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没有作为的救灾医疗队生活，已经消失在云端，而那岁月的风还如絮语在我耳边。作古的队友只留下名姓，或许也终将淡漠。健在的，也已停止了奔驰。但那曾有的待命出发的激动还挂在心头，像传说中的武士的剑，虽然在墙头高悬，却也时时发出铮铮的响声，期待再次奔向战场。有人说，一个医生，做一次救灾医疗队员，那他一生都是救灾医疗队员。我相信这话是真实的。
我们几个干部心存疑惑，为什么要这么多机动喷雾器呢？100台！莫非唐山的灾情比想像的要大得多？
正在深夜熟睡中，床铺突然剧烈跳动，我被惊醒后的第一反应就是大叫一声：“地震!”妻子也惊醒了，我俩急忙跑到小床边一人拉起一个孩子，跌跌撞撞地跑出房间和四合院，站到胡同里较宽绰的地方，大地还在上下抖动。这种上下抖动大约持续了20秒钟，我一家4口也就是在这20秒短促时间里从惊醒到脱险的。
何谓脱险?因为大地刚平静了一小会儿，又横向晃动起来，也是20秒吧，许多房屋抗住了纵向震动却禁不住这横向摇晃，砖头瓦块纷纷滚落，我们四合院里还倒了一面墙，后来才知道，北京市塌房一万多间，不少居民就是在这时候被砸伤的。我们在“第一时间”跑出来，还比较容易，因为地皮上下抖动，人们还好走路，而横向摇晃的时候就困难多了。
这是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的事情。回想起来，当时人们对地震比较敏感，因为几年前的邢台大地震，北京地区就有明显的震感，前不久又出现过云南地震，尤其是1975年辽宁的海城地震，由于事先发布了准确的预报，政府和群众做了各方面准备，地震虽然强烈，却没有造成大的人员伤亡，还使人们增长了许多知识，譬如大地震之前会有若干征兆：气候反常，井水变浑或水面升高，蚂蚁搬家，鸟儿和家畜躁动不安等。以及地震发生时，要尽快跑出房屋，站到空旷的地方。正因为报纸、电台介绍了这些知识，在那个地震频发的年代，人们多少都有一些心理准备。我下放劳动时住过的京东平谷县大华山公社，1975年深秋，枣树突然“疯了”：像春天一样生出细嫩的枝叶，反常开花，结果一场霜冻，约有20万株“疯枣树”被冻死。当时大家就在议论，气候反常，地温升高，枣树上当受骗，以为春天到了，所以提前开花，这是不是大地震的前兆呢?因此种种，当大地震真的来临时，我才在大地抖动、被惊醒的第一秒钟就做出正确判断，带领妻儿迅速跑出房屋。
邻居们也先后从四合院里跑出来。我们这条光彩胡同东口，有一段比较宽绰的开阔地，为躲避墙倒屋塌的砖头瓦块，人家都聚在这里。此时互相看看，彼此穿着背心裤衩，光着脚，连鞋都来不及穿。此后余震不断，头顶的电线来回摇摆，谁也不敢回屋取衣物。好在天气不冷，若是冬天，人们肯定冻坏了。渐渐地，胆子大了一些，行动迅速地年轻人就跑回屋里拿几件衣服，又赶紧跑出来。我也两次跑回屋，拿些穿的、吃的、塑料布和毛巾被，把妻儿安顿下来，不能一站几个钟头呀。
天色渐渐发白。当年没有手机，普通居民家里也没有电话，就算有收音机，（后来才明白）消息也是严加封锁的。总之，得不到任何信息。邻居们议论着这次地震，猜测它的震中是不是北京?已经发生过的是预震还是大震?如果是大震那就好啦，我们已经脱险了。如果是预震，此后还有大震，那可怎么办呢?我跟妻子商量了几句，再次跑回屋去，把“贵重物品”拿出来，其实就是粮票、户口本、购粮本、副食本和几十元人民币，连同两个孩子全都交付给她，我必须骑自行车到局里去上班。越是紧急时刻越要坚守岗位，提前上班，这是国家干部的职责。
我是北京市农机局管理处的技术员，当年统称干部。赶到局里一看，提前上班者大有人在，几位局长办公室的灯光明亮，听门卫说，地震刚发生半小时，领导干部就陆续赶来了，有的骑车，有的跑步。值班室的电话不停，传出的第一个信息，是市委要求我们局机关联络下属工厂，及时了解情况，加强安全保卫，保持上通下达。我们农机局虽然是个“小局”，也有数万职工和家属，联系着郊区各县、社的拖拉机站和修配厂，掌握着农用车辆和油料，参与救灾，能量颇大。
上午，我们在办公楼前公路边的绿化带搭了一溜帐篷，也叫防震棚，局长决定，把一部分住平房（危房）的家属接过来，由局机关食堂供应吃喝，以解除干部的后顾之忧。下午，“时局”逐渐明朗，知道了震中在唐山，天津的灾情也比较重，灾情较轻而且距唐山最近的大城市就是北京了，从中央到市委，要求北京各部门紧急动员：支援灾区。当然啦，解放军部队是最迅速的救灾主力，唐山市附近的驻军已经跑步到达重灾区，第一批受灾的伤员也用汽车送到了北京。我们此时还不知道唐山灾情的规模和严重性，只是推测，北京到唐山直线距离180公里，北京塌房上万间，唐山的灾情小不了，也许会有成千上万的伤员吧。北京的交通、卫生部门都动员起采了，紧急运送和接待伤员。傍晚，农机局派出几十名干部，分头组织车辆运送举电机组、抽水机组、推土清障机组，连夜奔赴唐山。另一项很有远见的任务交下来：调集100台机动喷雾器到唐山喷药消毒。因为“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必须防止瘟疫流行。
对这项任务，我们几个干部心存疑惑，为什么要这么多机动喷雾器呢?外人不了解，我们农机干部心里有数：医院消毒和农村社队防治病虫害大都使用手动喷雾器，而机动喷雾器是新产品，它由一台小型发动机为动力，喷药的效率（比手动的）高几十倍，消耗药液的数量也很大，要100台，莫非唐山的灾情比想像的要大得多?疑惑归疑惑，执行任务谁也不讲价钱。我们连夜调集物资，把北京喷雾器厂和农机公司的库存机动喷雾器如数调齐，会同卫生局，提供消毒药液，紧急抽调技术工人和技术员，编队编组，以及安排车辆、油料，在29日深夜出发，奔赴唐山重灾区。现在回想起来，这些人员、物资，都是无偿提供的，市委一声令下，我们只用电话八方联系，不用书面文件，派人去洽谈也来不及，而基层单位接到局里的电话，要人要物，都是一口答应，而且自己派车，按时把人员、物资送到。一切行动听指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体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
30日早晨，我们“防疫大队”到达唐山。车队根本进不了市区，街道已被倒塌的房屋瓦砾阻塞。我惊呆了，这哪里是唐山市呀，简直就是一大片瓦砾堆。我们在市郊找了一块空地“安营下寨”，人员、器械、药液（桶）和帐篷等物资都卸下来，以此地为“大队部”，大卡车腾空待命（这一招儿很明智，后来证明这8辆大卡车承担了多项重要使命），几辆吉普车立即行动起来：一辆指挥车，由大队长乘坐，去寻找“总指挥部”（我不知道它的全称，大概是“唐山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吧），去报到，建立联系，接受指令。其余的是交通车，把喷药小组尽可能地送进市区，开始消毒作业。这种四轮驱动的越野型吉普车显示了优越性，可以在田间行驶，阻塞不太严重的街道，它也能在砖头瓦块上爬过去。
进到市区，我们遇到的难题一个接着一个。首先是不知道往哪里喷药?按照原先的计划，要求重点保护水源，保护厨房或炊事场所，保护抢救伤员的医疗场所，控制蚊蝇孳生地。而眼前的实际情况是一片混乱，到处房倒屋塌，瓦砾成堆，原先计划的那些地方你根本就找不见。这时是地震后的第三天，说准确点，是地震后的 56小时，天下着雨，余震不断，残垣断壁继续坍塌，许多瓦砾堆中还传出呼救声和呻吟声。我们是不是应该放下喷雾器去救人呢?不能见死不救呀!
当天傍晚，回到“大队部”吃晚饭的时候（大家都没吃午饭），才知道许多防疫队员自动改变了任务，放下喷雾器去扒房救人了，被压在坍房里的老百姓又哭又喊，你还怎么喷药呢?没工具，用手扒，不少队员的双手磨破，有的指甲盖都磨掉了。大队长没有批评我们，但他传达“总指挥部”的命令，防疫大队的光荣任务就是喷药消毒，普遍喷药，不准擅自改变任务!大队长又说，这次大地震发生在人口密集的唐山市，又是夜间，人们都在家里睡觉，伤亡人数不止十万八万，这是夏天，大量尸体很快就会腐烂，必须普遍喷药消毒，不是不让同志们扒房救人，这是革命分工，如果发生瘟疫，就会牺牲更多的生命!同志们一定要顾全大局。
晚饭是我们自己带来的馒头咸菜，饿了一天，却吃不下去，队长命令大家必须吃。白天扒房救人的惨象历历在目，伤者大多赤裸身体，道路阻塞，我们把他们往哪儿送?扒出来的尸体，血肉模糊，也只能排放在路边。我曾参军10年，在朝鲜打仗，没少见死人，不用队长下命令也能吃饭，只是心里堵得慌。那么多解放军跑步来救灾，来得比谁都早，为什么没看见他们扒房救人呢?也许只是我没看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