坠子。六、七品霞帔、褙子绣云霞练纹，镶坠钑花银坠灯。八品、九品霞帔用绣缠枝花，镶坠钑花银坠灯。褙子售带一两张叶子的、外圈轮廓为圆形的折枝团花。 纵观明代命妇服装的变迁，不能不让我们感叹专制制度带给妇女的压制。而，更让我们诧异的是，这么繁复沉重的装饰竟成了女子们“美”的标准，得女子头不能抬、目不能斜视的冠饰，使女子步履艰难得变了形的小脚，竞为封建社会每个妇女追求的目标，不能不让人哀叹。 其实，这一点也是很好理解的，无论是唐朝的“霓裳羽衣”，还是明朝的凤冠霞帔”，除了对那种繁华尊贵的追求之外，还有那无论如何也剪不掉的渴美丽、渴望浪漫的情怀，这才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妇女的最高期望，不过时代不同，审美观也有所不同罢了。·仪态端庄：
男子一般服饰
明代的染色技术高超，在民间染出的褐色就达到二十多种，包括枣褐、茶褐、椒褐、艾褐、砖褐等，老百姓就用这些布色来制作衣服，也算是严厉锢下的一点小小的发展吧。
明代劳动者的着在木刻版画《孔一圣迹图》和绘画作《皇都积胜图》中都记载。图画上的平有的上身赤膊，或穿一件布背心，下过膝长的短裤；有上身穿交领窄袖衫，下穿长裤。一般市民不能用红、紫、等颜色，可以在领上加白绫护领，以别仆人、皂吏。 除了劳动人民装，明代士人服装是很具代表性的。初有句民谣说：“二怪，两只衣袖像。”这种衣袖像布袋的衣服就是背问中缝直通到下面的斜领大袖袍，明代称为裰。这种款式的衣服衣身宽松、衣袖宽大，四周镶大宽边，前面系上两根带，膝下拼一横幅为襕，故又称襕衫，是古代家居常服。这款服装很受儒生喜。因为当时的举人、贡生、监生等穿的直裰都是蓝色四周镶黑色宽边的，故称蓝袍(后举人、贡生改穿黑袍，生员仍穿蓝袍)。 这种衣服用来表现士子的潇洒飘逸是很合适的，但对于劳动者来说，就未过于拖沓，因而被他们认为是一怪，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除了直裰，还有一款圆领右衽的宽袖袍衫，在士人中也很流行。这款袍衫用白色的绢布制作的，袖口和衣襟上也都镶有宽宽的黑边。 细看这两款在士人中流行的服装，实际仍然是前代汉族服装款式的延续，不过略有创新罢了。 此外，上衣和下裳相连的束腰袍裙也是当时比较通用的服装样式，这款束袍子很像元代的线袄子”。上衣为领式，在腰间收敛，下打竖向的细褶，使下裳成裙装，这种形在明代叫做曳撒，是时的骑马装。宪宗皇就曾穿着这种袍子外出巡游，而士夫在日常生活中也会着这种袍子。外内廷宦官一般也可以穿着这种式的衣服，只是做工上没有上层会那么讲究罢了。 明代的鞋履名目也比较繁多，有毡靴、 薜、重脸鞋、皮札翁、布鞋、福字履、尖头弓鞋、雨等。重脸鞋儒生们常穿，以黑色居多，前脸比较长，梁；皮札翁、布鞋都为平民穿用。 总的来说，明代服饰仪态端庄，气度宏美，华夏近古服饰艺术的典范，难怪戏曲服装样式，都取材于此。·从《金瓶梅》说起：
妇女时髦搭配 《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社会世情小说，它描写了明代社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各个方面的情况，是一部典型的明社会史。《金瓶梅》是明代世俗的写真之作，在书中，作者明代服饰文化也有一定的描写，通过这部小说我们也可以体对明代服饰文化有一个了解，尤其是妇女的服饰风格。 通过对《金瓶梅》和其他相关的服饰资料的研读，可以体了解明代妇女服饰。 首先从女装式样看，明代女装基本沿袭了宋代女装，仍以衫、袄、褙子、比甲、裙子、膝裤为主要装扮元素。 袍衫是明代妇女普遍穿着的一款服装，不但样式没有什创新，颜色也很受限制，只能用紫、绿、桃红等淡浅的颜色。是衣料上的选择比原来要多一些，因为洪武年间已经允许民之家穿绸、纱、绢等相对比较高档的衣料。但是对于商的要求仍然很严格，一般一家人只要有一个人从商，全家人不能穿绸纱，这是古代重农抑商政策的最好的一个反映。 比甲(马甲)是无袖无领的对襟式上衣，始于元代，至明中叶成为午妇女穿着的半长外衣。比甲的花样、色彩、装饰非常丰富，穿在衫裙的外面，胸前开，或在腰间束帛衬托得女子的身更加窈窕，所以很明代妇女的青睐。 褙子是明代子便服，形制为领或直领对襟，长与裙齐，左右下开禊，衣襟敞两边不用纽扣，以绳带系连。其合领对襟大袖者贵族妇女所穿，领对襟小袖者为民妇女所穿。 明代妇女们下裳一般都是裙明代裙子的整体样和颜色都要素淡雅得多。“裙拖幅湘江水”，一般子都是用六幅布作，在裙摆处施作为压脚。到了明期的时候，幅数才所增加。有一种当很盛行的“月华裙”，就是用十幅布制成的，腰间的皱褶各用一种颜色，所用色彩也十分淡雅，随风而动，摇曳生姿，色如月华，因此得名。另外还有一叫做“凤尾裙”，是将绸缎裁成大小长短相当的布条，然后在每一条上都绣上鸟图案，同时在连接处镶上金边，走动时飘飘摇摇，像极了凤凰的尾巴，所叫做“凤尾裙”。此外，百褶裙在明代也仍然是很受欢迎的衣裙样式。
我们再看妇女的发式。明代妇女喜欢戴一种黑色纱罗制作的包头。这种头又叫“额帕”，每幅大约宽四尺，戴用时将它对角折叠，从额前向后面缠再将巾角绕到额前方打结。这种包头应该是在宋代包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还有一种全新的头饰叫做“头箍”，它与网巾相似，用棕丝或马尾结成也有用纱或罗制作的，然后用它罩住头发。式样开始比较时兴宽的，后来又亍窄的。冬季的头箍常用各种皮毛料子制作，当时人们叫它“卧兔儿”、“貂覆”等。官宦富贵人家还要在头箍上镶上珠宝、金花玉饰等。 通过《金瓶梅》，我们还可以了解到随着经济的发展，明代女装已经突破朝廷的禁令，不只是用料、色彩、工艺上的讲究，在服饰色彩搭配上更是达了一定的审美标准：“上穿柳绿杭绢对襟袄儿，浅蓝色水绸裙子，金红凤头高鞋儿。”——素雅的柳绿与浅蓝是同类色，配以金红色的鞋，色彩素而不寒； “上穿鸦青缎子袄儿，鹅黄绸裙子，桃红素罗羊皮金滚口高底鞋儿。”鸦青、黄、桃红搭配对比鲜明，是极其大胆的颜色搭配，但是因为鸦青色是稳重色，以整体色调协调、华美，大方且不俗气； “上穿着银红纱白绢里对襟衫子，豆绿沿边金红心比甲，自杭绢画拖裙子，红花罗高底鞋儿。”——这种以红色为基调的搭配，不但显得明朗亮丽而且富青春气息。 这是《金瓶梅》中关于明代女装搭配的描写，高度地体现了明代妇女在色搭配方面的独到之处和美学意识。 《金瓶梅》是一部文学巨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它也是明代服饰文化的影。这种说法，不知是否过分？人，明太祖朱元璋多次邀请他出山做官，但都被他拒绝了。有一次，朱元璋在南京召见杨维祯，看见他戴着一顶式样奇特的帽子，一时好奇，便问他这叫什么，杨维祯虽然不愿意入仕当官，但显然是个拍马屁的高手，他当即阿谀道：“此乃四方平定巾也！”当时朱元璋刚打下江山，当然希望天下太平，听到这种晤自然是高兴异常，于是便下诏命令天下士子儒生、生员及监生都要戴这种头巾。由于它用黑色纱罗制成，展开时四角都是方的，而且可以折叠，携带十分方便，于是也为官吏所使用，只是使用时间有所限制。就这样，一顶帽子不仅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也巧妙地赢得了天下士子的支持，可谓一举两得。
“网巾”是用黑色的绳子、马尾和棕丝编制而成的，与今天妇女们所用的发网形制很相似，只是这种网巾要大得多，可以将整个前额都覆盖起来。“网巾”的推广也和朱元璋有关。有一次，朱元璋微服私访，到了一座名叫“神东观”的道观，见到有一名小道士正在编织网巾，于是就问他是什么东西，小道士回答说：“是用来罩头发用的，用它可以达到‘万发俱齐’的效果。”这句话似以乎也刺激了朱元璋对于自己江山的某些吉利的想法，于是他回宫之后，将那名道士封为道官，命令他制作13顶网巾作为天下推行的样板，让所有人不分贵贱都戴这种网巾。
明代市井之中还流行一种“六合一统帽”，是朱元璋在四方平定巾之前设计的，取“四方平定，六合一统”的吉祥意义。这种帽子是用六片罗帛制成的，下有帽檐，与三国时曹操所创的恰帽一脉相承，并稍有改进。从形状上看和今天所说的“瓜皮帽”相差无几，当时南方百姓冬天都戴它。明朝瓜皮帽顶用水晶、香木结顶，可是到了清朝，因为流行程度高的原因，帽顶材料也丰富起来，有用丝绦的，有用金银线的，也有用玉顶或红珊瑚顶的。丧事时戴的瓜皮帽又不相同，帽顶只能用纯粹的黑色或白色。瓜皮帽一直流行到抗日战争时期。 小小的帽子，凝聚了帝王们多少心思啊！·服饰精华的夸张再现：戏服
“锵、锵、锵……”大戏开锣了。整个舞台上，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和演员身上五彩缤纷的戏服交相辉映，使得观众的注意力再也离不开那一方小小的天地了。在一出戏中，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演员的服装和造型也随之不断地变化着，恰如其分地表现着剧中人物的性格、身份以及他们的社会地位。
可见，戏服在中国戏剧中的地位何其重要。基于此，专家们对中国戏剧服装进行了专门的研究，结果发现今天所流行的戏剧服饰，原来是在明代服饰的基础上，糅合了上至唐代下到清朝的各种服装式样而成的。 戏剧服装的发展，是与戏剧的发展同步的，因此也经历了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宋代大词人苏轼在他的诗中曾经这样形容戏剧：“搬演古人事，出入鬼门道。”所谓“古人事”是指“言其扮者皆已往昔人”的意思，而“鬼门道”则是指戏台两侧角色上场所经过之地。从这句诗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实际上在北宋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专演“古人事”的杂剧段子，但是对于当时的角色到底穿什么衣服，文献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只是从遗留下来的一些帛画、绢画中还能看出当时的服装大多都是从日常服饰发展而来的，有一些美化的成分。这也说明在宋代的时候，戏剧仍是处于草刨的阶段。
到了元代的时候，杂剧非常盛行，但是关于杂剧的服饰，仍然缺乏确切的记载，只是有一些诸如“优孟衣冠”、“粉墨登场”的笼统说法。也许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元代的时候，杂剧所使用的服装与常用服装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而从戏剧服装中较多保存明代服饰的特点可以推论出，戏剧服饰是许多代艺人点点滴滴的创造结晶，也是与两百多年京剧的发展密不可分的。
戏曲服饰可分为蟒、帔、靠、褶、衣等几类。在戏剧服装中，武将全身的披挂被称作“靠”，这种靠的形成，是在明代。《儒林外史》第四十二回写到鲍廷玺领了一个戏班子，那戏班里有一个小戏子“带了貂裘，簪了雉羽，穿了极鲜艳的靠子，跑上场来，穿了一个五花八门”，这里的靠子就是指武将的铠甲，在胸前置有护心镜，腹部及两肩绣虎头。背插四旗，以显示大将威武庄严。这种样式是在明代武将服装的基础上加以发展而来的。除了靠之外，传统的戏剧服装还有很多是来自于生活而又异于生活的，比如在剧中平民角色所穿的衣服叫做“褶子”，就是从秦汉以来的“褶”而来的，发展到明代，男女一般都穿褶。褶就是一种以绸为面、有夹里的夹衣。在秦汉的时候，这种褶子的长度一般是到膝部，而传统戏剧中的褶子长可及足，而且品种非常多，上至皇帝、下到平民都可以穿着，而且男女不分。褶子有素色和花色之分，一般年长者都用青和蓝，年少的就用粉色或是红色，而书生则用素蓝，贫士用索黑，更落魄者用黑褶缀杂色绸块(又称“富贵衣”)。戏剧服装中“褶子”的名称也是在明代的时候才出现的。这一点也可以从《儒林外史》中窥出一二。在第三十回中写几个戏子吃了饭，“一个个装扮起来，都是簇新的包头，即新鲜的褶子”，可见褶子一说，在明代已经为大家所接受了。
除了服装之外，戏剧服饰中还有很多美丽的饰物，比如说珠花、绒球、丝绦等。吕布、周瑜之类的武将角色的紫金冠上都会插两条长长的雉尾，既增加了可看性，又为角色添加了许多做戏的机会。但这两条雉尾的装饰确实是从生活中发展而来的。明洪武二十六年，曾经规定，凡是在大型的祭祀和庆典活动以及节庆日中，有公、侯、伯爵位的官员在出席典礼的时候，帽子上都要插上雉尾。但应该注意的是，只有一定级别的人才能使用，武将和都督是没有资格使用的。但在舞台上，不仅可以使用这种翎子，而且翎子的长度要比实际上的长了起码四五倍，这也是艺术夸张的一种反映。
虽然明代戏剧服饰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这并不等同于说现今通用的戏装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完全具备了，事实上，像“蟒”这种用于帝王将相的戏装是到了清代的时候才逐渐形成的。
蟒，是帝王及高级官员的穿着，圆领大襟，上面还绣有云龙等花纹，在衣服的下摆和袖口还有海水的纹饰，而且以不同颜色标志品级高低：黄色最尊，皇帝专用；以下依次为绛、白、红、蓝、
黑。除此之外还有“女蟒”，是后妃、诰命一品夫人、女将的朝服，上面绣的是丹凤朝阳或是凤凰牡丹等图案。这种蟒服之所以只在清代的时候才出现，也是与明代关于蟒衣的规定有关的。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提到，明代对于蟒服的禁限非常严格，所以蟒衣是不可能出现在明代的戏剧舞台上的。而到了清朝，这方面的制度比起明来要宽松很多，不但皇子、亲王可以使用蟒衣，文武三品都可以使用，所以在《红楼梦》中才有“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的说法。
蟒是帝王将相的朝服，而“帔”则是他们的便服。“帔”的形成也是在清代。因为在明代的时候，民间只有婚娶和丧葬的时候才能使用这种“帔”，而在清代的实际生活中，帔只是男女都可以通用的一种披肩。戏剧服装中帔的形制明显与实际不同，它是一种对襟的长衣，有男女之分，而且在戏剧用语中“帔”的读法也与生活中有差异，这也是生活和艺术不同的一种反映吧！
说到这里，我们不难发现，俗称“行头”的中国古代戏剧服装，绝对是中华服饰精华的夸张再现，是中华服饰史中不容忽视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