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英国电信的短名单带来的不仅仅是未来在英国电信身上的收益，很多连带的效益在拿到“豪门俱乐部”入场券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2005年11月21日，固网老大沃达丰给华为送来了“丰盛的午餐”。
得到英国电信和沃达丰这样的“大T”的认同，意味着华为已经拿到了进入欧洲主流市场的通行证。它是华为向世界级企业迈进的关键一步，为华为跻身于世界“巨无霸”的行列准备了条件。
2006年，华为在英国伦敦西南50英里贝辛斯托克小镇上租了一栋楼房，那是一栋“凹”字形的三层楼房，一年前建成的，一直空荡荡的。华为租下了这栋6 800平方米的大楼的一半面积，而且还要准备拿下剩下的一半。华为在英国的大部分员工将会搬到这里，结束华为欧洲总部、欧洲技术支援和培训中心以及英国分公司分居一隅的历史。一个正式的根据地在经历了5年的奋战之后，应运而生了。华为英国队伍中唯一不准备搬过来的人马，此时正在伊普斯维奇。他们正在和英国电信（BT）的技术人员进行紧张的联合实验，以便早日推出“21世纪网络”。这是一个为期5年、总投资额高达100亿英镑的大项目！
说起租房，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当时，一位穿着白衬衫、打着领带、一丝不苟的英国看门老人急切地询问华为的员工：“您是从华为来的？能否帮我介绍一下这家公司？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家中国企业，如今它却要租下我们整整一栋楼！”
这位老人可能不会想到，就是这家名不见经传的中国公司，在英国迅速扎根，成为英国电信部门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三、技高一筹让德国人心服口服。
现代商业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由细节决定了。大笔的金钱投入下去，往往只为了赚取百分之几的利润，而任何一个细节的失误，就可能将这些利润完全吞噬掉。
德国人素来经以严谨认真著称，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德国会在“二战”后迅速崛起。但又有很多人认为他们太刻板，有时甚至有点愚蠢。德国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事实最能说明问题。
坐过上海地铁的人，一定都知道上海地铁2号线的故事。上海地铁1号线是由德国人设计的，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直到中国的设计师设计的2号线投入运营，才发现德国人“刻板”的背后隐藏着多么大的智慧。
上海地处华东，地势平均高出海平面一点点，一到夏天，雨水经常会使一些建筑物受困。德国的设计师就注意到了这一细节，所以地铁1号线的每一个室外出口都设计了三级台阶，要进入地铁口，必须踏上三级台阶，然后再往下进入地铁站。中国人认为这几级台阶设计得太愚蠢了，给旅客平添了麻烦。然而，就是这三级台阶，在下雨天可以阻挡雨水倒灌，从而减轻地铁的防洪压力。事实上，1号线内的那些防汛设施几乎从来没有动用过；而地铁2号线就因为缺了这几级台阶，曾在大雨天被淹，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德国设计师根据地形、地势，在每一个地铁出口处都设计了一个转弯，不会直接通到室外。中国设计师认为根本没必要，想当然地“节约”了很多转弯。当2号线地铁投入使用后，人们才发现这一转弯的奥秘。这一个转弯大大减少了地铁站台和外部的热量交换，从而减轻了空调的压力，使得1号线的电费大大小于2号线。
还有很多细节都让中国的设计师汗颜，不得不承认，德国人的“刻板”体现的是一种大智慧。
华为要进入德国，就必须经得起人家严刻的测试，否则，一切免谈。
任正非对华为工作人员说，进军德国意义重大，能不能胜出就在于我们的产品究竟是不是高科技，是不是我们真正用心做出来的产品。
德国电信运营商QSC是德国最大的电信运营公司，能够与它合作，就能占领德国大部分通信市场。2004年年底，QSC宣布将在德国建设NGN网络。
当时，夺标呼声最高的是由詹姆士所领导的某国际通信设备公司驻德国办事处。
QSC总部位于科隆，是一个拥有自己DSL网络的全国性的电信提供商。它为商业用户和居民提供丰富的宽带通信业务，包括各种宽带的专线、语音和数据业务及客户企业网。QSC是代表德国领先的30个公共技术公司的TecDAX 30的成员。鉴于其用户对于业务极为严格的要求，QSC在全球范围内全面考察了多家NGN制造商。詹姆士所在的该跨国公司与华为公司都先后接受了考察，并按照QSC的要求，将各自的设备运送到QSC，展开了为期四个月的产品对比测试。
作为公司代表，詹姆士与华为欧洲公司的那个负责人虽然表面上都非常客气，但作为同台竞技的直接对手，双方都对自己的任务心知肚明，从一开始就暗地较劲。
詹姆士有足够的理由和信心在这个“小CASE”中胜出。作为世界顶级的通信设备制造商，詹姆士所在的该公司拥有全球知名品牌，在欧洲拥有众多合作多年的客户，在欧洲的“群众基础”和技术的延续性是最大优势。实际上，对于庞大的公司业务来说，QSC的这个单子并非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此时，詹姆士所在的该公司年销售规模是华为的几十倍，在詹姆士看来，华为就是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子，热情有余，后劲不足。对于有丰富的国际投标经验的詹姆士来说，这不过是一件喝杯咖啡或者饮一瓶德国啤酒就可以搞掂的事情。
但是，命运有时候是喜欢作弄人的。
2005年3月14日，德国下萨克森州州府汉诺威。一年一度的汉诺威计算机及通讯博览会（CeBIT）在这个被称为“世界会展之都”的欧洲小城举行。始创于1970年的CeBIT展览会，是世界顶尖计算机及通讯企业展示前沿技术、发布最新产品的首选舞台。每届CeBIT展会都会出现大批让人眼花缭乱的国际计算机及通讯明星。本届也不例外，思科、朗讯、微软……个个星光耀眼、财大气粗。
然而，这一天，来自中国的企业华为让那些在CeBIT展会上一贯信心十足的国际通信巨头大跌眼镜。华为的产品成为本次会展的最大亮点，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这让詹姆士心理很不是滋味，在世界通信巨头面前，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企业大放异彩，这还是他第一次遇到的事情。
在QSC那边，四个月的产品对比测试结束了，QSC的测评专家给出的报告显示，华为NGN解决方案—U—SYS的业务兼容性、设备稳定性、协议的标准性更胜一筹。
2005年2月，在众多国际巨头惊讶的目光中，华为脱颖而出，独家中标QSC 的NGN项目。
QSC的总工FrankThelen表示：“华为公司以其快速响应需求的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其端到端的完善解决方案能够满足我们客户化的需求。我们完全相信在NGN领域，华为公司是非常理想的合作伙伴。华为公司表示，华为将以优质的产品和及时的服务履行对QSC的承诺，我们坚信，华为与QSC的合作将成为设备制造商与运营商的合作典范。”
QSC同时宣布，将与中国的华为公司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共同建设覆盖德国全境200多个城市的NGN网络。该网络将于2005年5月建成，届时QSC将拥有德国最大的VoIP网络，提供语音、数据、视频融合的下一代业务。
“又是华为！为什么不是我们？”距离发布会现场不远，一直把华为作为最大的潜在竞争对手的詹姆士愤愤地说。
事实上，此时，詹姆士还不知道，在接下去的日子里，他将持续地败给这家名为华为的公司（如果他提前知道这些结果，他会否一早就考虑“归顺”华为呢？）。
2007年，华为科技将其欧洲总部从英国迁移至德国的杜塞尔多夫，此外，在慕尼黑，法兰克福，达姆斯塔特等地华为也成立了分部。
华为把欧洲总部迁到德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首先，德国在研发领域拥有优良的传统。超过27%的德国生产型公司的销售额来自于创新型的高科技产品。同样的比例，在法国与英国却低于 16%， 芬兰大约在21%， 而欧洲的总体水平在19%左右。2009年德国经济研究所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像德国那样生产如此高附加值的科技产品。德国公司将超过7%的销售额再投入于研发先进的技术产品。华为完全清楚，德国是欧洲电子通讯的前沿，尤其在研发领域是欧洲的先锋。
其次，“德国制造”的品牌效应。德国公司在全球是新技术发展的领袖。长期以来“德国制造”便是高质量与高科技的象征。2007年德国出口的高科技产品达到1140亿欧元，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三。2007年Eurostat的一份报告显示，德国有六个地区是欧洲20个最佳的高科技地区，尤其在高科技领域的雇员方面，德国具有明显的优势。而华为已经选择了这六个地区中的三个。因为这些地区聚集了从事高科技服务业的工作者。由此可见，华为选择的研发地点也是综合考虑，有的放矢的。
另外，注重创新的华为还瞄准了德国的创新能力。2008年欧洲专利局统计显示超过13000个专利来自德国。德国的专利数量是法国与英国总和的两倍。德国在欧洲是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国家。因为德国是欧洲拥科学家最多的国家——18%的欧盟科学家生活工作在德国。德国的科学家从事的科研项目遍布全球。同时德国拥有世界顶级的科学研究所：如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赫尔姆霍兹研究所以及莱布尼茨研究所等。它们与工业界紧密合作与联系。像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在全球108个国家与超过5000个科研伙伴单位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面向应用的研究所如弗劳恩霍夫研究所集团尤其支持中小型企业，他们拥有超过80家研究所14000名员工和每年14亿欧元的研究基金。
此后，华为以为西班牙电信（Telefonica）旗下O2完成了德国最大规模的现网升级，华为采用SingleRAN解决方案搬迁和替换了O2德国的5199个基站。根据双方协议，华为另外还将交付给O2德国3000余个基站，作为其网络扩容计划的一部分。
2008年3月，O2德国选择基于华为SingleRAN解决方部署其德国南部地区的GSM，UMTS融合网络，该网络覆盖包括慕尼黑和斯图加特在内的主要城市。
“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签署合同494天后，我们完成了O2历史上最大的搬迁项目，达到一个最重要的里程碑。”西班牙电信O2德国南部地区网络副总裁曼弗雷德（Manfred Kickartz）表示，“那是了不起的团队协作，感谢团队极为杰出的表现。”
“成功完成德国最大的网络升级反映了我们强大的交付能力。”华为德国首席技术官沃尔特·哈斯（Walter Haas）表示，“我们先进的SingleRAN解决方案使运营商可简单地将GSM和UMTS功能统一到一张无线接入网中。这一顶尖水准的网络将显著加强覆盖质量，并满足运营商日益增加的数据流量需求。”
2009年11月，正在中国访问的德国北威州州长吕特格斯（Jurgen Ruttgers）访问华为在上海的研发中心，和华为签署意向书。华为将投资两千万欧元在杜塞尔多夫设立创新中心，招聘两百名工程师，并将和周边的大学开展科研合作。创新中心将于2010年开工兴建。
华为创新中心选址杜塞尔多夫原因之一，是靠近重要客户沃达丰。目前，华为和沃达丰在杜塞尔多夫毗邻而居。沃达丰总裁约尔森（Friedrich Joussen）也参加了北威州长和华为在上海的会谈。约尔森也表示，华为是沃达丰“重要的，可信赖的”合作伙伴。
四、汗水浇灌的果实在荷兰飘香。
荷兰地处低泽，风景优美，享有“鲜花之都”的美称。鲜花虽美，但生意却不能像鲜花那样美丽地绽放。
华为欧洲总部对价格优势的运用是所有中国企业的共同优势。这种优势对于世界级电信巨头的冲击不小，但毕竟无法支撑华为向主流市场完成跨越。随着“领土”的扩大，华为的能力和野心也在膨胀，而其产品在保持价格优势的同时，技术含量的提高也不容忽视。这让华为从原来的“吃边缘市场”，开始演变成真正的“虎口夺食”。
2004年12月8日，在美丽的荷兰海牙，华为总裁任正非和荷兰Telfort公司总裁佟·安·德·斯戴格共同签署了超过2亿欧元的WCDMA合同。华为荷兰公司总经理陈海军几乎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在随后两天的时间里，华为总裁任正非连续请所有在荷兰的华为员工吃中餐，平时滴酒不沾的他这次却破了例。酒桌上，任正非甚至表现出少有的豪放。
华为人有绝对的理由为这次胜利举杯同庆，签订这个合同不知道费了多少周折，也让人虚惊了一场。
陈海军亲身经历了“荷兰战役”，他可能是华为在欧洲分支机构的“一把手”中唯一持外籍护照的华人。2004年6月，陈海军通过荷兰邮政电信部门的熟人开始与Telfort接触。当时，华为在荷兰连办事处也没有。通过交流，陈海军发现Telfort在2000年7月就拿到了3G牌照，然而却一直没有开展3G服务，他顿时觉得发现了宝藏。一个月之后，他就上门和Telfort进行了第一次3G业务交流。随后两个月的时间，华为与Telfort共同制定了3G商业计划；到了第四个月，华为正式向Telfort提交了一套为其量身定做的分布式基站方案。
Telfort迟迟不开通3G业务是有顾忌的。通过深入交流，华为人很快找到了Telfort迟迟不敢贸然上3G的症结。
荷兰是西欧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移动业务竞争非常激烈，虽然只有l 600万人口，但却有5家移动运营商在竞争。其他4家公司：沃达丰、Orange（法国电信下属公司）、T—Mobile（德国电信下属公司）、KPN（荷兰皇家电信集团）均为世界级的大公司，它们都有一套提供3G服务的方案。
Telfort考虑到自己实力不足，没有雄厚的研发支持，无法开展有针对性的3G应用。而且还有一个问题：荷兰人口密度非常高，人们非常注重环保。要安装新的基站和射频设备必须经过所在建筑物业主的同意，这样一来，需要支付的费用甚至比设备的价值都要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