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亲爱的，写这封信并不是因为我愿意，而是不得不写。大概这辈子我都不会忘记圣诞之前发生的事，我俩相聚之后我回家，从内心盈满深挚柔情一下子面对一无所有。泰雄，亲爱的，我迫切需要去爱一个人；我有满脑子想法、满腔感情，要是没有一个给予我满足的对象，我会枯萎。但是我不能通过邮局、电话公司和每年跟你相聚两三个星期来满足我所要的一切。我们必须改变这段关系的立足点。只要你到此地来出差，或是我去那边探望父母，咱们就见面愉快地地玩一玩，就保持这样的关系。我必须这么做，否则我会发疯。”
婚外情矛盾情结
前述例子约略呈现的“婚外情”这个轮廓，在中国生活中所涵盖的意义和经验是多么广阔。但是要明确划分这个范畴并非易事。“婚外情”一词的含义因人而异，有些人用来形容的行为在另一些人看来并不适用。显然，女性较为倾向将婚外情界定为一种具有感情深度的关系，把自然发生的婚外性行为视为拈花惹草或是红杏出墙。甚至“不忠”这个看似明确的语词，定义也不一致。在男性中，有半数觉得在外地出差跟应召女郎发生性关系，并不算是真的不忠。在他们看来，“不忠”的定义是喜爱别的女人，经常与她约会，把部分家庭收入花在她的身上。这些定义上的暧昧不明，部分原因是对于我国婚外情的频率，以及对于最常见的婚外情形式，缺乏一致的专业意见。有些社会学家认定，偶发的性关系是最典型的婚外经验，而另外一些社会学家则认为，投入较深、持续较久的关系，才是最典型的婚外情。
迄今，针对婚外性行为所做的健全的统计资料，仍然只有一个主要来源，即印地安那大学性学研究所的艾福瑞·金赛（Dr. Alfred Kinsey）和他的同事们撰写的第一部和第二部金赛性学报告（The Kinsey Institute New Report on Sex）。撇开金赛方法论和采样过程的缺陷不谈，批评者称，他的样本充斥太强烈的意愿，这个样本群的自我选择性超过了随机抽样性。这两份报告却是以相当大规模、近乎全国性的采样，指出了曾经有过婚外性关系的男性及女性人数。简单扼要地说，这两份研究报告的结果是：在每隔五岁的已婚男性年龄层中，大约三分之一（27%至37%不等）起码有过些许婚外情，也就是起码有过一次婚外经验。而累计的事件数字，男性在整个婚姻生活中曾经有过婚外经验的百分比总数则相对大得多。该书作者在其著名的估判中如此写道：
“根据这些实际的资料，同时考虑那些隐而未宣的人数，大概可以说，大约半数已婚男性在其结婚期间曾经与妻子之外的女性有过性交。”
至于女性，从二十六岁至五十岁每隔五岁划分的年龄层中，各年龄层大约六分之一到一成的女性曾经有过至少一次婚外经验。累计事件数字估计有四分之一的女性有过这样的经验。不过根据该书作者称，由于考量隐而不宣的人数，实际数字可能更高。
这些坊间可取用的最佳数字也几乎是最可行的。但是，一九四八年《人类男性性行为》（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Male）以及一九五三年《人类女性性行为》（Sexual in the Human Female）两书中，作者保罗·吉布哈博士（Dr. Paul Gebhard）觉得前述数字有继续增加趋势。这里引述吉布哈博士的话：
“如果要我就一九六八年累计事件数字做估计，我想大概男性有六成，女性有三点五成到四成。这是转变，不是革命。有人认为过去一二十年间发生的性革命，原因来自于社会允许我们言论和出版自由发展得太快。这跟行为上的实际转变是两回事。但是出版和言论上的自造成的百家争鸣的局面，的确会改变下一代的公开行为。”
但是改变会有多大？这些改变对男女性的婚姻是利是弊，则无法做出科学预测和判断。
“婚外情”一词的暧昧不明，一般人对这种关系有好恶相斥的矛盾情结，是其中的部分原因。尽管我国自从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社会上相对“婚外情”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剧增，在社会上乃至舆论上却仍存在着一股强势的性规范：不赞成婚前性行为，责难不合法婚姻、 私生子、堕胎，当然还有私通。
但是，社会毕竟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开放，今天，我们可以到处听见那些公然挑衅上述这条规范的少数人行为，大学生公然发生性关系，甚至同居，娱乐圈名人畅谈他们的艳史，表明他们的性倾向。更重要的是，社会上继续存在着为数众多表里不一的人，他们在公开场合热衷地接受甚至拥护这项规范，但在私底下却做着大相径庭的行为，甚至违犯了这项规范中的一部分。
在《美国要人》（The Significant American）这本研究中，美国社会学家约翰·丘伯（John F. Cuber）和他的共同作者佩姬·哈洛夫（Peggy B. Harroff）称，传统规范是一项依据“集体伪装”和大多数人故意讹造自己的性想法和行为，所建立的“巨大虚幻”。提出这项发现的人不只这两位作者。维琴尼亚·萨提尔（Virginia Satir），知名家庭临床医学家及“艾沙林学会“（Esalen）共同创办人，一九六七年在“美国心理学协会”年会上报告称，“几乎所有现今对已婚者性行为的研究均指出，许多夫妇并未奉行一夫一妻制……一夫一妻是神话。高频度的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则是事实。”
规范与现实背离现象在社会上比比皆是。无论大多数人对婚姻不忠表现出怎样的不赞同态度，但是电视、电影、小说和戏剧一再将它当作永恒的主题，印证了人们对婚姻不忠的普遍着迷。近年来在我国各省市晚上黄金档时间争相转播以作家池莉的《来来往往》、《口红》改编的电视剧，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先锋派作家的《牵手》、《危险真情》、《渴望激情》、《让爱做主》、《爱入膏肓》以及《怦然心动》等影视连续剧也相继热播。著名导演冯小刚拍摄的《一声叹息》，以及新世纪以来突然席卷文坛方式出版的系列如《一个分成两瓣的女孩》、《冷唇》、《有毒的婚姻》以及《妹妹梦去，姐姐梦来》等文学作品，都集中探讨了当代中国的婚外情现象，一一次引导观众思索婚外恋这个“欲罢还休”的社会现象。
值得玩味的是，传媒往往又将婚姻不忠表现成一种刺激而美丽的经验，甚至在电影上，这个行为已不再非得以不幸收场。美国伊力·卡山的《调解》（The Arrangement）描写一对私通恋人最后快快乐乐结了婚。
人们对婚外情的态度，有点类似他们对于交纳所得税的态度。很多人欺骗造假（有人少些，有的人多些）；多数不作弊的人想这么做，但是不敢。无论是实际作弊或想要作弊的人都不承认实情，也不为自己的看法辩护（除了对少数心腹知交是个例外），而几乎所有人都拿传统规范来教育子女，尽管他们自己并不相信传统规范，也不指望子女长大后奉行不误。
下面就是规范与现实相背离的一个鲜明例证：
一名有着数家小厂商的业务代表说出他经过整整十二年的幸福婚姻生活之后怎么会在而立之年开始对妻子不忠的：
“我从未想到过要拈花惹草。我不懂这种事。据我所知，我周围的那些邻居也都是一些极为本份的人。在开始当自由业务代表之后，我得以第一次认识庐山真面目：每个人只要一有机会就到处乱搅和。跟我做生意的人来到城里，不是指望我替他们安排休闲场所，就是要我陪他们上酒吧找女人。我学到了人性，看到了幕后的一切，而且大家似乎都玩得很开心，没有人受到伤害。
一天晚上，我跟我代理的一个厂商一起喝酒，他传了一张字条给坐在另一角落的两个女孩，接着四个人就坐在了一起，有意思极了。之后，我带着其中的一个女孩坐的士回家，在车上，我顺势搂住了她。就这样我开始一星期跟她玩上三四次，而且乐在其中。现在想来转变真大。当初我根本不想这样，我只想爱我的老婆。”
一位广播电台深夜音乐节目主持人，三十八岁，是这么说的：
“有一天，我太太说她要去跟几个住在离城十几里地的朋友一起吃饭、住一晚，并说女佣会到家里睡并照顾孩子的。于是我就去找我的那个女友。因为太太不在家，我不必赶着回家。第二天清早醒来，我就心想：‘糟糕，要是杰敏（我老婆的名字）先回到家，就会明白我一夜未归。这下可惨了！’
尽管我的那位火辣辣的女友仍赤条条地躺在旁边等着我，我还是起来拨电话到杰敏朋友的家里。我冒汗、发抖、祷告自己在她动身回家之前先早她到。可是等接通了电话，她的朋友口气困惑，说杰敏并不在她家，也没有来过，她们最近从来就没有通过电话。
这几个星期来，我一直在猜想她会不会跟我的至交有染。现在终于得到了证实！我丢下那个赤条条女孩，穿上衣服，冲出门，好赶在杰敏之前先一步到家，证明我的清白，同时清算她的不忠行为。
我火冒三丈，像个疯子似的骑自行车回家。她果然还没有到。于是我弄乱床铺，跟女佣和孩子聊了一下才出门上班。
下午，她打电话到电台，我立刻在电话里跟她大吵起来，我要她不要再做戏了，质问她这一晚去了哪里，口气就像一个义正词严的牧师。
她在电话那边沉默了半晌，然后只说了一句：‘我看没有什么好说的了。’说完把电话挂了。
下午，她回到家，带了孩子就搬回了娘家。晚上，我回到家，面对空荡荡的屋子，明白整个生活毁了。她背着我跟我的一个至友相好，而且甚至不愿意被原谅。黑夜里，我醒来，觉得胸口有块巨石重压着，漆黑中我抓起电话；半个小时后，我已躺在医院的氧气室里。
那次发作，我在医院里整整躺了三个星期。等我出院，她已找了一名离婚律师。她不想回家，也根本不在乎我的感受。一段时日后，他当真嫁给了那个混蛋。”
一个星期天的晚上，S城一间装潢简陋的公寓内，一对年轻男女冷漠不语地看着电视。他俩曾经分居过，目前正试着复合，主要因为他俩有个一岁大的儿子。不过事情并不顺利，而且尽管她努力与他再度同住一个屋檐，但仍偷偷地与一个在分居期间相好的男人约会，尽可能躲避丈夫的示好。
近午夜时分，两人上床；他徒然地试过一次。她托辞疲惫，于是他气得背过身子，最后一声不响地睡着了。
她一直醒着，望着床头上的夜明钟指针的声响。凌晨一点半左右，一辆汽车停在他们窗户的下方。她听得出车声，立刻溜下床，穿上一件外套，快步下楼。驾车的男人把车子开到旷野里，两人在狭窄的后座激情做爱。
凌晨，她有返身回到屋里，钻进被窝，一直睡到早上七点半。然后起身、更衣、弄早饭。九点半，她已站在了某小学的教室内，面对一班五年级的小学生，开始语文授课。
市郊的一个富人住宅区里，一位苗条、打扮考究，脖颈里系着一条丝围巾的三十八岁的女性，谈起与丈夫分居后她所体察到的新的人生真相：
“你可以打听附近的每一对夫妇，他们一定会睁眼说瞎话，否认有任何不轨行为。但是，我跟丈夫分居后却发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真相。头两个月，大概有四个我朋友的丈夫打电话给我，找借口约我出去吃饭，或者明白说出他们的意图。我深感震撼，他们平日里都是一些道貌岸然的君子啊！我再也不相信世间还有什么才是真的。
打那以后，我注意到一些之前从未注意到的事：有一次我到琳家里看望她，原以为她的丈夫到外地出差去了，她一定很寂寞。可当我走近她家门口时，我发现国棋的车子停在距离她家不远的地方。天！有的时候，我好怨忿、愤世。我生活其间这么多年，却始终不知情，我的周围竟然充满了谎言。”
很可能再过几十年时间，规范与现实间的罅隙将大幅缩小，而许多人对这个问题的矛盾情结也会减少。上一代的理论往往会融入下一代感受中，而原本只在意念上被允许的事，到了当代已成了在行为上被允许的了。但是，尽管由开放而引发的性革命在我国多少产生了一定的外在变化，尤其是对别人性行为上的包容性，但对自身行为的想法却改变不大，因为有关好恶相斥的矛盾性已根植在我们的性格中。重要的是，婚前性自由的大幅增长，并未急剧改变男女关系上的一夫一妻制：现今的年轻男女在婚前性关系中仍旧要求彼此忠实。
总之，只要有社会性规范，不忠行为仍然不得不瞒着对方，而且会引发愧疚。在未来几十年内，婚外行为的事件次数和公开度会随着社会开放程度的提高而增加，但大多数国人很可能仍旧会继续隐瞒他们出轨的渴望和行为，而且继续表示用拥护忠实这个理念。
我们的文化传统给予我们一种被社会所普遍认同的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模式，这种模式尽管暴露了很多缺点，但它符合大多数人的感情需要。它同时也给我们一种有别于婚姻的不被主流社会赞同的模式，这种模式尽管有诸多优点，却只符合少数人的感情需要。就某些方面而言，被赞同的模式似乎较能改正现代社会的一些缺失：在我们道德颓废的破碎文化中，忠实的婚姻伴侣对彼此是一座维护感情安全的孤岛。然而，它似乎又不适应现代生活中的其他状况。现在的人普遍长寿，要在四五十年岁月中，在感情和性双方面只爱一个人，而且要保持这份爱情浓烈、活力新鲜，又能满足肉体需要，对某些人而言，虽说不是不可能，但也是相当困难的事。许多人为了自律着想，禁止自己做出任何危及婚姻的行为，并且让自己相信他们是快乐的。但是一些专家已经开始怀疑，大多数忠于一夫一妻制的已婚男女其实并不真的快乐。许多毕生忠于一个伴侣的人很可能付出相当大的代价。事实上，他/她承受了许多挫折和无奈、厌恶自己的配偶、压抑个人情绪、限制自己享受丰富人生的潜能。
从不被赞同的婚外情模式看，似乎又较符合人的感情能力和需要，尤其是男性。它给予个人不断重新发展自我的经验，恢复活力，又觉得刺激，避免了亲密关系带来的需要和挑战；它屈服于现代社会无处不在的诱惑，反而因此解决了这种诱惑。但选择这种替代模式的人也可能要付出相当的代价：不忠是昂贵且耗时的，它与我国以家庭为基础的约定俗成的社会条规相抵触，它是社交和职业上的毒品，一旦被揭发，它可能给个人本身带来身败名裂的后果，给家庭中妻子、儿女心理带来创伤，就算未被发现也可能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