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运动，虽然解除了基督教尤其是教会基督教套在人脖子上的沉重枷锁。人们的理性意识从上帝的怀抱中挣脱出来。它并不意味着人对自身以外真实处境的彻底觉醒。文学，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它作为人性的看守的使命，表达了对觉醒后的人的命运的关注与担忧。一方面它可怜人的处境，呼唤人的自我拯救。另一方面，它又真切地感到人的无知、渺小、脆弱、贪婪、放纵，具有无数丑恶的本性。
那种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形成看成是对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彻底反叛的观念，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按照肖四新《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与基督教文化的连续性》的分析：
尽管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有许多共同的特征，但在不同的国家与地区，其内涵有明显的差异。一般说来，它呈现出四种形态：一是带有强烈感性色彩的意大利人文主义，欧文·白壁德称之为“自由扩张的人文主义”。二是阿尔卑斯山以北国家与地区的人文主义，它主张通过回归原初基督教教义来改造教会，一般称为“基督教人文主义”，也被称为“《圣经》人文主义”。三是在文艺复兴晚期出现的人文主义，它具有怀疑、忧郁与内省特征，主要以法国和英国为代表，一般称为“怀疑论人文主义”。它以蒙田为代表，所以也可以称为“蒙田式人文主义”。四是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人文主义。
可见，在当时的历史境遇中，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与基督教文化之间是扬弃、承续与超越的关系。
【第一节】莎士比亚的宗教观
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世界戏剧史上的泰斗。他被认为是古往今来少数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共写有37部戏剧，154首十四行诗，两首长诗《维纳斯与阿多尼斯》 （1592～1593）和《鲁克丽丝受辱记》 （1593～1594）。其他的生平经历和创作，从18世纪起就引起了文学界强烈关注一直到今天，已成为文坛最具吸引力的学术景观——“莎士比亚之谜”。
一
托尔斯泰曾指责莎剧“没有以信仰原则为基础”，而牛津大学教授、美国艺术科学院院士海伦·加德纳将莎士比亚悲剧称为“基督教悲剧”，因为“莎士比亚戏剧的确以最为优美动人的形式表现了显然是基督教的观念……它的一些最有代表性的特点，都是与基督教的宗教感情和基督教的理解相联系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矛盾的观点？几百年以来，莎学的文献浩如烟海，前人的研究成果诚然有启迪性，可是根据托马斯原则（权威的观点不等于真理的证明）应该让作品来回答有关疑难问题。针对上述结论，如果将莎士比亚的作品予以总体性的审视，就会感到“基督教悲剧”这一判断有着坚实的基础，莎士比亚的作品明显地表现了基督教的一系列基本观念。
1．莎士比亚将仁慈、怜悯、和平与爱作为人性的真实写照。莎评中常将考狄利亚与李尔在四幕七场中的这一相会称为“莎剧中最为动人的场面”：
考狄利亚：啊，我的亲爱的父亲！但愿我的嘴唇上有治愈疯狂的灵药，让这一吻抹去了我那两个姊姊加在你身上的无情的伤害吧！
肯特：善良的好公主！
考狄利亚：假如你不是她们的父亲，这满头的白雪也该引起她们的怜悯。这样一张面庞是受得起激战的狂风吹打的吗？它能够抵御可怕的雷霆吗？在最惊人的闪电的光辉之下，你，可怜的无援的兵士！戴着这一顶薄薄的戎盔，苦苦地守住价钱的哨岗吗？我的敌人的狗，即使它曾经咬过我，在那样的夜里，我也要让它躺在我的火炉之前。
这何止是老父与爱女的重逢，何止是以往嫌隙的冰释。更使人感到此时的李尔是作为新人回到了家园，这里比贝尔蒙特和亚登森林更为宁静温馨！这一切正是因为有了考狄利亚的那种“默默的爱”，才有了光辉。
应当着重指出，莎士比亚所表现的爱往往是一种忘我之爱——不计回报。譬如，被驱逐的肯特依然忠诚不渝地跟随着由刚愎变为疯狂的李尔，里根的仆人舍生忘死地拔剑而起，《暴风雨》中的普洛斯彼罗对安东尼奥是那样地宽宏等等，这都是忘我之爱。在希腊文中有三个词表达爱，中文译音大致是“爱洛斯”、“非利亚”和“阿伽培”。“爱洛斯”表达男女之爱，“非利亚”表达亲朋之爱，而“阿伽培”则表达崇高的爱。“阿伽培”在《新约圣经》中出现了三百多次，阿伽培是不计条件、永不止息的忘我之爱。在加利利海滨，基督头两次问彼得“你爱我吗？”用的是阿伽培，而失败了的彼得却惭愧地用“非利亚”低声应之。黑格尔曾将真正的信仰精神作为悲剧人物必须具有的优良品质，阿伽培正是信仰精神的精华。
同时，莎士比亚的博爱决不仅限于贵族之间，而是包括整个的人类。如李尔王对贫苦的人们抒发出由衷的同情：
衣不蔽体的不幸的人们，无论你们在什么地方，都得忍受着这样无情的暴风雨的袭击，你们的头上没有片瓦遮身，你们的腹中饥肠雷动……啊！我一向太没有想到这种事情了，安享荣华的人们啊，睁开你们的眼睛来，到外面来体味一下穷人所忍受的苦，分一些你们享用不了的福泽给他们，让上天知道你们不是全无心肝的人吧！ （三幕四场）
莎剧中那些高尚的主人公们，正像罗曼·罗兰所形容的，在他们神圣的心灵中有一般清明的力量和强烈的爱，像激流一样涌出来。《约翰一书》第四章写着“上帝就是爱”。那永不止息的超然之爱，是基督教最重要的原则。
2．宽恕精神。欧洲格言说：天空比海洋辽阔，而人的胸怀比天空还要辽阔。基督教导门徒的主祷文，被称为最完善的祈祷。其中《马太福音》第6章有“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两句。殉道者司提反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尚且为凶手们祈祷。
莎剧中也时常洋溢着宽恕精神。当国王的阴谋得逞时，雷欧提斯对哈姆莱特的倾诉是何等坦荡：“尊贵的哈姆莱特，让我们相互宽恕，我不怪你杀死我和我的父亲，你也不要怪我杀死你！”（五幕二场）《辛白林》中的普修默斯对迫害他的埃契摩宣告：“宽恕你是我对你唯一的报复，活着吧，愿你再不要用同样的手段对待别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两个家族，不但有着深重的世仇，而且悲剧的结果更是一方痛失爱子，一方明珠损灭；然而，最后还是从那一个清晨开始，坚冰融化了。人们往往将宽恕停留在不进行报复这一步上，心中可能在讲“今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或者是“天网恢恢”，当然能做到这一步也不容易。而《暴风雨》中的普洛斯彼罗不仅没有报复昔日的仇人，反将女儿米兰达嫁给了斐迪南，这是“从心里饶恕”。米兰达的欢呼表达了莎士比亚对未来的希望。
3．忏悔意识。《旧约·诗篇》中有不少沉痛的悔罪诗（如第6篇、第51篇等）。在莎剧中一系列人物的内心里，忏悔意识也占有重要位置。如克劳狄斯假若不是后来进一步害死哈姆莱特，他的忏悔也许有更新的可能：
祈祷的目的。不是一方面预防我们的堕落，一方面救拔我们于已堕落之后吗？那么我要仰望上天；我的过失已经犯下了。可是唉！哪一种祈祷才是我所适用的呢？……试一试忏悔的力量吧。什么事情是忏悔所不能做到的？ （三幕三场）李尔王在旷野的祈祷则是一种预示着升华的悔过：
衣不蔽体的不幸的人们，无论你们在什么地方，都得忍受着这样无情的暴风雨的袭击……啊！我一向太没有想到这种事情了。 （三幕四场）
宽恕与忏悔虽然方向不同，可都是爱心的不同体现。宽恕是将一个有过失的人依然看作是人，依然对他怀着希望，“黄金何其失光，纯金何其变色。”忏悔则是看到了自己在良心的天平上有着怎样的亏欠，“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诗篇》第51篇）。宽恕与忏悔因为爱的共同表现，都属于基督教的基本精神。
4．自由意志。在哲学与神学的领域里，自由意志历来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重要问题。《圣经》对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启迪：一方面上帝是万有的主宰：“主上帝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启示录》第一章）；另一方面也重视自由意志的存在。从伊甸园里的两种果子到《启示录》最后的宣告：“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各人所行的报应他。”多有关于自由意志的教训。要作好这两种选择都不容易，而面临着牺牲的选择更是对自由意志的严峻考验，更具有悲剧意识，使人想起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莎士比亚在这方面的匠心，正如歌德所讲的“古代的悲剧是以一种不可避免的天命为基础的……由于莎士比亚以一种极妙的方式把古与今结合起来，他在这方面是独一无二的……也许没有人比他更瑰丽地描绘了愿望与天命二者在个人性格中的伟大的初次交织。”如哈姆莱特在三幕一场痛苦的思索：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清扫，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
如果哈姆莱特的性格像国王或者像王后或者像奥赛罗，那问题就会简单得多。可是那高尚忧伤而又敏感的心灵，必然会发出这样的叹息。面对着血腥冷酷的世界，面对着这短暂的生命将奔往何方的失乐园的生存困境，自由意志的选择极为艰难，但是自由意志依然是存在的。哈姆莱特还是艰难地负起了重整乾坤的责任。
哈姆莱特的另一些话语则涉及天命观，在决斗之前对好友霍拉旭的担心，哈姆莱特讲：“不，我们不要害怕什么预兆，一只雀子的生死，都是命运预先注定的。”（五幕二场）这句话的基本意义出自《马太福音》第十章“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这表明一切所临到的，都是上帝所许可的。哈姆莱特在五幕二场的另一句话则是更清楚无疑地谈到天命观：“无论我们怎样辛苦图谋，我们的结果却早已有一种冥冥中的力量把它布置好了。”
如果说莎士比亚的悲剧人物在很多地方比古希腊的悲剧更具有典型性格，那么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莎士比亚瑰丽地描绘了愿望与天命二者在个人性格中的交织。
5．复活的盼望。歌德曾说：“太阳看起来是落山了，但实际上一直在照耀着，我们精神的本质也是这样从永恒到永恒。”就是最具现代意识的C．哈切森的《白宫中的上帝》认为，美国人有百分之九十五相信上帝，百分之九十相信存在着天堂。关于复活与来世的教义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地位可见一斑。这一点在莎翁的作品中，也经常流露出来。鲍西娅对夏洛克诚恳地劝告：
……犹太人，虽然你要求的是公道，可是请你想一想，要是真的按照公道执行起赏罚来，谁也没有死后得救的希望：我们既然祈祷着上帝的慈悲，就应该按照祈祷的指点，自己作一些慈悲的事。 （四幕一场）
当老王的幽灵出现时，霍拉旭不想让哈姆莱特跟着鬼魂前去，哈姆莱特说：“嗨，怕什么呢？我把我作的生命看得不值一枚针，至于我的灵魂，那是跟它自己同样永生不灭的……”（一幕四场）同样在三幕三场中哈姆莱特对克劳狄斯没有复仇，也正是因为克劳狄斯在做祈祷，“天国的路是为他开放着”。其间分明告知了对永恒的希冀。
6．在莎士比亚所创造的七百多个人物中，不但是正面的主要人物，即使是反面的主要人物，在他们的心底也蕴藏着信仰意识。在莎剧中“God”（上帝）一词出现过七百次。
悲剧被称为最高的诗，四大悲剧又是峰巅之作，其中的哈姆莱特、霍拉旭、李尔、考狄利亚、肯特、苔丝德蒙那、奥赛罗、马尔康等人，在他们的心中都浸润着信仰的感情，从平时的台词到重大的冲突都可以显示出这一点。如怒火中烧的奥赛罗将要杀死苔丝狄蒙娜时还让她祈祷忏悔：
要是你想到在你的一生之中，还有什么罪恶不曾为
上帝所宽宥，赶快恳求他的恩赦吧。 （五幕二场）
悲剧中的反面人物，如克劳狄斯的潜心忏悔、麦克白的极度焦虑、爱德蒙在弥留之际要废除害死李尔王和考狄利亚的密令，他们在坠入深渊的轨迹中尚有天使的余晖。
再看几部有代表性的喜剧。《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巴萨尼奥、安东尼奥，《皆大欢喜》中的老公爵和他在亚登森林里的追随者们，被称为喜剧中瑰宝的《第十二夜》里的薇奥拉、奥里维娅，以及《一报还一报》里的伊莎贝拉等等，他们无一不是基督徒（作品对此标示得很清楚）。尽管结局是美满的，可是在一系列的曲折、误会、跌宕和考验中，他们已具有悲剧人物的高尚品质。
作为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他的创作主题、基本立场和哲学意蕴究竟是怎样的呢？莎士比亚本人有着很好的概括：
真、善、美、就是我全部的主题，
真、善、美、变化成不同的辞章：
我的创造力就用在这种变化里，
三题合一，产生瑰丽的景象。 （十四行第105首）
这使人很自然地联想到海伦·加德纳的评论：“莎士比亚戏剧的确以最为优美动人的形式表现了显然是基督教的观念。”
人文主义的早期代表彼得拉克曾讲：“当这颗心灵思考或谈到宗教时，即在思考和谈到最高真理、真正幸福和永恒的灵魂的拯救时，我肯定不是西塞罗主义者或柏拉图主义者，而是基督徒。”彼得拉克的身上洋溢着人文主义的气息，而他的心灵又是基督徒的心灵，崇尚彼得拉克的莎士比亚也具有这种风格。国内外的一些文献往往将阿尔卑斯以北的人文主义者称为“基督徒人文主义者”。
基督教思想对莎士比亚创作的影响之深，这使人想起英国学者柏格思在《基督教与文学》中的评价：“莎士比亚汲取《圣经》的井泉之深，甚至可以说，没有《圣经》，便没有莎士比亚的作品。”
二
作为人文主义者的莎士比亚在信仰方面的文学表现，有着转型时代不可避免的矛盾困惑，也与作家的生活经历、人格以及创作生涯密切相关。
艾汶河畔的风光旖旎令人心醉，从远处望去，那绿树掩映着的三一教堂的尖顶古老典雅的标志，告诉人们这里不只是艾汶河畔，还有斯特拉福小镇。正是在这个小教堂里，举行过莎士比亚的洗礼，而且莎士比亚也在这里长眠。按照教会的传统，没有信仰或违反教规的人是不能葬在圣地的。《哈姆雷特》对此也有记载，埋葬奥菲利娅时教士说“倘不是因为我们迫于权力，按例就该把她安葬在圣地以外”。莎士比亚能够被安葬在圣地的显要位置，后来又立了塑像，这证明莎士比亚是受人尊敬的信徒，这是一个很确凿的“盖棺定论”。
论到莎士比亚的人格，同代人作过一系列见证。如琼生在献诗中写着“我这样竭力赞扬你的人和书”；亨利-切特尔在《仁心之梦》中写着“许多可敬的人都说他待人坦诚正直”。这些同代人的见证决非是溢美之词。通过我们今天所能知道的一些事实也可以看出莎士比亚的为人。譬如，他的许多作品是献给朋友骚桑顿的，也给本乡的老世交、贪心的康勃写过一首有名的讽刺性墓志铭，而在晚年刚愎的伊丽莎白女王逝世时，受过伊丽莎白赏识的莎士比亚却没有献诗。对于斯特拉福镇的公共事业，莎士比亚很有贡献。遗嘱中给朋友们留下了钱让他们买戒指，还给镇上的穷人留下了十磅。妻子尽管比他大八岁，并且没有多少才学，可是莎士比亚没有像有些大学才子那样不检点。妻子在他逝世后七年，也埋在他的身旁，可见两人感情之深。这也有助于证明一些研究者的观点，莎士比亚所以给长女苏姗娜的财产比次女更多，一方面是对次女的盲目成婚甚为不满；另一方面也因为将妻子托给了孝敬母亲的长女和女婿霍尔医生。可见莎士比亚的确是为人正直、富有热情、怜悯穷人、珍视友谊、热爱家庭。
论到莎士比亚的学术生涯，海伦·加德纳在《宗教与文学》一文指出：“他对《圣经》了如指掌，根据其剧本中具有大量《圣经》引证和语录来看，他似乎比他同时代的大多数剧作家对《圣经》都精通得多。”据统计，莎士比亚每一部戏剧运用《圣经》的平均数为14次。他不但驾轻就熟地运用《圣经》，而且他本人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琼生在为莎士比亚的献诗中写着，“尽管你不太懂拉丁，更不通希腊文”，斯特拉福镇的文法学校也不是神学院，而莎士比亚却能够对《圣经》了如指掌，并且能对其驾轻就熟地使用，证明他下了很大的工夫去学习和研究《圣经》。的确，熟悉了《圣经》并不必然导致颂扬《圣经》。如大学才子的代表人物之一马洛反倒攻击基督教。可莎士比亚的创作所依据的原素材（许多古本）大多数并没有明显的信仰色彩，经改编后的剧本却成为基督教的悲剧。这岂不更进一步证明莎士比亚信仰的虔诚？如英国诗人罗勃·史维尔所说：“唯有心中所真关切的，才能诉之于笔下。”
莎士比亚本人的遗嘱更是明确无疑地表达了他的内心，在遗嘱的开始写着：“首先，我将灵魂交托给我的造物主上帝，希望并深信凭借我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可以得到永生的福分，并将躯体交付它的质料泥土。”作者的自传往往是个人胸怀的真实流露，而一颗高尚的心在人生旅途终点的遗言，更是发自心底的声音！
在不朽的作品里，他的内心已向我们袒露。
在人生的旅途上，他的人格有三一教堂沉默的见证。
在告别的遗言中，他将灵魂交给了造物主。
这一切已向我们清晰地展示——那“艾汶河的天鹅”（琼生语），更是伊甸园的天使。
【第二节】喜剧《威尼斯商人》的宗教冲突
在莎士比亚的37个剧本中，《威尼斯商人》是因其跨文化的内容而引起争议较多的一个。人们一说起这个剧名就会想到那个一心要割人一磅肉的犹太商人夏洛克。但这个剧名同样也指那个好到几乎像圣人一样的商人——安东尼奥。这个基督徒和犹太人之间的冲突就是关于《威尼斯商人》的争议的根源。
一
在剧中，安东尼奥与夏洛克的对抗有着丰富和深刻的内蕴，既是两种资本之间竭尽全力的搏杀，也是两种道德针锋相对的较量。同时，更是两种民族感情和宗教信念的尖锐冲突。
围绕“一磅肉”的契约，安东尼奥与夏洛克展开激烈的对抗。在这场对抗中双方都淋漓尽致地展示了自己的信仰、人格和智慧，调动了自己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同时也牵扯和激发出积淀已久的宗教宿怨。在剧中随时都可以感受到双方强烈的宗教对立情绪。安东尼奥——夏洛克的对抗在一定层次上表现为基督教社会对犹太人的歧视与压迫以及受压迫的犹太人的怨恨与反抗。
在《威尼斯商人》中对犹太教与犹太民族明确表示歧视的代表人物是安东尼奥，请听夏洛克对安东尼奥的控诉：“您骂我异教徒，杀人狗，把唾沫吐在我的犹太长袍上……”“您把唾沫吐在我的胡子上，用您的脚踢我，好像我是您门口的一条野狗一样……”（一幕三场）以至于安东尼奥在有求于夏洛克，“仰仗”他借三千块钱时，仍然对他傲气十足、盛气凌人。安东尼奥的朋友、仆人也都时时对夏洛克群起而攻之，骂他是“犹太狗”、“豺狼”、“魔鬼”。萨莱尼奥看见夏洛克过来便很自然地说：“……免得魔鬼打断了我的祷告，因为他已经扮成一个犹太人的样子走来了。”（三幕一场）这种民族的与宗教的歧视波及夏洛克所有的生存空间，就连夏洛克的仆人朗斯波特·高波也愤然说道：“我的主人是个十足的犹太人。给他礼物！还是给他一根上吊的绳子吧！……我要是再继续服侍这个犹太人，连我自己都要变做犹太人了。”（三幕二场）甚至夏洛克的女儿杰西卡也抱怨：“上帝不会对我发慈悲，因为我是一个犹太人的女儿。”（三幕五场）代表政权的公爵在法庭宣判时更不忘乘机宣扬基督教的优越：“让你瞧瞧我们基督徒的精神，你虽然没有向我开口。我自动饶恕了你的死罪……”（四幕一场）在《威尼斯商人》中可以不断地听到从基督教优越感中派生出来的这类辱骂犹太民族和犹太教义的话语，显然这不是针对夏洛克一个人的，威尼斯基督教社会对夏洛克的歧视，是以欧洲基督教社会的排犹情绪为背景的。
夏洛克出身于犹太民族。犹太民族一向以其民族历史悠久而自豪，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虔诚的宗教信仰，民族感情异常强烈。但是根据基督教会的宣传，犹太人是基督教的死敌。因为基督徒认为当年出卖他们的主——耶稣的门徒。正是第13位犹大，而且是犹太祭司将耶稣钉上了十字架。这形成了犹太教徒与基督教徒之间的千年恩怨。这种积怨存在于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诸多方面，由此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两教之间长期摩擦和争斗。从中世纪到近代初期，两教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不少民间传说和歌谣等都流传着犹太人暗中杀害基督徒的故事。因此，当基督教在欧洲成为统治势力以后，犹太人便惨遭迫害，背上了“莫须有”的罪名被任意宰割。有的被诬告为瘟疫病毒的传播者，有的被作为杀牲来祭神。所以，在当时的英国，整个犹太民族被看成是劣等民族，犹太教徒被称为“异教徒”，受到基督徒的轻蔑和排挤。正是基于这样特定的历史背景、宗教文化背景，基于种族之间的歧视、宗教教派之间的仇恨，莎士比亚在作品中真切地反映了这一主题，所以，夏洛克不仅是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而且是一个抽象的人，是一个艺术典型。在他的身上糅合了他所代表的民族、所信仰的宗教的诸多特征，其性格的形成、发展及其最后结局，是犹太教和基督教两种文化冲突的必然结果。我们透过他在舞台上的具体活动，窥见一个犹太民族的灵魂，一个犹太教徒的悲哀。
因而，在描写那个时代基督教人群对于犹太民族的傲慢与偏见，记录犹太人所遭受的歧视与痛苦时，莎士比亚一方面客观描写夏洛克的吝啬、精明、贪婪、残忍，同时也表现出了作为犹太人代表的夏洛克对于民族歧视与宗教迫害的愤怒与抗争，使得夏洛克形象有了丰厚的历史内涵，赋予夏洛克在商场中的精明、苛刻、怨毒、复仇以特殊的意义。
二
在对待基督徒的态度上，夏洛克经常使用两个字：一是用“傻”来形容基督徒，二是用“恨”来表示自己的情感。夏洛克鄙视基督徒，称其为“傻”，认为他们处世不精明、不善理财，是“浪子”或“败家子”。夏洛克怨恨基督徒，他多次表示恨安东尼奥“因为他是个基督徒”，“他曾经羞辱过我，夺走我几十万块钱的生意，讥笑着我的蚀本，挖苦着我的盈余，侮辱我的民族，破坏我的买卖，离间我的朋友，煽动我的仇敌，他的理由是什么？只是因为我是一个犹太人。”（三幕一场）这些话清楚地表明在夏洛克的情感里，生意上的竞争，个人所受到的侮辱和所感受到的民族歧视是融合在一起的，经过长久的发酵，凝集成怨毒的火焰在他心中燃烧。面对一次又一次的迫害、侮辱，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失败，夏洛克并非如他所说的“总是忍气吞声”，“因为忍受迫害本来是我们民族的特色”，而是不断地在对他有利的场合发泄他的积怨，表达他对基督教徒行为方式和基督教社会歧视犹太人的不满，并伺机反击。终于借助这一磅肉的契约，找到了复仇的好机会。当威尼斯的大公要夏洛克放弃复仇时。他理直气壮地申辩，以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报复敌人。他大声地疾呼：“难道犹太人没有眼睛吗？难道犹太人没有五官四肢、没有知觉、没有感情、没有血气吗？——他就像一个基督徒一样——是彼此相同的。要是一个犹太人欺侮了一个基督徒，那基督徒怎样表现他的谦逊？报仇。要是一个基督徒欺侮了一个犹太人，那么照着基督徒的榜样，那犹太人应该怎样表现他的宽容？报仇。你们已经把残虐的手段教给我，我一定会照着你们的教训实行，而且还要加倍奉敬哩。”（三幕一场）乍一看来，夏洛克按照契约割安东尼奥身上一磅肉，这样做是残忍的，但却是他复仇的最好的方式。这是一个受迫害民族求生存的一种方式，夏洛克的残忍是被种族歧视、宗教压迫逼出来的，是他向不平的社会种族歧视、宗教歧视的反抗、复仇的具体体现。夏洛克这个在英国异乡孤独无助，被逐出社会，逐出基督教的社交的犹太人，他和安东尼奥的仇恨不是用3000块钱能解决的，虽然他很爱钱，但精神痛苦远远胜于物质痛苦，他宁愿不要3倍的钱，“不，把整个儿的威尼斯给我，我都不能答应。”（四幕一场）他坚持复仇。理由是“因为我对于安东尼奥抱着久积的仇恨和深刻的反感。所以才会向他进行一场对于我自己并没有好处的诉讼”（四幕一场）。这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积怨和仇恨。夏洛克要站在被压迫民族的立场上，为维护自己民族的尊严而进行毫不妥协的复仇。他说：“要是我饶过了他，让我们的民族永远没有翻身的日子。”（一幕三场）这是一声积压了一个苦难的民族2000年来所遭受到的全部灾难的心所发出的痛苦的号叫，这是被压迫者将骄横的虐待者所加诸他们的屈辱连本带利予以奉还时所发出的极度痛苦的欢呼。夏洛克这一掷地有声的叫喊，体现出比金钱价更高的东西，海涅《莎士比亚笔下的女角》说这是“予难堪的诽谤以正义的报复，满足那颗受尽凌辱的心”。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夏洛克“嗜血”的原因，它滋生于民族压迫的罪恶。
可见，夏洛克的形象并非残忍、狠毒就能涵盖的，有着丰富的内涵和深层的宗教意义。同时，莎士比亚的伟大，就在于他在当时一个对犹太民族充满敌视与偏见的社会环境中，并没有把夏洛克写成寓言式的纯粹邪恶的化身，而是在谴责夏洛克的“复仇”的同时，也描写了夏洛克所遭受的歧视，揭示出夏洛克在“恶”的背后的“怨”和“恨”，用现实主义的大手笔间接地揭示出造成人物冲突的宗教根源，使这出喜剧体现出更深层的宗教意义。
【第三节】悲剧《哈姆莱特》的宗教思想
《哈姆莱特》是那种文学史上少有的见仁见智的不朽作品，不同读者在不同时代都可以从中发现许多新的东西，甚至是可以为自己的学术发现进行言之凿凿的举证。这里的解读是在前面对作者宗教观念的整体认知的基础上进行的。
一
凡是读过《哈姆莱特》的人，都会清楚地记得，哈姆莱特通过戏中戏验证了叔父克劳狄斯是杀父真凶后，他本可乘其在独自祈祷时一剑把他杀死。这样，完成父仇且可扭转乾坤，还可避免自己的悲剧。但是他没有那样做，而是收起了剑，走了，等待另外一个机会。对此，我们不禁要问，哈姆莱特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就是争论和探索了几个世纪的哈姆莱特延宕问题。
关于哈姆莱特在为父复仇中的延宕问题，争论已久。有威廉·理查逊从哈姆莱特过分的追求道德完美去解释他的延宕：也有弗洛伊德用“俄狄浦斯情结”去解释哈姆莱特的延宕原委：还有前苏联和我国一些莎学者多从人文主义者的思想与行动关系上予以剖析的。如刘炳善先生在他的《英国文学简史》中提出：“不再是个人的复仇，而是国家的命运。”等等，真可谓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
不错，在剧中，哈姆莱特是以一个人文主义者出现的。他在威登堡求学，接受新教育、新思想。他不再习惯本国的陈规陋习。“这种风俗，我却以为把它破坏了倒比遵守它还体面些……”（一幕四场）。他热爱人、崇拜人。他为人类高唱赞歌：“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二幕二场）他崇尚理智，尊重事实和经验。他谴责暴政和压迫，提倡博爱，反对奴役他人。他打破社会等级制度，平等待人，和普通人友好相处，平易近人。这一点连他的敌人——克劳狄斯都承认：“一般民众对他都有很大的好感，他们盲目的崇拜像一道使树木变成石块的魔泉一样，会把他戴的镣铐也当作光荣。”（四幕七场）等等。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哈姆莱特是一个真正的光彩照人的人文主义者。但是从这一光辉形象上，读者也能看到为历史所铸就的宗教色彩。中国莎学家孙家秀曾说：“哈姆莱特是中世纪封建主义向近代黎明过渡时期的产物，同时又是以文艺复兴运动中人文主义代表为雏形的。这样，他这个形象内涵的特征就是‘新’、 ‘旧’的并存，互相矛盾，互相阻碍或转化。”事实上作品中的哈姆莱特也正是这样一个“新”、“旧”共存的艺术形象。他既有鲜明的人文主义思想，又有强烈的宗教意识和坚定的宗教信仰。前者是时代发展和前进的特征，后者是历史的遗痕和传统，是生活的一部分。当二者同时出现在哈姆莱特脑子里时，往往是后者占上风。因而，在哈姆莱特的形象上就必不可少地显现出其宗教思想的色彩和他基督徒的行为原则。
二
当哈姆莱特第一次出场时，他是一个悲伤的王子。在外求学的哈姆莱特，忽闻他父王突然去世，叔父匆忙继位并娶了守丧中的母亲。他带着疑虑和本能的不愉快回国奔丧。面对残酷的现实，他说出了内心的痛苦和心愿：“但愿这一个太坚实的肉体会溶解、消散、化成一堆露水！或者那永生的真神未曾制定禁止自杀的律法！上帝啊上帝啊！人世间的一切在我看来是多么可厌！陈腐、乏味而无聊！……那是一个荒芜不治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芳草。”“……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短短的一个月以前，她哭得像个泪人似的，送我那可怜的父亲下葬；她在送葬的时候所穿的那双鞋子还没有破旧，她就，她就……她就嫁给我的叔父，我的父亲的弟弟……啊，罪恶匆促，这样迫不及待地钻进乱伦的衾被！”（一幕二场）在这里，读者可以看到他的思想活动是以宗教教义为前提的。其一，是哈姆莱特出于对基督教信仰的坚定而不能自杀。因为基督教义将自杀归为自我强暴之罪，也就是“永生的真神曾制定了禁止自杀的律法”。其二，是他悲伤至极甚至要自杀也出自宗教的原因。在他的独白里，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已经意识到朝廷的黑暗和腐败。他恨他的叔父，更恨他的母亲，认为她甚至不如一头没有理智的畜生。为此他才想到自杀。按照英国传统的律例和教规，寡妇和前夫的兄弟结合视为乱伦，是禁止的。这种宗教观点是以神圣的婚姻誓言为基础的。在三幕四场，哈姆莱特谴责他母亲背叛神圣的婚姻时，表达了他的这种宗教思想，同时进一步解释了他过分悲痛的原因：“你的行为可以使贞节蒙污，使美德得到了伪善的名称；从纯洁的恋情的额上取下娇艳的音稚，替它盖上一个烙印；使婚姻的盟约变成博徒的誓言一样虚伪。啊！这样一种行为，简直使盟约成为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神圣的婚礼变成一串谕妄的狂言；苍天的脸上也为它带上羞涩，大地因为痛心这样的行为，也罩上满面的愁容，好像世界末日就要到来一般。”他的话不仅再次告诉我们，他巨大悲痛的原因是亲人们“乱伦”的婚姻，这始终在折磨着他，而且他不能忘记他父亲的死。
最应该仔细探讨的是，哈姆莱特的宗教思想是怎样左右他的踌躇和行动的。这对理解他的悲剧非常重要。
三幕一场，哈姆莱特在他著名的独自中，对社会现实作了一番人文主义的感喟与思考之后，便归结到宗教意识上。他说道：“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死了；睡着了；睡着了也许还会做梦；阻碍就在这儿：因为当我们摆脱了这一具腐朽的皮囊以后，在那死的睡眠里，究竟将要做些什么梦，那不能不使我们踌路顾虑。人们甘心久困于患难之中，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谁愿意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讽；要是他只要用一柄小小的刀子，就可以清算他自己的一生？谁愿意负着这样的重担，在烦劳的生命的压迫下呻吟流汗，倘不是因为惧怕不可知的死后，惧怕那从来不曾有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是它迷惑了我们的意志，使我们宁愿忍受目前的折磨，不敢向我们所不知的痛苦飞去？”在他的独自中，他两次说到死后害怕做梦，害怕死后去不可知的国度而甘愿忍受各种苦难，迟迟不做任何决定。显而易见，哈姆莱特在考虑死后的事，并为之做准备。这是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来生复活的观念影响哈姆莱特的思想和行为。复活教义把想象力集中在死亡的绝对性和终极性上，把它看成对信仰的重大考验。而其他任何宗教传统都没有像基督教传统这样强调人们期待死亡并为死亡作好准备的责任。由此可知，哈姆莱特也相信他的灵魂不是去天堂享受永恒的欢乐，就是下地狱受无尽的煎熬。只有那些害怕死后去地狱的人才会估计自己的行为（杀人）。哈姆莱特显然属于这一类人。从他的独白，读者会看到，是惧怕不可知国，迷惑了我们的意志，使之成为懦夫，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而不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平。换句话说，因为害怕去地狱，尽管他复仇心切，他也必须小心行事，忍受所有的不幸。
正是由于人文主义思想和宗教意识的共融与矛盾，使他既相信鬼魂所讲的一切，同时又有一定的怀疑。为此，他有意安排了一场戏，让演员在克劳狄斯面前演刺杀前国王的戏，以观察他内心的变化。哈姆莱特必须等到其叔父的罪行得到证实才好复仇。他担心，若贸然行事，错杀了无罪的克劳狄斯，那将铸成大错。这是有悖于基督教教义的，自己反而成了罪人。为此，他将受到惩罚，死后落入地狱，无论在这场斗争中，是他杀死克劳狄斯还是自己被杀。所以，哈姆莱特在他著名独白的最后，让奥菲利娅为他祈祷上帝的宽恕。如果他有什么不义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哈姆莱特在考虑行动与否的关键时刻，内心总是处在矛盾之中的缘故。由此可见，哈姆莱特不仅是信仰宗教，而且是真诚笃信的。所以，当他看到克劳狄斯祈祷时，却没有杀敌报仇。他想的是：“他现在正在祈祷，我正好动手；我决定现在就干，让他上天堂去，我也算报了仇了。不，那还要考虑一下：一个恶人杀死我的父亲；我，他的独生子，却把这个恶人送上天堂。啊，这简直是以恩抱怨了。他用卑鄙的手段，在我父亲满心俗念、罪孽正重的时候乘其不备把他杀死。虽然谁也不知道在上帝面前，他的生前的善恶如何相抵，可是我们一般的推想，他的孽债多半是很重的。现在他正在洗涤他的灵魂，要是我在这时结果了他的性命，那么天国的路是为他开放着，这样还算复仇吗？不！”此时此刻，他的宗教信仰展现得再明显不过了。
从这里，读者不难发现哈姆莱特在行动上，特别是重大事情的抉择上，总是遵循宗教思想惩恶扬善。也正是这种原则使他在行动上拖延，使他失去了永难寻觅的最好的复仇机会。在宗教意识的影响下，他没能认识到他是在单枪匹马地和执掌大权的国王斗争，失去了这次机会便陷入悲剧的结局。
鉴于哈姆莱特执意要把克劳狄斯送到地狱，他在等候更加残酷的机会。在三幕六场，这种“机会”来了。当哈姆莱特正在用刀子一样的语言戮进王后的耳朵里时，藏在屋内帐后的波洛涅斯惊叫起来。哈姆莱特丝毫没有迟疑，一剑就把他杀死了。他以为那是克劳狄斯正躲在那里偷听。这正是一个绝好的送他到地狱的机会。遗憾的是，他杀死的是波洛涅斯。他的这种举动也有力地证明了哈姆莱特不鲁莽和易于冲动，事实上他是按照他的复仇原则采取的积极行动。在随后的解释中，他很后悔杀死了波洛涅斯：“……至于这位老人家，我很后悔自己一时鲁莽把他杀死。可是这是上天的意思，要借着他的死惩罚我，同时借着我的手惩罚他，使我成为代天行刑的凶器和使者。”这里，他表达了天意不可违的宗教观念：他解释他的所为是充当上帝的“凶器和使者”，完成上帝的意志，因为波洛涅斯“生前是个愚蠢饶舌的家伙、爱管闲事的傻瓜”，还是克劳狄斯罪恶的帮凶，他的死也算是罪有应得。
克劳狄斯看到哈姆莱特平安归来，他的诡计落空，又生一计。他利用雷欧提斯急于为父报仇的心理，设下毒计，安排二人比剑借机除掉哈姆莱特。而雷欧提斯为了达到复仇的目的，还在剑头上涂了一些毒药。哈姆莱特对此一无所知，只当作克劳狄斯为他安排的一次和雷欧提斯比剑而已，全无戒备。尽管他答应应战。可是心里还是有些不愿前往。为此，霍拉旭还劝他不要做他不愿做的事。但他最终还是按照《圣经》上说的去做了。“我们不要害怕什么预兆；一只雀子的死生，都是命运预先注定的。注定今天，就不会是明天；不是明天，就是今天；逃过了今天，明天还是逃不了，随时准备着就是了。”（五幕二场）这是《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九节经文的内容：“……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上帝不许，一个麻雀也不能掉在地上。”从这里，读者可以看出哈姆莱特坚信“上帝的旨意支配一切，你只管照做就行了”——这一宗教思想。
鉴于哈姆莱特坚持要把克劳狄斯送到地狱，他必须寻找到这样的机会，无论多么难找或他要等多久。否则，他会放弃任何即使杀死克劳狄斯非常容易，或在别人眼里非常理想的机会，除非这个机会符合他的复仇原则，他也不管有什么命运在等待着他。事实上，这只是他一厢情愿。他的这种思想奠定了他的悲剧结局。在剧终前，在和雷欧提斯比剑受伤后，他得知剑头有毒，那杯酒里也有毒，而这一切都是克劳狄斯所为，他立即杀死了他，实现了他的愿望。但是他自己也中计，死于克劳狄斯的阴谋，未能活着完成他“扭转乾坤”的大业。
以上这些分析和论述都充分说明宗教思想自始至终左右着哈姆莱特的言行，甚至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因此，可以清楚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宗教思想是导致哈姆莱特延宕的关键因素；基督教义和《圣经》思想是他行动的指南；宗教信仰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和导致了他的悲剧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