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夜里，福格茨就找到了我。“斯特凡，”他说，“你出了一点儿麻烦。你对德国球迷的所作所为太不近情理了。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我试图把当时的场面解释给他听。“那些球迷们在整个比赛时间里一直在故意激怒我，中伤我。体育场的每一个观众都听到了他们跟我作对的嘘声。为什么他们偏偏把矛头对准我、非要置我于死地不可，这对于我来本来也是一个谜。”
“是啊，但是你的行为绝对有问题。这些球迷们花了很多钱，为的就是到这里来看我们比赛，然后却发生了这种事。不管怎么说，你都不可以向他们伸出中指！”
“那么球迷们对我的态度呢，难道不管他们怎么样都可以无所谓吗？”
福格茨不愿意探讨这个问题。
“今天夜里我们还要讨论一下，我们将对此作出什么反应，然后我们会作出一项决定，要么我们大家一起度过这个难关，共同把比赛踢到底；要么我们得出另外一种结论。”
这个结论具体是什么样子，福格茨没有说。但是对于我来说，这完全不难想象。结论只可能是一个：世界杯赛对于你来说就此结束了。我立刻想起了那两张还没有写上名字的返程机票。但是，我绝对不会接受其中一张机票。要回去我也要自己掏钱买返程票。
“知道这一点太好了，”我对福格茨说。然后我回到自己的房间里，立即打电话给马丁娜。
“你听好了，”我说，接着我三言两语地向她说明了情况。“现在我要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明天早晨可能还会找我谈话，不过快到中午的时候我就会在你们身边了，然后我们就能够一起去度假了。”虽然决定还没有作出，但是我的直觉已经告诉我，这件事会怎样了结。
我筋疲力尽，完全垮了。参加美国的世界杯赛曾经是我的一大梦想，现在却弄成这样！当然，我的队友们也已经看出我完蛋了，我向他们讲述了我跟福格茨的谈话。
“明天，”我对他们说，“世界杯对于我来说已经结束了。我把衣服都装好了。”
博多·伊尔格纳以及伊克·哈斯勒试图安慰我，使我振作起来；但是他们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只会像通常那样一个劲儿地说：“斯特凡，你要保持冷静，耐心地等到明天吧，也许他们考虑的跟你想的不一样。”
只有鲁迪·弗勒说：“这绝对是区区小事一桩，斯特凡。对于决定我们也有发言权，我们会去找教练谈谈。事情还没有到糟到需要你现在收拾箱子、准备明天走人的程度。”
我不知道，鲁迪·弗勒是否真的去找过福格茨。不过鲁迪一向是一个老实人，只要他说过什么，他也会去做的。我后来没有再问过他这件事。
第二天早上我必须去见埃吉迪乌斯·布赖恩。房间里只坐着我们两个人，他开始训我，他说的那些话福格茨已经跟我说过了，比如：我对球迷们的所作所为是多么不成体统，这些德国球迷都是经过数千公里的旅行才到达这里的……等等。
我试图为自己辩解。“难道我要为此向他们表示谢意吗，难道作为感谢我就应该任他们嘘我、任他们置我于死地吗？我不同意这样做。”
布赖恩根本不理解我的辩解，我说的这些话他也不感兴趣。“我们的结论是：你现在必须离开我们，”他说。
“好吧，”我说，“没问题。我已经收拾好东西了。祝你们世界杯取得好成绩，还祝你们生活愉快！”说完我立刻站了起来。
埃吉迪乌斯·布赖恩目瞪口呆地注视着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没有估计到我会这么痛快地接受了。他很可能以为我会恳切地请求他再给我一起机会，并且苦苦地哀求他不要把我赶回家去。他要是这样想可就大错特错了！向别人屈膝乞求，这绝对不是我为人处事的风格。诚然，此时此刻我失望得完全可以大哭一场，但是我知道我绝对不能哭。
我把我的账结清了，取出了我的零用钱——这是每一个国家队球员都应该得到的零用钱。然后我最后一次走进我的房间，拿上我的衣服。一些队友看到我离去时，他们都震惊不已。我没有再跟福格茨说话。
当时在Premiere电视台当记者的勒内·希彭开车来接我，并且把我送到马丁娜以及我们的孩子们下榻的旅馆。勒内是我的半个朋友。几个月以前，他曾经到佛罗伦萨访问过我，并且把我大大地宣扬了一番。
他这次还带来一名摄影师，摄像机就摆在座位上，镜头对着我。
“勒内，”我对他说，“摄像机还是别开着吧，我们可以聊聊天，但是不要拍片子。”
“胡说，没开，”他说，“这东西已经关上了。”
没这么回事！摄像机明明是开着的。果然不出所料，其中一些非常私人的照片后来被寄到了德国。
到旅馆后，他又向马丁娜和我作了一次采访。
要是在今天，我对于这类事情自然会采取截然不同的做法，而且我不会再相信任何人。无论如何希彭的做法很令我失望，因为我得知，他把一盘带子寄回了德国，而且这盘带子立刻就通过电视台播放了。从此，我跟勒内断绝了来往。
过了很长时间以后，我们又见面了。我对他说：“真难以相信，你在美国居然为电视台拍我们。”
“我也没有办法，”他说，并且企图把过错推给别人。“我当时在美国，至于他们在德国拿那盘录像带干了什么这跟我没有关系，我在这方面没有对他们施加过任何影响。”
“绝妙的借口，”我说，“不过这个话题对于我来说已经结束了。你还是走开吧，但愿你能够交好运。”
我无法忘记他的背信弃义。从此以后每当我遇见记者时，我总有一种特别坏的感觉。本来我跟新闻界之间的关系就紧张，经过这件事以后，这种关系自然更加无法得到改善了。包围
马丁娜住的旅馆不久就被摄影师和记者包围了。人们突然对我们产生了高度的兴趣。他们想知道，我被赶出国家队以后我们在做什么，是坐在游泳池旁大喊大叫呢，还是照常消遣娱乐、就跟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每个人都想进行抓拍和采访。“出来吧，斯特凡，”记者们喊道，“你说说看，你们在干什么！现在人人都很想知道！”
“你听着，”我说，“你们大家可以拍你们的照片，但是我这里不准任何摄影师进来！”我们叫来了警察，他们马上负责把那些摄影师赶走了，还给我和家人以及其他的旅馆客人一个安静的环境。只有记者还继续赖在旅馆周围。
“好吧，”我对自己说，“为什么我就不应该说话？为什么我在德国就应该任人打倒而不能自卫呢？既然每个人从他的窝里爬出来都爱发表意见，那么我也可以说话，我要澄清事实，纠正错误的说法。”
于是，我想接受采访，当然我知道，一次采访不会产生什么特别的效果。“埃芬被赶出了国家队！”这个消息就像一颗炸弹一样爆炸了，我无法抗拒它的威力、用我个人的看法反驳整个媒体。
记者们络绎不绝地跑上门来。每个人都想知道这其中的故事。有人敲门了：站在我面前的是《图片报》的一些记者。
“你听着，斯特凡，我们进行几个钟头的合作，你给我们讲故事，然后你可以从我们这里挣到钱。”
“不行，朋友们，”我说，“我还没有准备好。”
5分钟以后又有人在敲门。
“我们是《踢球者》杂志的记者。我们想对你作一次专访，并且想独家报道你的故事，这对于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
“很抱歉，”我说，“这不行。”
紧接着，下一个来访者敲响了门。“我来自《体育画报》社，不管其他的竞争者给您多少钱，我们都会比他们多支付给你5000马克。”
没想到事情会变得这么可笑。记者们都紧紧地把门把手握在自己的手里，竭尽全力想超过别人。
最后我跟《体育画报》拍板成交，因为我认为，他们更感兴趣的是体育。当然，其他的记者气得要命，他们脸红脖子粗地离丌了，他们想写的故事也告吹了。在打点行装离开旅馆之前，我终于办妥了这件事。
我跟《体育画报》的那些记者们一起呆了好几个小时。我实事求是地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们，而且允许他们抢排了几张照片。他们将用几周的时间对我的事进行系列报道。可是这些报道没有起到任何效果，一且都等于零！在德国，除了我的父母和我最亲密的朋友以外，没有人一个人能够理解我，哪怕是一丝一毫地理解。
我从《体育画报》那里得到了75000马克，我把这笔钱捐赠给了加纳的一家医院，因为一位来自门兴格拉德巴赫的修女告诉我们，那里急需一笔钱购置仪器和扩建医院。几年以后在慕尼黑，有一次我的队友萨米·库福尔来看我。
“斯特凡，你知道吗，加纳出了一张邮票，那上面是你。”他说。
“萨米，”我对他说，“我已经受够了嘲笑和作弄了，我可不需要你再来添乱。”
“不，斯特凡，这是真的。你在加纳已经成了一位真正的英雄，因为你捐给了医院那么多的钱。在我们国家，就连每个小孩子几乎都知道这件事。”
“真的吗？难道现在我也被人舔湿了然后贴在信封上Ⅱ马？”
看到萨米注视着我的目光，我知道这件事肯定是真的。我顿时感到无比的骄傲。在德国，人们把我称作“坏小孩”；而在加纳，我却通过这样一次捐款成为了他们的民族英雄。
早在1994年春天，我就已经计划要帮助加纳的医院。我想跟马丁娜一起在圣保利足球俱乐部的米勒恩托尔体育场组织一场义赛，由基兹队对一个国际代表队。我已经跟托尼·舒马赫、伊克·哈斯勒、加布里尔·巴蒂斯图塔、以及斯特法诺·卡罗比都谈过了。他们都对这个计划兴奋不已，而且他们都立刻答应下来了。为了这次义赛，我在汉堡跟圣保利俱乐部的克里斯蒂安·欣茨佩特也碰过头，他认为这个想法棒极了，并且说要把体育场免费提供给我们使用，另外保安服务我们也不需要付任何费用。我的一位在汉堡法尔马公司工作的好朋友将以赞助商的身份登场，他还答应为医院捐赠大量的药品。观众的票务收入也将全部供给医院使用。一切几乎都已经组织好了，万万没想到这时候一把大锤打了过来。
当我向德国足球协会申报这次比赛时，他们竟然回答说：“你不会得到批准。”
他们什么不批准？对此我一直没有得到一条对于我来说有说服力的理由。最后一次说再见
在我被赶出国家队以后，我跟马丁娜和我的孩子来到她住的旅馆，我们不想见到任何人，甚至连我自己的父母我也不愿意见。他们千里迢迢旅行来到美国，并且购买了所有德国队参赛的球票，连决赛的票也预订好了。他们纯属偶然听到了我被赶出了球队的消息。在芝加哥的一家饭馆里，德国游客都在谈论我被赶走的事。因为我的父亲长得很像我，他们认出了我的父亲，并且开始嘲笑他。“埃芬被赶出来了。他们把他解雇了。”对于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父母来说，这简直是晴天霹雳，他们觉得整个世界都崩溃了。一直到晚上我和父母亲才通了电话，我的母亲张皇失措，不停地哭着。
在我们最终去度假以前，我在这家旅馆呆了3天。在最后一个晚上，我们举行了一次烤肉野餐，我们想借此跟大家告别。多和比安卡·伊尔格纳两口子带着他们的孩子来了，安哥拉·哈斯勒也来了。
博多·伊尔格纳还在为我的事愤愤不平。“德国足协做得也太过分了！这里也不再是我的世界了，”他对我说。
“是啊，也不是我的世界了。”我说，“不过我明天就去度假了。”
我相信，我被赶走这件事也促使他作出了抉择——这届世界杯赛结束后，他将宣布退出国家队。
由于这次烤肉野餐活动，我们在德国又受到了批评。有一个记者抢拍了一张照片，并且在报纸上径了出来。可是这又有什么呢？我不过是跟几位亲密的朋友举办了一个告别聚会。
我已经听说，德国国家队被淘汰出局了。在四分之一决赛中，他们以一个2比3的比分败给了保加利亚队。我很为我们的球员难过。如果我能够参赛，结果也许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但是条件是：必须让我踢中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