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是给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人看的。我想通过自己、家人和朋友的故事让西方人了解中国人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中国人在想些什么。我原本没有打算出中文版，我以为这些故事中国人都熟悉，不稀奇。然而在与儿子和公司年轻人的交谈中我意识到，中国发展太快了，不要说他们出生以前的故事了，就是十年、二十年前发生的事情也被淡忘了，因为过去与现在有着天壤之别。不要说外国人不知道，我们的下一代又有多少人知道？
写这本书的目的之一是与年轻的一代分享前辈的故事和感受。而这些故事是中国两代人（我们的父母和我们）的共同经历，很多人都能从中找到共鸣或自己的影子，所以我称这一章为“中国故事”。
矿山名人“仙妈”
特别小的时候，磷矿有两个单身汉借我们家的炉子和锅炒了一个尖椒肉丝。我和弟弟在一旁眼巴巴地看着，单身汉留了薄薄的一层锅底给我和弟弟，到现在还能回忆起那种香味。
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开始，几乎所有的物质都是凭票供应，从粮食到衣服，从香烟到油盐，从鞋子到袜子，从肥皂到火柴，直到针头线脑。除了粮票、油票、肉票、糖票等主要的副食品票证外，还有肥皂票、鞋票、毛线票、火柴票、热水瓶票、豆腐票……总之，几乎所有与民生有关的物质都要票。
那时城镇居民迁户口时，有一个特殊的关系叫“粮食关系”，俗称为“购粮本”的粮食供应证。没有购粮本就不能买粮，粮食关系落实到具体粮店，关系人只能在限定的粮店购粮。对于拥有城镇户口的居民来说，“粮食关系”与城镇户口同等重要。调动工作时，除办理户口转移手续外，还必须办理“粮食关系”的转移。没有“粮食关系”，就没有粮食定额，就没有饭吃。粮食关系也包括食用油，粮油在普通商店是买不到的，必须到粮店凭票购买。
每人每月只供应半斤油。炒菜只能放一点点油，稍微多放一点，就会有半个月没有油吃。
粮店供应的基本上是粗加工的菜籽油，散发出一种浓浓的植物气味，炒菜时油烟很大。我们从小就习惯了这种菜籽油，觉得很香。
我家附近有一个农民粮店，收购当地农民生产的粮食和菜籽油等。一天一个农民老头儿挑着两坛子菜籽油从我家门前经过，天下着雨，路很滑，老头摔了一跤，将油坛子打碎了，油洒了一地。地面坑坑洼洼的，油和泥水混在一起。老头儿用破碎的瓷片将混着稀泥的油从地上刮起来，倒进残破的坛子底里。我一直站在那里看着老头儿的一举一动，心里极其紧张，那么大的两坛子油洒了，是一个农民无法承受的灾难。我虽然是一个小孩子，但心痛得厉害。两坛子菜油，得吃多久啊！我十分同情老头儿，那两坛菜子油应该是属于人民公社的，不知道老头儿要用多少工分来赔。现在想起这件事还会很心酸。
我家邻居有三个男孩儿，特能吃。每个月菜油用完了，当妈的就喊：“小二，没油了。”小二拿起一团车间擦机器用的棉纱，飞快地跑了出去。这时，当妈的就将炒菜锅架在炉子上。一会儿小二跑了回来，两只手来回地倒腾，冲进厨房，将手中的棉纱一拧，一股菜油流进了锅里。原来，小二拿着棉纱跑到附近的粮店，乘售货员不注意，将棉纱往油桶里一蘸，棉纱立即浸满了菜油，所以他要两手倒着飞快地往家跑，否则油都流光了。
山沟里有一个国营小饭馆，有时候实在是太馋了，父亲就让我或弟弟到小饭馆买一份或两份肉，回来倒进锅里，熬上一大锅青菜，全家人围着火炉吃得香极了。那时候的肉怎么那么香呀！记得一份肉是六毛钱，在饭馆卖菜的是我同学的妈妈，同学妈妈看到我，就会将勺子深深地插进菜盆里，实实在在地捞一勺肉放在我的饭盒里，然后再添上一勺油汤。如果不是同学妈妈当班，我就没有这个运气了。
卖肉的是最牛的，谁都要巴结他们。山沟里卖肉的是一位叫仙芝的没有文化的妇女，她在那个小山沟里辉煌了二十来年。谁见到她都要向她赔笑脸，老远就跟她打招呼，男女老少都喊她“仙妈”。
仙妈因为掌握着卖肉的大权，成了山沟里的名流。在街上碰到她时，经常看到她挽着矿长夫人的胳膊有说有笑地逛街，见到其他人都不屑一顾。
由于物质匮乏，即便凭票供应也是限时的。仙妈工作的地方叫“蔬菜公司”，就是现在的副食商店。每次来肉了，人们就奔走相告，飞快跑回家中取了肉票和钱，然后冲到蔬菜公司排队买肉。一位叫陈忠的中学教师在排队买肉时，等的时间太长昏厥过去，我是在几十年后写这篇文章时才从母亲那里听到这个故事。陈忠是一个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我很难将这个故事与他联系起来。
仙妈眼皮都不抬地切肉称肉，买肉的人眼巴巴地看着她，每个人都想要好部位的肉，如果正好遇到猪脖子肉，只有自认倒霉。所以大家都巴结仙妈，希望她能手下留情，割一块好肉。仙妈也挺不容易的！
家里用肥肉炼油时，孩子们就围在炉子周围，眼巴巴地盯着锅里的肥肉，等着肥肉慢慢地熬成油渣，然后分而食之。等不及了，就捞一块还没有炼透的油渣放在嘴里嚼得满嘴是油，觉得香极了。熬好的猪油放在罐子里细水长流地慢慢享用。
十几岁的女孩儿日子过得很艰苦，这个年龄的女孩儿对一些物质有最基本的需求，像肥皂、香皂、牙膏、洗头粉、草纸等等。国家穷得很，什么都是限量供应，还经常断货。没有人用手纸，手纸是很奢侈的东西。如厕都是使用报纸或传单纸。只有妇女在生理期的那几天用一种麦秆做的草纸，很粗糙的能看见一节节麦秆的黄色的纸。我家附近有一个农民供销社，这种草纸只有在那里买得到。每次供销社草纸来货时，柜台前立刻排起了长队，全是妇女。
商店的牙膏、肥皂、洗头粉等经常断货，有时候断货几个月。好多孩子干脆就不刷牙了。我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儿，不可能不刷牙，就用牙粉或食盐代替牙膏刷牙，经常刷得满口出血。
蔬菜公司有时也会来一些咸肉或咸鱼什么的，有一次咸鱼来多了，正值夏天，都坏了。蔬菜公司就将咸鱼堆在一个露天空地晒干，招了很多苍蝇，臭气熏天，蔬菜公司决定丢弃这些咸鱼。我和一个好朋友天天去挑拣咸鱼，回家用一点油炸了下饭。开始我嫌鱼脏，朋友说：“以水为净。”意思是说用水洗洗就干净了。后来又动员其他的朋友去捡鱼，我也说：“以水为净。”
青少年时期还有一个深刻的记忆就是买豆腐。买豆腐要起得很早，天还没有亮，要走几里路到位于一个叫大水沟的山洼里的豆腐坊，排长队买豆腐。去晚了买不到，去早了，豆腐还没有做好，我就看着师傅点卤水做豆腐。我经常买水豆腐，一张票可以买一盆，够全家吃一顿的。我要端着一盆水豆腐小心翼翼地走一大段坑坑洼洼的路回家。有时也会买不需要票证的豆腐渣回家炒着吃。物质匮乏的年代很长，从五十年代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
七十年代我在贵州大学上学，父亲在贵州大学附近的省党校学习。党校的伙食比较好，一到周末父亲就在党校的食堂买几份肉菜装在一个铝饭盒里送到学校来。我和父亲在宿舍大楼一旁，找几根树枝点上火将肉菜烧热，拿到宿舍与同学分享。
八十年代初期，我第一次陪同两个西方人到开阳磷矿考察。小山沟从来没有来过西方人，人们将西方客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我是第一个将西方人带到这个山沟的人，成了大家羡慕的对象。
我抽空回家与父母吃午饭。母亲去蔬菜公司买肉，仙妈还在那里卖肉，见到母亲一个劲地夸奖我有出息，知道是为我买肉，她精心地挑选了一块最好的肉递给母亲。
时过境迁，今非昔比，现在物质极大地丰富了，只要有钱，想买什么买什么，想吃什么吃什么。而我几乎成了一个素食者，不吃肉，更不要说肥肉了，我吃的油也是精炼的昂贵的进口橄榄油。即便这样，每天还为减肥绞尽脑汁。
仙妈辉煌了很多年，后来肉可以随便买了，也没有人在乎她了，走在街上也没有人理了。听说，有一段时间她还挺失落的。
让我住厕所行吗？
1955年7月15日我出生在辽宁省本溪县硫铁矿一个简陋的屋子里。当时我父母是这个矿山的职工，矿山分配给职工住房。我出生后，在这间没有厨房没有厕所的房子里生活了两年。1956年7月，我的弟弟也出生了。我们一家四口人在这里住到1957年8月份。我在1994春节三十八岁的时候第一次回到出生的地方，没有想到这间房子还在，而且还有人住。
这是一间约三十平方米的房子，用墙隔成两间，外面的十平方米做厨房，里间的二十平方米是卧室。卧室里修了一个“炕”，是我们全家四口人的床。
我们家的房子距离公共厕所很远，冬天如厕非常遭罪。
我父母是从农村招来的工人，一间寒舍已经让他们非常满足。
1957年我父母调动到江苏省连云港锦屏磷矿，我和弟弟随父母来到了这里。单位分配给父母一间三十平方米的平房，格局与本溪的房子一样。
最近我在连云港的表弟给我发来了我们家老房子的照片，没有想到，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家的老邻居还住在那里。我无法想象这五十年他们是怎样在这样简陋的房子里生活的。
1958年，我父母调到位于中国西南的贵州省开阳磷矿工作。当时开阳磷矿正在筹建，还没有职工住宅。父母带着我们一双儿女住在老乡家的茅草房里，这样的茅草房现在在贵州的深山里还能找得到。
后来随着矿山的发展，我家从茅草房搬进了瓦房，又从瓦房搬进了楼房。住老乡茅草房的时候，厕所就是用包谷秆围起来的一个坑，大人小孩都在这里方便。磷矿的瓦房是一长排，住了很多人家，几十户人家共用一个公共厕所和一个露天自来水管。
1963年至1973年我上大学之前，我们家六口人一直居住在13号楼2单元2楼一套五十平方米的单元房内。一共两间房，里间较小，是我父母的卧室，外间安了两个上下铺床，我们四个兄弟姐妹住，我一直住上铺。1976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回了原单位，在13号楼又住了两年。
那时的楼房都是非常简易的，厨房和厕所都非常小。取暖做饭都烧煤，灰很大。磷矿的生活用水一直缺乏，直到我1979年离开磷矿的时候，用水还是限时限量供应。由于水的压力不够，二楼以上供水的时间就更少了。我回家探亲时，经常端着装满全家脏衣服的大木盆到处找水洗衣服。洋水河距离我家不远，我到河里洗墩布擦地，要往返十几次才能把地擦干净。我爱干净，每天要墩几次地，经常半夜到洋水河洗墩布。洋水河曾经清澈透底，随着矿山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多，工业和民用污水全都倾泻进了洋水河。我用桶提浑浊的河水回家冲厕所，由于缺水，又小又黑的厕所总是味儿很大。那时我做梦也不会想到将来有一天会用上明亮、洁净、清香的带有浴池和淋浴的卫生间。
我和妹妹相继离开贵州后，父母在那里一直住了三十多年。我们回去探亲仍然要住上下铺。
新中国建立以来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实施经济改革之前，中国在城镇范围内实行的是实物福利性质的住房分配模式。
就是说你的工作单位为你提供免费住房，无论你是工人、知识分子还是军人。这种以计划为手段的分配方式造成了政府沉重的财政负担。
西方人很难理解这一点。在西方，教育、医疗、住房等等都是社会福利或商业行为。在中国，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机关、企业或事业单位从一开始建立的时候就是一个综合机构，包括生产、住宅、医院、学校、幼儿园和商店等等。
单身职工有单身宿舍，好几个人合住一间房，只有结婚了而且是双方都在一个单位工作才能享受分房的待遇。一般情况下都是房子少职工多，分房子要论资排辈，条件包括职位、工龄、年龄、人口（以户口本为准）等等。很多年轻人是为了分房子而不是爱情匆匆结婚的。
夫妇俩如果不在一个单位工作，一般的情况是男方的工作单位分房子。我父亲的一个下属结婚后与丈夫分居，她生了孩子后仍然带着孩子住在单身宿舍。贵州的冬天又冷又潮，没有暖气，尿布洗后好几天才干。那时候没有尿不湿，尿布都是旧衣服或旧毛巾做的。尿布总是不干，没有尿布用了，她把湿尿布围在腰上，用体温捂干。
我1979年从贵州调到河北工作后，一直住单身宿舍。1984年我结婚的时候没有房子住，正好我的室友们由于各种原因都搬出了单身宿舍，我就把家安在单身宿舍了。
我的工作单位房子不算太紧张，按我的条件应该可以分配到一套房子。根据国家政策，工龄、晚婚、晚育、军婚都是优先分房子的条件，我符合所有的条件。我十五岁参加工作，工龄比一般同龄人长；我二十八岁结婚，三十二岁生孩子，在当时都算是很晚了；丈夫又是现役军人。
房产科长是最有权力的人，是人人巴结的对象。
我从小到大都不会巴结人。我总是认为既然国家有分房的标准和规定，那就应该按规矩办事。让我送礼行贿，我不但自己感到为难，更为受贿者感到尴尬。每当有事情去求领导，我都会十分为难，站在领导的办公室或家门口，要运半天气才能抬起手敲门。
单位的房产科科长是一位转业干部，成天板着脸。
单位来新的单身职工要让我腾房子，房产科长找到我让我搬家，我问他让我搬到哪儿去，他让我和其他单身职工合住。那时丈夫在部队，周末回家。我如果与其他人合住，丈夫回来就没有地方住了。
单身宿舍在机关办公大楼的四层。一至三层是办公室，四层是单身宿舍。三楼有一个公共厕所被当成仓库了，里面堆放了些破家具。我找到房产科长要求：让我住厕所行吗？房产科长没有同意。我只好厚着脸皮赖在单身宿舍不走，一直住到孩子出生后。孩子快一岁的时候，我将母亲的户口从贵州转到河北。增加了人口，我又去找领导要求分配房子，这次虽然让领导数落了一番，最终还是分配到了一套两居室的单元房，当时我已经三十三岁了。领导数落我是因为我当时急了，说话有点冲。这位决定给我分房子的领导是从贵州省化工厅调到矿山局任副局长的，按说我们是老乡。他的数落让我特别难过，以至于事隔二十多年想起来还很不是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