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董桥。
其一。
香港阴雨，台北晴朗。飞到台北，公事包上的水渍还没有全干。心中有点感伤，也有点文绉绉。公事包不重，记忆的背囊却越背越重，沉甸甸的：二十多年前的波罗面包、绿豆汤、西瓜、排骨菜饭、牛肉干、长寿牌香烟、大一国文、英文散文选、三民主义、篮球、乌梅酒、文星杂志、“在春风里”、黑领带、咔叽裤原来都给二十多年烈阳风霜又晒又吹又烤的，全成了干巴巴的标本了，现在竞纷纷科幻起来，眨眼间复活的复活，还原的还原，再版的再版，把中年风湿的背脊压得隐隐酸痛：止痛片止不住这样舒服的酸痛。
其二。
感伤的文学。文绉绉的乡愁。薄暮中漫步敦化南路附近的长街短巷，深深庭院变成摘星的高楼，但是，琼瑶的窗外依稀辨认出琼瑶的窗里：于右任的行草舞出“为万世开太平”的线装文化；金里描红的风铃摇晃出唐诗宋词元曲；仿古红木书桌上的一盆幽兰错错落落勾出墨色太新的笺谱；墙上木架花格里摆着拙朴的陶土茶罐花瓶：“心中有道茶即有道”、“和气致祥喜神多瑞”。大厦一扇铁门一开，走出两位小说里的少女：扁扁的黑鞋，扁扁的胸部，扁扁的国语，扁扁的《爱眉小札》，扁扁的初恋，像夹在书里的一片扁扁的枯叶。台北是中国文学的后花园：商业大厦里电脑键盘的劈啪声掩不住中文系荷塘残叶丛中的蛙鸣；裕隆汽车的废气喷不死满树痴情的知了。这里是望乡人的故乡：
松涛涌满八加拉谷。
苍苔爬上小筑黄昏。
如一袭僧衣那么披着。
醒时一灯一卷一茶盏。
睡时枕下芬芳的泥土。
其三。
郑愁予诗中的诗人于右任死了，郑愁予却在武昌街化做童话里的老人：
武昌街斜斜斜上夕阳的山冈。
一街胭脂的流水可得小心，莫把火艳的木棉灌溉成。
清粉的茱萸了。
就在这样古典的气氛里，林文月的十六岁儿子问妈妈说：“这个暑假，我想读唐诗三百首好不好？”妈妈打着哈欠说：“当然好啊，但是千万别存心读完。”“哦？”“因为那样子会把兴致变成了负担。”那个深夜，儿子还问妈妈说：“你觉得进入理工的世界再兼修人文，跟从事人文研究再兼修理工，哪一种可能性较大？”妈妈说：“研究理工而兼及人文的可能性是比较大。”“那种心情应该是感伤的”，读来“却反而觉得非常非常温暖”，像林文月到温州街巷子里薄暮的书房中看台静农先生那样温馨：“那时，台先生也刚失去了一位多年知交。我没有多说话，静静听他回忆他和亡友在大陆及台北的一些琐细往事。仿佛还记得他把桌面的花生皮拨开，画出北平故居的图形给我看。冬阳吝啬，天很快就暗下来。台先生把桌灯点亮，又同我谈了一些话。后来，我说要回家，他也没有留我，却走下玄关送我到门口，并看我发动引擎开车子走。我慢速开出温州街巷口，右转弯到和平东路与新生南路的交叉处，正赶上红灯，便煞车等候信号志指示，一时无所事事，泪水竟控制不住地突然沿着双颊流下来。”
其四。
不会怀旧的社会注定沉闷、堕落。没有文化乡愁的心井注定是一口枯井。经济起飞科技发达纵然不是皇帝的新衣，到底只能御寒。“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的境界还是应该试试去领会的。聪明人太多，世间自然没有“信”之可言了。方瑜说：有小偷光顾台大教授宿舍，教授们灯下开会商量对策，议论半天，最后达成协议。不久，宿舍大门口挂起书法秀丽的一块告示：“闲人莫进”。多么无奈的讽刺。多么有力的抗议。经济、科技的大堂固然是中国人必须努力建造的圣殿，可是，在这座大堂的后面，还应该经营出一处后花园：让台静农先生抽烟、喝酒、写字、著述、聊天的后花园。
其五。
鬼节那天，计程车司机说：“该到基隆去看。那儿最热闹，善男信女在水上放纸厝，有好多灯。”灯是传下来了，暖暖的，最相思，最怀旧，像红豆，点在后花园里也好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