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前、巷口自不必说，各个公园一律辟成临时避难所。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崇文区，昔日空空荡荡的天坛公园，星罗棋布地成了崇文区市民的最大新社区。地铁站口也是众人青睐的理想栖息地，不仅安全，而且凉风习习。
四个月前刚刚爆发“四?五运动”的天安门广场，同样是帐篷的海洋，曾被花圈紧紧簇拥的纪念碑，如今被帐篷死死包围了，甚至连天安门观礼台也没有放过，只要是远离高大建筑物的空地，都被有家不敢回的市民一块不剩地统统占领。
露宿帐篷，最大的困扰还不是嘈杂的噪声，而是蚊子的叮咬。连日的暴雨，使蚊子家族如虎添翼，它们每晚都有享用不尽的盛宴。我实在忍受不了这样的露宿，冒着生命危险，钻进了那幢看似非常结实的安化楼，躺在宿舍的床上，但很快被值班的巡逻人员唤醒，劝说到室外。
工厂停产了，只有值班人员，还成立了急救站，搭起了集体防震棚。所有住在宿舍的外地职工，一律从苏式的高层安化大楼撤出，睡在大通铺上，昔日灯火辉煌的安化楼居民楼，变得冷冷清清。
不仅是崇文区一隅的安化楼，即使是熙熙攘攘的东四、西单这样繁华地区和素有“中华第一街”之称的王府井，高楼大厦里也是一片漆黑，偶尔有一两间亮灯，估计是临时回来取东西，很快也就熄灭了。
与唐山大地震有关的后续报道，除“国防部取消了‘八?一’例行的招待会”外，媒体再次沉默。若无其事的电视台，播放着莺歌燕舞画面，刚刚摄制完成的近似纪录片的故事片——《南海风云》和《雁鸣湖畔》，成了电视台的主旋律。前者歌颂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如何伟大，后者反映办合作医疗的阶级斗争如何激烈。此外，大型的诗朗诵《理想之歌》也在反复播放。
《红旗》杂志发表社论——“人定胜天”，拒绝接受国外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援助（传说美国和苏联都假惺惺地要提供援助），并号召全体人民“警惕阶级敌人破坏”。
民间每天都流传着“今晚有地震”的预言，没有人敢偷听外电关于唐山地震的报道，或许即使有也没人敢对外传播。天灾的余威一直没有间断，露宿街头又为流氓和刑事犯罪分子提供了作案的难得大好机会。关于发案率从未正式报道，但从8月15～26日10天里，公开“镇压”（即枪毙）了两批犯罪分子。 农村并非世外桃源
8月16日和8月23日，四川松潘地区又发生了两次7级以上的地震。由于正式的消息渠道依旧被封死，各种危言耸听的传说让人惶惶不安。尽管当时没有呼机、手机和互联网这些现代化的通讯工具，但并没有影响传播的规模和速度。一时间，仿佛全国到处都要地震似的。家有外地亲戚的北京人原打算先去躲一躲，后又怕躲此一枪，再挨彼一刀。我无论如何也要回远郊顺义一趟，看看还未返城、依然居住在那里的母亲和弟弟。
在交通瘫痪的情况下，我能够选择的交通工具，只能是自行车。
全程60公里。通县和顺义县境内的农田里，农民依旧在埋头种地，不用担心有建筑物会坍塌下来。等到了王辛庄，我发现这里并不是世外桃源。
白天安心“促生产”的农民，一到晚上就回到严峻的现实生活中了。虽然农房仅仅一层，但真来地震还是吃不消。特别20世纪70年代的北京郊区农舍，基本都是土坯房，这些简陋的农舍在经历一次重大考验后，显然经不起第二次折腾了。
没有哪位农民兄弟晚上敢于躺在自家的炕上。“白天累得贼死，晚上睡觉还不跟死猪似的，要真是震起来醒不了，可就瞎了。”后院的大妈说。可是，农村的蚊子更多、更厉害，睡觉要不具备“死猪似的”本领，是根本无法入睡的。
我家没有搭建防震棚，就与后院大妈家共享用一个。夜半，刚刚要昏昏入睡，突然大队部的广播大呼小叫起来：“请注意！请注意！刚刚接到通知，后半夜可能有地震，请大家不要进屋睡觉！”静谧的夜空，被犹如防空警报的广播所唤醒，显得格外恐怖。人们惊魂未定地坐起来，全然没有了睡意。
大妈已经将近80岁的婆婆则一脸安然，据说地震那天夜里她居然就没有出来。其后，这位老奶奶也一直不肯露宿庭院，每天晚上都很镇静地在屋里整理东西，兼负为儿孙站岗放哨的重任。老人安详地说，天塌砸大家。不要慌，要改朝换代了，老天爷要收人了，该收到谁就是谁啦。不过，全家人都为她的不羁言论担惊受怕，“改朝换代”是随便说的成语吗？“七月损失八月夺”
几天后，回到北京。整个北京城依然被各种谣传所笼罩，人们每天早晨急切地打开半导体，但是所播放的新闻无非是：干旱使英、法两国森林大火蔓延；洪涝让西班牙、葡萄牙成灾；新西兰民众抗议美国核潜艇靠岸；孟加拉把与印度的河水之争提交了联合国；苏联一中尉驾米格25取道日本，投奔美国避难，以及不结盟会议上，一些国家谴责美帝国主义的霸权行径等等……
8月10日晚21点，可能是最后一次传达指示：从现在起至明天上午，请不要进入室内和靠近高大建筑物……
以后的日子里，基本是号召团员、青年，争取在抗震救灾斗争中立新功；“七月损失八月夺”等。16日传达北京市委文件：在还需提高警惕的同时，交通要道的防震棚先开始拆除。一周后，中共中央文件：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把灾害造成的损失夺回来！
工厂掀起了表决心热，到处张贴标语口号：“加倍生产，大干快上！”在家中被砸伤的工人也及时回到战斗岗位，表示响应号召，在班组会上慷慨激昂地宣读了决心书——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因为参加了“四?五运动”而受审几个月的青年，终于迎来了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保卫科科长语重心长地教导着：“你要争取在抗震救灾中改造自己，重新做人。”
于是，工厂的车间开始加班、加点。厂报、墙报、黑板报连篇累牍地宣传老工人揣着病假条每天忘我劳动、领导干部身先士卒，不顾唐山亲人死活而坚持战斗在生产第一线……
不只是工人阶级这个领导阶级，全社会也都积极行动起来，每条街道胡同里的宣传栏，都无一例外地贴满诸如“掀起抗震救灾新高潮”的标语。新闻媒体开始不断推出形势喜人、一派大好的文章，更令人扬眉吐气的是，还报道了中国政府给同样遭受地震的菲律宾捐赠一大笔救灾物资。不过，那时没有号召全民捐款。自然也没有涌现出中国公民踊跃为印度洋海啸受灾国捐款感人场面。历史在远去
时紧时松、持续整整40天的各类恐怖谣言，终于止于9月9日。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一经报道，所有关于地震的小道消息全都黯淡失色了。五花八门的防震棚渐渐退缩到院落和公园里，大街上，天灾的后遗症逐步减少了。几乎与地震同步开始的日语教学广播，又重新开播，不过，自学者早没有兴趣，震前为买一本《日语》教材打破脑袋的排队现象不复存在。新华书店里显眼地摆放着新印刷的《日语》教材，但年轻人熟视无睹，匆匆而过。
被崇文区居民长期占据的天坛公园里，传出有一株铁树终于开花的消息。可是，随意出入公园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必须出示入住这里的出入证，方可一睹铁树开花的芳容。其实这难不倒我，在我们工厂参加“学工劳动”的11中学生，全部家住在崇文区，随便借用一下出入证就可大明大摆进出天坛公园了。别说去看千年开花的铁树，就是祈年殿也畅通无阻。
10年后的1986年8月，我从北戴河回来途经唐山时下车。当我漫步在新唐山宽阔的马路上时，感觉脚下处处都是罹难者的白骨。整整十年，唐山大地震所带来的精神恐惧，深深地刻印在脑海里，依然清晰可辨。当时正在建设中的新唐山宛如一个大工地，四处都是推土机、起重机，巨大机械轰鸣声响彻上空。而城南受灾最严重地区，残垣断壁依然没来得及清理干净。
市内的凤凰山凉亭，属于唐山市的最高点。从这里可俯瞰全城。或许是与当地人刚刚交谈完的缘故，我眼里却总是昨天悲惨的一幕：那场浩劫使数十万生命毁于一旦，家家户户几乎都有死伤者。一夜之间，家园消失了、亲人没有了，露天遍地横卧残缺的尸体，废墟下不断传出微弱地呼救和呻吟，大铲车将尸体成堆地撮起，然后投放城外的一个巨大深坑内，撒上一层石灰后再陆续投放另一车尸体……
2000年，我再次开车前去唐山。从东四环出发，不足两个小时抵达唐山，但昔日这路程则让无数北京人骑自行车奔跑了两天！
自从1976年唐山新建以来，前十余年基本没有高层建筑出现，大多数建筑均在5层楼左右。然而，近年来随着人们对那场恐怖灾难的淡忘和可用土地的日趋紧张，由银行、税务、保险、电力等一批财大气粗的行业，率先使自己的办公楼鹤立鸡群地傲视于市中心。随后，饭店、商厦等也不甘落后地在那个瞬间就推倒一切的土地上，纷纷矗立起高楼大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