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解放军的威信更是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十二岁那年，磷矿的红卫兵到贵阳去参加“春雷广场”毛主席塑像落成典礼庆祝游行。磷矿的“红卫兵”要在“春雷广场”走一个队列方程式。我们穿着裁缝或家长给做的或在商店买的土军装，扎着皮带，带着军帽，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当兵的。
我们在半夜乘上“解放牌”大卡车，冒着大雨行驶到了天亮才到贵阳，一个个都淋得跟落汤鸡似的。
那天有很多解放军来参加庆祝仪式，我只要见到一个当兵的，就立正给人家行一个军礼，搞得好多军人莫名其妙。街上的人看着我直乐，也有赞叹不已的。现在想起来真是可笑：一个浑身上下都湿透的黄毛丫头，戴着一顶帽檐耷拉下来的假军帽，一本正经地见一个军人就敬一个礼。后来我看到一个军官走过来，就迎上去给他敬了个礼，他给我还了一个礼，到现在我都记得他的模样。
军装、军帽和军用皮带是青少年梦寐以求的，一些青少年为了得到正宗的军装会去偷去抢。一次，我向到磷矿招兵的军官借了一根军用皮带去贵阳演出，结果皮带被偷了。回来后我痛哭着向军官道歉，军官说没有关系。这个军官本来特别喜欢我，还说如果不是只招男兵，他一定会将我带到部队去，丢了皮带后他就再也不理我了。我还遭到一帮男红卫兵的攻击，谴责我把解放军的皮带弄丢了。
军管时，开阳磷矿小小的夹皮沟里驻扎了上百个解放军。对我们来说，那些年轻、幼稚、没有多少文化的解放军战士是毛主席派来的，我们从心底羡慕他们。
如果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该有多幸运！
最让青少年羡慕的是那些“文艺兵”，部队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到学校、工厂、农村招收“文艺兵”，那些美丽帅气的少男少女穿上军装神气极了。
我的好朋友芳芳的嗓子特别好。在我们很小的时候，芳芳的大哥就被招到贵州省艺校学声乐。受哥哥的影响，芳芳也喜欢唱歌，有哥哥指导，芳芳唱歌的水准非常专业。
我们都是磷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我对芳芳佩服得五体投地，成天跟她黏在一起，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有一天，突然找不到芳芳了。她家里的人说她上贵阳看病去了。
过了几天，她出现了，一脸兴奋地告诉我她到贵阳去考文艺兵了。
她说部队的人还要到磷矿来对她进行复试，到时候，她会将我介绍给他们。
部队来人那天，我与“宣传队”跋山涉水到一个工地演出去了。那天下着雨，我们来回徒步走了几十公里。返回磷矿时，每个人都杵着一根树枝当拐棍，浑身上下都是泥水，狼狈不堪。
当列队走到磷矿招待所的时候，突然听见一个女高音在大声地喊：“和平！和平！和平！”抬头一看，只见芳芳和两个解放军军官站在招待所楼上的平台上，两个军官盯着我打量。
我狼狈的形象没有给两个军官留下好印象，他们连考都没有考我，而且人家就是冲着芳芳来的。
芳芳被那两个军官招走了，她哥哥也当了文艺兵。
我也考过几次文艺兵，都没有录取。我考试的时候没有平时在舞台上表现得那样好，在山沟里没有受过正规训练，所有的舞蹈都是自己模仿着学的，跳得比较好的时候，部队已经不再大规模地招文艺兵了。后来遇到过曾经考我的部队宣传队领导，很后悔没有接收我。我曾经去贵州省军区看军区宣传队排练，觉得那些女兵没有我跳得好，可个个都骄傲得不行。看到她们，触景生情，我坐在军区门口的草地上哭了半天。
我最后一次参加考试，自我感觉良好，考我的军官也说很有希望，但等了好长时间没有结果，就彻底死心了。
一天，一个解放军军官专程来磷矿告诉我说部队宣传队录取我了，过几天就会有入伍通知书，让我不要灰心，耐心等待。
消息在磷矿传开了，几个同学来看我，走到我家楼下的时候说：“刘平没准儿现在都穿上军装了。”
结果部队取消了这次招兵计划，我与当兵擦肩而过。
很多去当兵的人都具有传奇色彩。
我的中学体育老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体育系毕业，个子有两米高，被部队招去打篮球了。
有一个会画画的美术老师，磷矿巨幅的《毛主席去安源》是他画的，也被部队招走了。
一个朋友，现在是中国政府的一位高官，会拉大提琴，当时他是下乡知青，部队的苏联产小轿车“伏尔加”直接开到地头把他拉到部队。还有一个好朋友现在是北大的教授，会吹黑管，也被部队招去了。很多年以后，我知道他们都是芳芳的战友，在同一个部队宣传队生活了好几年。
我经常梦见自己穿上了军装，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天啊，那种喜悦和自豪的心情无法言表，我希望自己永远不要醒来。
芳芳参军后，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贵阳的一个军队医院，她声带长了小结，在军队医院住院动手术。我从见到她到离开的几个小时内，眼睛一直含着泪水。
芳芳回家探亲的时候，我和她的家人到火车站去接她。芳芳见到她父亲时，“啪”一个敬礼，父亲的脸上洋溢着幸福与自豪，我羡慕得几乎要窒息了。
从火车站走到她家，一路上所有的人都在看她，都在夸奖她，家门口围了一群小孩，要一睹女兵的风采。
我上大学后就彻底死了当兵的心，但还是热爱当兵的。大学毕业后不久，我就找了一个当兵的做男朋友，是我的第一个男朋友。
我与前夫结婚多半也是因为他是当兵的。
前夫的父亲曾经是部队的医生。那时候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如果老子是当兵的或在部队有很强硬的关系，家里的子女当兵就容易得多。前夫家两个兄弟都当了兵，前夫弟弟当兵的时候只有十四岁。
北京首批红卫兵，由于他们父母的关系，有很多都当兵了。
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
我们是磷矿职工的后代，根据当时的政策，不需要上山下乡，而是接工人阶级的班。
我应该是1971年7月中学毕业。1971年5月磷矿招工，我和很多同学中学没有毕业就当上了工人，我只有十五岁。
当时已经是“文化大革命”的中期了，学校已经开始上课，尽管学习的内容还是很革命的。我已经开始认识到学习对前途的重要性，想继续上高中。我最终决定参加工作是想在经济上帮家里一把，我们家四个孩子，我是老大，爸爸妈妈也希望我参加工作。我们同学中只有少数的几个继续上了高中，我十分羡慕他们每天背着书包上学校。
我们同时被招工的有上百个小孩，年龄从十五岁到二十岁，实行军事化管理，所有的新工人都在“青工连”劳动锻炼一年。
我们白天干着超强度的体力活儿，修路、搬运、抬木头、装车皮等。晚上学习毛主席着作，读报纸或斗争“走资派”。
磷矿有个老工人叫陶德臣，是个德高望重的老模范，他教我们新工人抬木头和码木头，那些木头是井下巷道用的坑木。我总和陶德臣搭档，一根木头起码有五十公斤，我抬小头，他抬大头，我们一老一小配合默契。他在人前人后总夸奖我干活儿不惜力。我那时身体很单薄，却十分要强，每天干八小时的重体力劳动，每月工资18元人民币。
我们用镐头开凿一面山，用开凿出来的土和石头修公路。我们用铲子把土和石头装进板车里，一个板车约装一立方，由三个人推一辆车到正在修建的公路上，将土和石块填在公路上。
我干活儿不惜力，拿着镐头挖山不止，每次抬起头来都能看到有人在盯着我看，脸上流露出惊讶的表情。他们以前看到我时要么在舞台上跳舞唱歌，要么挺胸抬头目不斜视地行走在大街上，认为我应该是一个娇气高傲的女孩儿，谁都没有想到，我干体力劳动的时候，勤奋得像个“疯子”。
我后来经常想，如果小时候没有这样超强度地干活儿，我的个子可能还会长高一点。
在“青工连”劳动锻炼的一年虽然非常辛苦，心情却很愉快。无论周围发生什么事情，都不会影响我的乐观，我喜欢革命大家庭的氛围。
我太年轻，不知道什么是痛苦，更重要的是我怀揣着理想，对未来有无限美好的憧憬。
我们三个女孩儿推车用力过猛，跑的速度跟不上车的惯性，一松手，整个板车翻倒到坡下。看到板车连翻几个跟头栽到沟底，三个女孩儿乐得哈哈大笑。
突然，有人大吼一声：“你们笑什么？”
是我们的“青工连”的领导，曾经是“造反派”的头头儿。我们吓得急忙跑下沟里去捞板车，一个女孩儿有些胖，慌慌张张像个企鹅一样往坡下跑，我和另一个女孩儿又忍不住大笑起来。
领导气急败坏地大吼：“还笑！你们看到国家的财产掉到沟里去了还要笑，你们的立场到哪里去了？”
当天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干活儿热了，一个女孩儿将毛衣脱下来放在一旁，干完活儿后去取毛衣，发现毛衣上有一颗扣子不见了，就怀疑有一个女孩儿偷了。两个女孩儿吵起来，后来就打起来了。
当天晚上“青工连”开大会，批判我们三个女孩儿见到国家财产受到损失不但不心疼还哈哈大笑。经过“青工连”领导的动员，大家发言很踊跃。一个女孩儿发言说：“你们看到国家财产受损失还要笑，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如果你们不悬崖勒马，不积极进行思想改造，将来如果发生了战争，你们就会变成叛徒。”
我们三个女孩儿都做了自我批评，表示为自己犯的错误很痛心，但心里都不服气。
第二天，墙上贴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一颗纽扣和一个板车引起的深思》。“大字报”剖析说：“一颗纽扣只值几分钱，是私人财产，丢失了，失主大吵打闹，还打架。一个板车值几百块钱，是国家财产，三个女孩儿看到国家财产滚到山坡下面，不但不心疼，还哈哈大笑。如果容忍这种思想发展下去，我们就会变成修正主义，中国就会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我们被连续批判了好几天。
新工人在“青工连”集训了一年后被分配到各个车间当学徒，有学电工、钳工、车工、刨工的，还有学开汽车的。这些都是好工种，能学到技术。
我和几个女孩儿被分配到了炸药库加工炸药，这是一个劳动强度大但技术含量不高的工种。
炸药库建在离矿区几公里远的山沟里。我们是三班倒工作制，我是其中一个班的班长，每天开着手扶拖拉机去更远的一个仓库装运炸药的原料硝酸铵，拉到制药车间，自己装自己卸，每袋硝酸铵50公斤。
我现在很难理解当时胆子怎么这样大。用两个小时学会开手扶拖拉机，就敢上路了，而且是在陡峭的山路上开，路的一边是山崖，一边是深沟。
工人们将硝酸铵、锯末和柴油按比例在大铝盘子里配好，送到高温车间的烘药床上烘干。烘药床高达摄氏100度，室内的温度起码也有摄氏50度。工人们每隔十分钟就要进入高温车间翻一次药，翻一次药就大汗淋漓，浑身湿透。药烘干后，我们用纸浸上滚烫的蜡，将炸药卷在纸里，做成筒状。
时不时，我还要与一两个工人带上炸药和雷管找一个空旷的地方试验产品的爆炸性能。
我们的劳保用品就是工作服、帽子、胶鞋和口罩。每个月有7元钱的高温作业补助。车间旁边有公共淋浴，能每天洗澡，我觉得很幸福。我们没有意识到工作环境有多恶劣，加工炸药是否对身体有危害。几乎所有的女孩子都便血，公共厕所里经常看到红红的一片，但没有人在意。
三班倒劳动非常辛苦，强度很高，下班后就想睡觉，什么都不想吃。母亲用我的高温补助买了很多鸡蛋，我经常是一日三餐九个荷包蛋，其他什么也吃不下。
我最害怕的是上夜班。夜里11点正睡得香的时候，母亲叫我起床。有时和工友约好时间一起走，有时自己走。几公里的山路黑漆漆的，周围静悄悄的，只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和感觉到心脏跳动的声音。山坡上的坟地闪着磷火，把人吓得半死。
我的理想是当文艺兵，理想和现实相差甚远，我感到快要崩溃了。即便这样，我的心中还是揣着梦想，写了一首诗《我是工人又是兵》来鼓舞自己：
戴上蓝色的工作帽，
一双明亮的眼睛使人想起战士在站岗，
守卫着祖国的边疆。
手中的翻药铲好像战士手中的抢，
人家说她像个兵，
她心花怒放更加英姿飒爽。
我是工人又是兵，
时刻准备上前方！
在炸药库工作了半年后，我被调到一个采区当电工学徒。
电工是矿山最好的工种，极少有女孩儿当电工，尤其是在井下作业的电工，一个女的都没有，我是磷矿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女性井下电工。我喜欢干与众不同的事情，特别珍惜这个机会。
到电工班报到的第一天，就遇到了尴尬的事情。电工班的班长指名让一个三十多岁的名叫朱志德的电工当我的师傅，他坚决不干，和班长吵了起来，当着我的面摔门而去。他不接受我这个徒弟的理由是我曾经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跳舞唱歌，他认为抛头露面跳舞唱歌的女孩儿都不正经，他不愿意当一个不正经的女孩儿的师傅。最后，班长亲自当我的师傅。
我特别热爱我的工作，每天早早地来到车间打扫卫生，生炉子，烧开水。我努力学习数学、物理和电工原理，练习缠线圈、剪钢丝、爬水泥电线杆。我练过舞蹈，腿脚灵活，最好的爬电线杆的纪录是：10米高水泥电线杆，一分钟上下。
我的所作所为终于感动了朱志德，他心照不宣地成了我的师傅。有一次，我在电线杆上高空作业，突然下起了大雨，电工班的人都跑去躲雨了，只有他淋着大雨，站在电线杆下陪着我完成工作。
我学的是井下电工，经常要到井下作业。有一个矿井报废了，电工班全体人员下井回收电缆。井下的照明设备已经撤除了，我们带着煤矿工人用的矿灯下井作业。我们五六个电工，间隔相等的距离，将几百米的电缆扛在肩上往井口拖。我的力气小，几乎是让惯力拖着走，脚步踉踉跄跄的，身体一会儿撞着左边的井壁，一会儿撞着右边的井壁。就这样，我们连续工作了一个星期才将所有的电缆回收完，我的工作服被矿灯电瓶里的硫酸烧了好些洞。
在电工班工作的日子是除“宣传队”以外最愉快时光，我喜欢这个工作，每天可以学到好多知识，觉得特别充实和幸福。我感觉我可以当一辈井下电工。
畸形的男女关系
“文化大革命”中，所有的电影、书籍或文艺作品都没有爱情情节。
我们认为男女关系是很肮脏的事情。如果男孩子追求女孩子，女孩子会当面或写信骂他是臭流氓。正儿八经谈恋爱的男女也是偷偷摸摸的，好像在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宣传队一个男孩儿和一个女孩儿好上了。
男孩儿林祥是从外地招工到磷矿的，二十出头，多才多艺，是宣传队的导演和台柱子；女孩儿月季是磷矿子弟，十八岁左右。
宣传队到贵阳演出，林祥和月季两人悄悄地约会，怕被人看到，就一前一后离开了宣传队住的招待所。没想到，恰恰让我们几个也准备上街的女孩儿看见了。我们尾随他俩走了好久，想看看他俩什么时候走到一起。
他们俩恋爱是我们经常议论的话题。
俩人在林祥的单身宿舍发生了性关系。
未婚前发生性关系是天大的事情，要很勇敢的人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那个年代，人的革命意志可以战胜七情六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