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务实倾向足以解释美国人对不同职业所持的不同看法：管理和经济在美国比哲学和人类学吃香，同样，法律和医科也胜过艺术。这足以解释他们为什么对遥远的外国漠不关心。“波兰在哪里，和我什么关系?”“既然没有关系，不能给我带来好处，我为什么要关心它?”如果剖析他们的心理，多数人可能这么想。
美国人讲究实际，也就意味着没有那么多繁文缛节，喜欢胡同里赶驴——直来直去，客套对他们来说非常陌生。跟美国人讲话的时候，你必须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要谦虚。否则，反而会被认为是虚伪，甚至发生误解。
关于中美之间谦虚引发的误解，这个笑话最经典：
江青接见美国外宾，一见面，老美直夸“你真是太漂亮了”，江青按照中国的传统谦虚了一下，回答说：“哪里哪里。”翻译死脑筋，望文生义翻成“Where，where．”老美先是一愣神，然后忙不迭地说：“Everywhere，Everywhere，”意思是说“到处都漂亮。”
同样道理，如果和美国人初次见面做自我介绍，有多大能耐你就尽管忽悠，谦虚反会被认为你确实无能。跟他们谈业务，不必先客套一番，打过招呼即可谈正事。早餐、午餐时，也可以谈工作。到美国人家中做客，爱吃什么、饱不饱，直说，别客气，否则。如果明明没有吃饱而说够了，主人不会像中国人那样硬给你添的。回去后，要随即写封短信，以表谢意。我应美国国务院要求去美国采访时，国务院的官员带我们到美国人家里做客，反复叮嘱说，最好带点小礼物，回来后记得写封信表示感谢。
讲究实用在生活中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比如说，教育方面，美国的孩子从小就动手操作，无论搞得怎样乌七八糟，老师也说“真棒”、“干得不错”，予以鼓励。我的一位朋友在美国工作，孩子上美术课，老师根本不教什么技法，随你画，你在天空画上10个太阳他也说很好很好，到15岁以后，才有老师教一些简单的线条、色彩和透视原理。
是的，美国人很实际，他们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
当年“五月花”号载着一百多英国清教徒远涉重洋抵达北美，迎接他们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恶劣的自然环境和饥饿的威胁，潇洒、气度、仪表、派头，什么都可以扔下，生存才是头等课题。从那一刻起，讲究实际就注定是美国人性格中重要的一部分。
移民里面的智者也号召大家讲究实际，用稍微学术一点的话说，就是鼓励“实用主义”加“功利主义”。富兰克林为此撰写了唯一的书——《自传》来警醒大家，开篇第一句话就是，这本书可能对他的儿子有用。他甚至相信，信仰上帝也是有用的，因为上帝能够褒奖德性而惩罚恶行。
有用就是硬道理。美国人在作出重大决定时，往往首先便会考虑这样做是否行之有效。他们不是很哲学化(Philosophically oriented)或理论化(theoretically oriented)，并为此感到自豪，如果你硬要说美国人也会尊崇一派学说，那么，只可能是实用主义(pragmatism)。
注重实际的结果是，美国几百年来出了无数的发明家、实干家，却出不了理论大师，即使有，也没有人理会，没有人关心他是谁。
比如说，18世纪的哲学家乔纳森·爱德华兹在美国国内就属“无名之辈”，在他的笔记“论存在”中，爱德华兹吸收了巴门尼德的存在的必然性论点，认为，绝对没有这样一个时间，在这个时间内，绝对存在(Being)不存在。总之，绝对存在是永恒的。
与之相反，法国存在主义大师让·保罗·萨特在法国无人不知。我在巴黎访问时，法国外交部的陪同人员指着路边的咖啡厅说，这是当年萨特经常来的地方，你一定要进去坐坐，而美国国务院的翻译带着我在华盛顿游玩时，只能指着五角大楼说，你知道吧，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办公楼群，可以容纳两万多人办公，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看看，同样是哲学家，遭遇竟如此迥异。法国人崇拜大师，尽管他们从来不看或者说看不懂大师的著作，充其量听说过几句大师的名言。而美国人呢，采取不在乎的态度，他们注重实际，心想，管他什么大师呢，有用吗?他们宁愿去看那些如何投资，如何管理企业的书籍，因为这些有用。
当然，重实际轻理论没有什么错误，相反，正是这样的精神促进了各项发明的诞生。可怜的富尔顿拿着蒸汽船的模型找法国皇帝拿破仑，换来的是无情的嘲笑，而拿回美国后试着投入运行，却改写了人类海上运输的历史。富兰克林发现闪电，爱迪生发明留声机，这些都是一遍一遍实践的结果。实践、实际、实用、实验，这几个不同的词汇其实有着相同的内涵。
发明家重视实践，而普通老百姓也是喜欢自己动手，多数美国人都懂得怎样使用机器、修理电气设备、油漆家具和粉刷墙壁；他们认为，做这些生活中的粗活理所当然，绝对无损体面。相反，那些书呆子、假绅士，才会被人取笑。据说，美国人有个判断男人的标准：不会给汽车换机油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而在中国，自己亲手换机油的少之又少。当然，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人工成本高。自己动手更省钱，为了省钱自己干，不也是追求实际、不追求面子的表现吗?
做人方面直爽、直白、直截了当，做事方面快速、高效、说干就干，这就是讲究实际带来的正面效应。
脚踏实地的另一个副产品是快乐。他们没有太多的历史负累，没有太多对未来的担忧，也没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可以快乐地生活。美国人喜欢说“catch Today”，即抓住今天，相比过去和未来，今天才是最重要的，最有实际意义的。
讲求实际的最直接体现是对数字的迷恋和极度重视。你如果参加一个美国公司总裁的演讲，他口中肯定是一大串让你头晕眼花的数据。公司年产值多少，每年增长多大比例，在多少个地区设有办事处，多少员工等等，总之，一切都是数字。
美国的经济学家，个个都是数学高手，总是喜欢用数学模型来讲解经济问题，不仅如此，崇尚数字之风还从自然科学延伸到社会科学。美国的社会学研究也是靠相信的统计数据来说明问题。而与之相比，欧洲国家的社会学更注重理论研究和逻辑分析。
即使评价一本书，也是以数字来定乾坤。美国人眼中的好书标准，就是卖出了多少本，卖得多的，就是好书。如此简单。
美国的数字偏爱，也影响了许多中国学者。比如说，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总结道，明朝之所以灭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详尽的“数目字管理”。
暂停一下，喘口气，先别忙着夸奖他们，讲究实际也带来了不良影响。美国人的优点是讲究实际，而美国人的缺点是太讲究实际，其直接后果是过于功利，或者说太势利眼。
在美国早期，势利眼的体现主要是瞧不起乡下人，或者蔑视社会地位不如自己的人。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称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为“苏格兰小班的臭屁崽子”，安德鲁·杰克逊总统被当时的政治对手称为“田纳西的野蛮人”。
而今，人们常说，在欧洲，大家想知道你是谁；而在美国，大家想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一个明显的区别是，欧洲人觉得你的族谱你的家庭背景是重要的，而美国人觉得你的职业决定了你是什么样的人。在美国，你的职业决定你的社会地位，这是常常带着势利眼光的。
说这话的人不是我，而是散文作家、美国西北大学教授艾本斯坦，他在《势利：美国版本》一书中尖酸刻薄地批评了美国在职业、学历、政治、民主方面的势利眼。
美国人势利眼，听了这话许多人不肯相信。作为客人到美国，你的第一印象肯定是美国人真友好，真热情。初次见面，他就会亲切地和你聊天，向陌生人问路他也不会给你指个相反的方向。我好几次到美国人家里做客，也都受到超级大餐级的热情款待。可仔细想想，你在美国接触过的人还有多少保持联系、保持那一丝的温情，恐怕屈指可数吧。对美国人来说，时间宝贵，他不会精力浪费和一个无关的人交往。美国人的社交圈子讲究身份，讲究有用没用。人人生而平等，那是教科书上写的。当然，势利并非是表面上的侮辱和鄙视，只有没有教养的人才会那么做。势利是打内心深处发出的，是刻在骨子里的。
在国际社会，美国作为一个整体，更是实用主义至上。最近几年，美国外交的钟摆更加重视实用，把从前的理想主义抛之脑后。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打着解放伊拉克人民的旗号推翻了萨达姆，可中国国内的一些学者硬是宣扬美国惩罚独裁者的战争是正义的，连美国人自己听了都觉得吃惊。石油是美国经济的发动机，核心利益所在，打伊拉克正是能源需求的推动，加上一举扫平中东控制能源库的冲动。
对于中国，美国人也是功利主义至上。中国弱了，它看不起；中国强了，它担心。把艾本斯坦形容个人的话用在美国身上也比较恰当：势利眼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比较，比较意味着竞争、对手和嫉妒。势利眼总要选个立场，他需要确定自己比旁边的人强。 美国就是这样!
不能做失败者——“疯狂”的美国人
疯狂工作，是美国人的典型特征。美国的大都市里，每个人都匆匆走过，伦敦、巴黎的悠闲和恬淡在纽约绝不会看到。在法国南部度假胜地尼斯游玩时，我曾碰巧和一位美国女孩“同居一室”。当时，我们住20欧元一晚、不分男女的青年旅舍，晚上大家开“卧谈会”，她说自己当中学老师，每天工作10小时，周末还要另外打一份工，一番话说出，让在场的欧洲室友大为不解。在欧洲，每天8小时、每周工作5天都有人抱怨连连。
在美国，一个白领如果要完成相同的工作，那么他一周至少要工作60个小时，而且周末还得经常加班。而欧洲就完全不同。我2007年秋天在雅典访问时，下午3点钟出去买机票，愕然发现大多数店铺还没开门，大门显要位置写着“本店5点开门”。
美欧工作精神的差异在各国驻华机构也表现的淋漓尽致。
美国驻华使馆安排一些活动，常常是早上8点，或者7点30，通知媒体说某位大员要在国贸大饭店的工作早餐上发表演讲，欢迎大家去聆听。当然，演讲人和商界名流们有大餐，而记者们只能饿着肚子听了。而欧洲国家的驻华机构，此类事情基本上不会发生。意大利某驻华机构的中方助理对我说，你要找我们老板，一定要试着上午10点后打电话，10点前他一定不上班，10点后不一定上班，能否找到，要看你的运气了。
的确，和欧洲相比，美国人过的日子异常紧张。有统计表明，美国人每月平均每人工作1966个小时，比欧洲人均工作时间最长的英国多235小时，比法国人均多310小时，也就是将近39个工作日。
换个算法也许更简单，更容易理解，美国人平均每年休息13天，而意大利是42天，法国是37天，即便是一向被视为工作狂的日本人每年也有25天的假期。世界旅游组织的统计数据表明，在发达国家中，美国人的带薪假期是最少的。
在我个人的海外采访过程中，也切实感受到美国和欧洲的不同。去法国、英国采访，一天最多两个项目，可以悠闲地享受午餐的乐趣。而在美国，中午坐下来吃顿饭绝对是奢侈，常常是一天三个采访项目，晚上写稿，中午，对不起，麦当劳或者肯德基凑合一顿。陪同人员一下车就说，30分钟吃饭的时间，要快。节奏之快让人抓狂，难怪麦当劳这类快餐的发源地在美国。 美国人为什么如此“疯狂”? 有人从宗教的角度来解释美国的勤奋。移民到新大陆的清教徒都必须立下誓约，要过一种勤劳节俭、清心寡欲的生活。按照新教的教义，所有的人都是生下来就带着“原罪”的，人来到这个世界的唯一目的是通过辛勤劳动来还债，然后死了就可以上天堂。
为了赎罪，大多数人都拼命工作，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如果都选择少吃多做不浪费，财富会呈几何倍数增长，资本的原始积累可以迅速完成，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正是读出了这一点，才写出不朽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现代学者们则从另外的角度进行解读。
2005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心理学家加特纳(John D·Gartner)出版了其著作《轻症躁狂的优势》。加特纳发现，许多对美国人性格的描绘，如精力充沛、动力十足、近乎愚蠢的乐观主义、企业精神、宗教狂热、傲慢自大、救世主的情怀等等，都和“轻症躁狂”的症状重合。其中最基本的特点，就是极度亢奋的情绪。这种情绪发作起来至少可以延续一个星期，患者在此期间觉得自己就是宇宙的主人，觉得自己了不起，并忘我地投入到工作或寻欢作乐之中(其中包括过度追求性生活导致婚姻破裂)。这实际上类似一种癫狂性抑郁症的初期症状。
我个人觉得，宗教精神和心理因素都有些道理，但更直接的原因是社会评价体系的压力和美国法律的缺失。
前面已经讲过，美国人讲究实际，有些势利眼，他们和人打交道也不会关心你的祖上有何丰功伟绩，而是关心你个人是做什么的。
在美国，谈起某人时最具侮辱性的一句话就是“你是个失败者”。有一份好工作，工作做得出色，取得成功，成了社会的核心评价体系之一。
美国人极为看重成功。成功不一定是物质上的回报，而是得到某种认可，最好是可以衡量的那种。如果一个男孩后来没有从商，而是做了布道的教士，那也没什么。但是他的教堂规模越大，教堂会众越多，别人就认为他越成功。
好多事情都说明，成功是美国人生活的重点。清教徒相信工作带来的好处，既有工作本身的乐趣，还因为工作的回报是上帝之爱的体现。一片富饶的土地到处都是机遇，等待着人们到来。在一个不固守陈规的社会，没有严格的等级和阶级，这样，人就一定能通过成功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从一无所有到百万富翁的“美国梦”故事，更是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白手起家。
英国的人类学家杰弗里·戈罗尔用弗罗伊德的说法来解释这一切。欧洲是被所有的移民抛弃的父亲；移民为了在美国过上新生活，背离了自己的文化。移民为了要成功从未停止过奋斗，因为目标的内容没有限制。同样，第二代移民拒绝接受移民过来的父母，因为后者无法适应美国标准。他能减轻压力的唯一方式，就是取得更大的成功。在整个美国，有意大利人、爱尔兰人、德国人或波兰人名字的律师、医生、教授和政治家，都能证明这种成功欲望的强烈。
既然成功如此重要，理应多花些时间努力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