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财经大学 刘玲。
活着，还是死去，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千百年来，它困惑着无数在苦痛的精神炼狱中挣扎的生命，在生与死的边缘，作出选择举步维艰。精神上的重负往往胜过任何类型的死亡。死亡，简单而神秘，如一道优美的弧线，划破天际的黑暗，却又落入另一种黑暗--永恒的黑夜。死亡，可以淹没一切，超脱一切。“解脱之道存于出家而不在于自杀。”王国维如是说，可他自己的解脱呢？他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冰冷的昆明湖底。杨业血溅李陵碑，是殉国；孟姜女泪尽长城之隅，是殉节；仲卿、兰芝共赴九泉，而使孔雀东南飞，此是殉情；海子尸陈山海关，殉的是时代。死亡，像一个白色的魔咒，令人畏惧却受人膜拜。选择死亡者，往往敏感而脆弱，在所追求的完整的世界渐渐地碎裂之中，他们只有选择肉体的消亡来挽救濒死的灵魂。
由此而观，选择活着是难能可贵的，铮铮而立于纸面的就有一位--司马迁。
公元前135年，未来的太史公在黄河之滨的夏阳高门村呱呱落地了。年少之时，他便显示出了异乎寻常的聪颖，在严父的教导下，他饱读诗书，满腹经纶。青年时代，又露宿风餐地游遍了千山万水，从江滩到庐山，从禹会诸侯的会稽到屈子沉沙的罗江畔。博学多才的司马迁至此正是风华正茂，志存高远，踌躇满志的他急欲振翅高飞，手中那管狼毫长笔正是他起飞的翅膀。他立志编史，将历史长卷上的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一幅幅生动的图景编进那排密密匝匝的竹简。感情浓烈而浪漫的司马迁景仰豪侠之士，有杀富济贫的大盗郭解，忠厚仁义而固执的苏轼，还有少年英武的名将李陵。他从他们的品性中汲取营养，铸就了自己重义轻利的性情与刚直不阿的品格。
父亲去世后，司马迁出任太史令，走上仕途，常伴君侧，自是荣耀无限。多少人倾慕他的才华，多少人嫉恨他的耿笔直言。然而“伴君如伴虎”，更何况是喜怒无常的汉武帝。李陵事件发生后，龙颜大怒，深斥李陵自去其辱，群臣无不附和，独司马迁坦言：李陵虽败，定仍欲伺机立功回归，且其以五千敌三万，亦无可厚非矣。武帝刘彻闻言怒火中烧，一声令下将其打入天牢，到了第二年，传来李陵为匈奴练兵的消息，司马迁更无豁免希望了，一道道旨使祸从天降，家人只有长泪涟涟，祈首向天。此刻，司马迁面对三种选择：一是依汉律用钱赎命；二是接受腐刑；三是死亡。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深谙此“利”字的太史公却清贫如洗，处境艰难得只剩两条路可走，要么痛痛快快地死，要么带着满身屈辱活下去。史公心中的天平上，一端系着自己半生的名誉、半生的痛苦。死，简单、干净，只是一个了断。活着，则意味着放弃一个男子最基本的尊严，在世人的鄙夷与唾弃下了此余生。孰去孰从？选择本身很简单，可此过程却让他们经历了比死亡更严峻的挑战。在那幽森的天牢里，史公徘徊良久，天色黯然，黑夜无声而至，又悄然离去，当最后的暮色渐渐消散时，史公缓缓地站立起来，他的双眼深陷，忧郁的目光饱含着他对苦难的彻悟，暗淡的眸子里隐隐闪烁着一星亮光，尽存的希望使他终于作出了一生中最艰难也是最重要的决定：选择活着。
一阵天昏地暗的剧痛过后，史公被抬出了那间阴惨的蚕室，持续的昏迷中，他感到那个扑朔迷离的世界正在远去，死亡虽未降临，可活下来的已不是真正的自己--灰白的发丝，臃肿的身躯，尖细的嗓音，没有胡须的苍白的脸。
活着，变得艰难，他无法面对世人，面对族人，面对亲友，面对妻女。他看遍了世情冷暖，人世令他寒心而刺心，可他的精神却愈发娟洁而峻峭、浓烈、忧郁而缠绵。踽踽独行的他紧紧握着那支几乎枯秃的大笔，伏案疾书那部只能“藏之深山，传之其人”的巨著，天寒夜晚，此景此情怎不凄惨！
时间可以冲淡一切，抹杀一切，却同样可以储存一切。述往事，思来者，真理在历史的海洋里颠簸漂荡，却终会浮出水面。公元前90年前后，史公怀着耻辱，却也带着满足就此长眠，而《史记》却得以留传千年，《史记》存储着太史公横溢的才华，高洁的品格，更定位了世人对他的最高评价：高山仰止。地下有知，史公理应宽慰，理应无悔！
原载上海财经大学《上财青年》2001年12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