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奖评语。
因为他的诗极富灵性，清丽鲜活，且能亲自用英文予以表达，他的诗化的思想已与西方文学形成了一体。
复电、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用电报送来他的信息，除了表明由于“半个地球的遥远距离”无法亲往领奖外，还说：“我恳求向瑞典学院表达对那宽大之了解的感谢与领受，这了解将远的拉近了，也使陌生人变为兄弟。”
颁奖辞。
瑞典学院诺贝尔委员会主席。
哈拉尔德·雅奈。
存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英印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这件事上，本学院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值得欣庆的立场，因为它将这份荣誉颁给的这位作家，正符合了阿尔弗里德。伯恩纳德诺贝尔最后的遗嘱与证言中言之凿凿的话，那就是在本年度写下了“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优美诗篇的诗人。再者，本学院经过殚思竭虑、并本乎良知的考虑之后，即确认他的诗最接近前面所说的标准，并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可因这位诗人之名在欧洲尚未尽人皆知而有所犹豫，他的名字在欧洲尚未尽人皆知，是由于他的家乡离此遥远。就本奖金的创始人所立下的成文证言考虑，更无可犹豫，因为他说：“在颁发该奖的决定中，不应顾虑任何候选者的国籍，这是本人明确的希望与意愿。”
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即《颂歌集》Citanjali：Song Offerings，1912）是他的作品中特别攫住评审人员注意力的一部。自从去年，这部作品已经以充分而实在的意义属于英文文学了，因为，就教养与创作来说，他虽然是印度语文的诗人，却给他的诗赋予了新装，而这新装，在形式与灵感的原创性上，都同样完美。他已经使得所有在英格兰、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中开明并重视高贵文学的人士有机会谈到他的诗。现在，各方面的赞誉已纷至沓来，这些赞誉者并不是由于读到了他孟加拉文的诗，也不是由于任何宗教派别的信仰，或文学派别的偏好，或任何党派的目的，而是由于他是英诗艺术的一位新的、令人赞叹的宗师。这种英诗的艺术至少从伊莉莎白女王时代以来就始终伴随不列颠文明一同扩张着。这赢得直接而热烈的赞美的诗，其特点有几个：一是它的完美性，就是指诗人将他自己本身的意念，同他吸取而来的意念和谐地熔铸为一个整体；二是文体的韵律均衡，这一点，引用一位英国评论家的话说，是“把诗的阴柔情调与散文的阳刚力量融合为一”；三是他在选择字句方面的严谨性，或说是古典性，以及他在运用一种外地语言作为表达工具时那种严格而切合的品鉴力。总之，这些特点本是原创作品所具备的，但在借用外地的语言来把原创作品重做表达的时候，这些特点则更为难得。
这种评价，用之于第二组连环诗篇《园丁集》（The Gardener，1913）也同样适用。在这组作品中，如作者本人所说，与其说他是意图对他早期的灵感阐释，不如说他是将之重新熔铸。在这组作品中，我们看到他人格的另一阶段，那时作者一时受制于爱情之幸福与折磨，一时又为生命之渴望与喜悦的波涛所浪卷，而在所有这些时刻，都闪现着更高一层的世界的星光。
泰戈尔的散文故事集业已出版，名为《印度手记》（Indian Journals，1913）。这些故事，由于译者非泰戈尔本人，未带有他本人文字的特色，但其内容足以证明他的多才多艺，他观察范围的广泛，他对种种不同形态的人之命运与处境的由衷同情，以及他对故事的布局与发展方面的才能。
其后，泰戈尔又出版了两部作品：一是关于童年与家庭生活的诗画，以象征的意义取名为《新月集》（The Crescent Moon，1913）；一是在英美各大学的演讲集，印成专册后，他取名为《生之实现》（Sadhana：The Realization of Life，1913）。这些演说文包含了他对生命旅程的看法，他认为：循着这个途径，人可以达到一种信仰，在这信仰的光照之下，人有可能不致虚度一生。泰戈尔对于信仰与思想之关系的热切寻求，使他成为诗人中禀赋丰厚的一个，其特点为思想的极具深度，但更重要的是他情感的温厚与涵意广泛的语言的动人力量。诚然，在富于想象力的文学领域中，很少有人在音域与色彩上有这般的多样性，可以用同等的和谐与优美表达种种不同的情境。这情境，从灵魂对永恒的渴望，到纯洁的孩子游戏时所激起的欢悦之情，样样有之。
他的诗对我们来说绝不陌生，因为真正出于普遍的人性，但将来的人会比我们对他更为了解。不过，有一件事是我们确实知道的，那就是，这位诗人的动机之一是在努力调和人类文明的两极化，这种两极化的状态，仍是我们当今世界的特征，并构成了现代最重要的问题，而解除此相隔状态是当今最重要的任务。这项工作内在的真实性，可在基督教传教工作的努力中最为清楚、最为纯净地看出来。在未来的时代，有历史意识的研讨者，将会比我们更能够领会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与影响力，甚至会见到我们当今所未能见到的，承认我们今日所未能承认或吝于承认的。
无疑的，他们会比我们目前从各方面所做的评价更高。由于这个运动，新鲜的活泉被开启了，而诗，便是特别从其中汲取灵感的一支。——当然，这些活泉可能会与不甚相合的溪流相混，它们的源头是否可以正确追溯也难于确定，甚至是否源自梦境也尚难断言。——但无可讳言，西方文化与宗教的影响在许多方面提供了最早又最确定的冲击力，使各地的本土方言复活，也就是说，使其摆脱人为传统的束缚，结果促进了一种发展，使本土语言有能力孕育和维系自然的、活生生的诗的命脉。
基督教的传教工作在印度也发挥了回生的影响力。在此处，随着宗教的复苏，许多本土语言也做了文学上的表达工具，因而获得了地位与长久的稳定性。然而，经常的情况则是，新的传统渐渐形成，而在这新传统的压力之下，本土语文又再度僵化了。但基督教信仰的影响力远远超过记录在案的宗教改革工作。上个世纪，在活生生的日常用语与古代的神圣语文争夺新文学的控制权的斗争中，若不是由于前者可以在一些自我牺牲的传教士身上找到有力的支持，其过程与结果，必将不同。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在1861年诞生于孟加拉，这里正是传教先锋凯瑞（Carey）许多年前做过不懈努力的地方，此地是英印最早的一省。泰戈尔是一个受尊敬的家族的后裔，这个家族在许多方面都业已证明了其能力的杰出。泰戈尔幼年与青年时期的成长环境绝不是未开化的，或对他的世界观与生命观有所阻碍的。在他的家庭里，不但对艺术有高度的要求，并对祖先的智能与探讨精神深为尊敬，将祖先留下的经文用于家庭崇拜。在他的周围也酝酿着一种新的文学精神，有意识的伸向人民，使这种文学得以体认人民生活的需要。在印度叛乱的苦难冲突与混乱之后，政府最后所实行的改革中，这种新的精神获得了力量。
罗宾德拉纳特的父亲是一个宗教团体最热切的一分子，也是其中的一位领导者，罗宾德拉纳特本人直至现在仍为其成员。这个团体名叫Brahmo Samaj，它不是古印度形态的教派，它的目的不是在提倡对于某个神的特别敬拜，视之为超乎其它众神之上。它的创始者是十九世纪一位启蒙过的、有影响力的人，这位人士研习过基督教、犹太教和回教，而深受这些宗教教义的影响。他致力于将自古沿传下来的印度传统赋以一种解释，使此种解释跟他所领会的基督教精神与精义相吻合。这个团体自从创立以来，关于他和他的继承者们对真理的解释，便一直有激烈争论，因而社团分裂为许多独立的支派。再者，由于这个社团主要是诉诸心灵有高度修养的人士，白创立之初便不允许正式的从众大量增加。
然而，这个团体的间接影响，甚至在一般教育与文学方面，都相当可观。在这个团体近年成长的成员之间，泰戈尔所花费的心血是无可比拟的。埘这些人而言，他乃是他们可敬的宗师与先知。泰戈尔是如此热衷于做师长、做学生，而两种身份又如此合而为一，以至在他的宗教生活与文学历练中都达到一种深沉的、全心全意的与单纯的表现。
泰戈尔为执行他生命的工作，自己具备了多方面的文化，不仅是印度的，也包含欧洲的，并因在国外旅行和在伦敦的求学而扩充与成熟。少年时，他在本国广泛旅行，陪伴他的父亲，甚至远至喜玛拉雅山。他开始用孟加拉文写作的时候还相当年少，他写散文诗、抒情诗与戏剧。他除了对本国的一般人民做过描写之外，还在不同的著作中探讨过文学批评、哲学与社会学的种种问题。
有一段时期，他忙碌的活动曾经中断过，因为那时他感到必须依照他民族久远的传统，做一段时间的隐遁沉思的生活，于是他坐船漂浮在圣河恒河的支流中。回返规律生活之后，他的声誉在他的人民之间日益鹊起，因为他是智能优异而贞洁虔敬的人。他在孟加拉西边创立了露天学校，在芒果树下授课，许多青年学予受教之后，忠心地将他的教诲传遍全国。现在，他在英格兰与美国的文学圈中做了将近一年的荣誉客人之后；在今年（1913）夏季参加了巴黎举行的宗教史会议之后，便又隐居于该地。
不论在什么地方，凡是泰戈尔遇到可以把心灵打开以接受他高超教诲的，都受到了适当的接待，把他视为福音的受惠者，而这种福音是用一种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的，从那东方的宝藏里透露出来的；这东方的宝藏的存在久已在我们推测之中。而且，泰戈尔的态度是将他自己视为媒介，只是将他生而得以接近的宝藏毫无保留地分施。他一点也不想在人面前以天才或发明者的身份炫耀。
西方世界对工作有一种盲目崇拜，这崇拜是出于樊篱似的城市生活的产物，并受到不安定的、竞争剧烈的精神的滋养；一西方人好征服自然，因为他们喜好利益，喜好求取所得，诚如泰戈尔所说，“就好像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敌意的世界中，必须把我们想要的每样东西，从一种不愿意给予我们的、跟我们有敌意的安排中拧取出来一样”；西方人所过的是种种令人疲乏的匆忙生活；泰戈尔提供于吾人面前的，则是与此相对的另一种文化，这个文化，在印度广大的、平静的、奉为I神圣的森林中达到了完美境界，这个文化所寻求的灵魂的恬静和平，与自然本身的生命日益和谐。现在，泰戈尔向我们所揭示的、以确定我们也可获得的祥和图像，则是诗意的，而非史实性的。凭着伴随先知能力而来的权柄，他自由的描绘其创造性的心灵中所呈现的景象。这些景象的发生时期则与宇宙之初同时。
然而，他却像我们之中任何人一样，远离市场里常常当作东方哲学分销供应的东西，远离灵魂轮回的痛苦噩梦，远离非人格化的“业”与泛神论性的、实际上是抽象性的信仰——而通常这种信仰，却被人认为是印度较高文明的特点。泰戈尔甚至无意承认前述那种信仰可以从往日智者最深的言论中找到根源。他仔细研诵吠陀颂歌、《奥义书》，以至佛陀本人言论，从中他发现那对他而言不可反驳的真理。
他在自然中寻找神性，他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活生生的人格，那人格是全能的，是自然中拥抱一切的主，而其超自然的精神力量则在一切短暂的生命中呈现出来——呈现在大的生命中，也呈现在小的生命中，但特别呈现在注定要走向永恒之人的灵魂中。在他献给这位无名之神的脚前的颂歌中，充满着赞美、祈祷与热烈的奉献。他对神祗的崇拜，可说是一种美学的有神论，在这种崇拜中，不但苦行禁欲，显得与之并不相合，就是伦理上的严厉也显得不合。前面所描述的虔敬是跟他整个的诗作充分和谐的，并赋予了和平。他预言，甚至在基督教领域之内疲劳忧虑的心，都将会得到这种和平。
如果我们愿意说，这可说是一种神秘主义，但这不是那种把个人的人格抛弃，以求取被纳入“一切”——而这“一切”又近乎“无有”——的神秘主义，而是秉具灵魂的一切才能，修炼它们，以期达到最高境界，而热切地迎向一切造物之父的神秘主义。
这种在层次上较为精进的神秘主义，在泰戈尔之前的印度，并非全然陌生，当然，很难说古代的禁欲者与哲学家们就已有这种神秘主义，而不是存在许多“巴克蒂”（bhakti）中；所谓巴克蒂，乃是一种虔敬，其本质是对于神的深刻的爱与依赖，早在中世纪，在其它宗教与宗教性文化的某些影响下，巴克蒂就已在印度教的各阶段中寻求其信仰的理想，这理想，性质上虽然有变化，但在概念上都是一神论的。后来所有高等的信仰都消失了，或不再为人认知，因为大部分印度人都没有适当的力量，来抗拒那混杂的崇拜给他们的奉承，因而这种崇拜便充分地成长，将高等的信仰扼杀。泰戈尔尽管可能从他本国先贤的训示中有所借取，但他在这个时代走向更坚实的基础，这个基础便是要全球的人沿着和平之途走得更近一些，并致力于促成共同的责任感，使人类将其力量用于越过海洋与陆地的间隔互相表达善意。然而，关于一切的暂时之物被融入永恒——这个主题已由泰戈尔本人为我们呈现出令人悸动的景象：
我的主啊，你掌握着无尽的时间，谁也算不清你那分分秒秒。
昼夜交替，时代之花盛衰不已。你深谙静候之道。
你用那么多个世纪，来美化一朵野地上的小花。
对我们而言，机不可失，时间太少了，我们消耗不起更多的时间。再也不能拖延了，我们过于贫困了。
我的时间一旦被别人占去，也同样等于是我在浪费时间，那样的话，你的祭坛上就不会有供品了。
生怕你关上大门，太阳一落我就匆匆赶来；现在我才知道还来得及。
1。
你的喜悦，造就了永恒的我。你总是将这易碎的杯盏倒净，又总是让它盛满新的生命。
你握着一支芦笛，翻越了山山岭岭，每每有常新的小调飘出笛孔。
我微弱的心灵，一经你双手旷世的抚摸，便趋于无限的欢愉，澎湃着音乐的奥妙。
我的双手虽小，却捧着你不尽的恩情。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你仍在给予，这双手仍在伸出。
2。
你要求我唱歌时，我自豪的心激动的快碎了；我抬头注视着你的脸，双眼便涌满了泪水。
我命运中的一切艰辛苦涩都已消解于一种柔美的音乐里——我的敬意如鸟儿一般展翅飞翔，快乐地越过了海洋。
我看得出你爱听我的歌，我更明白能接近你仅仅因为我是个歌手。
我那歌声的羽翼，无意间碰着了你的双脚，这种接触是我平时想都不敢想的。
我只顾沉迷于欢乐的歌唱，竟混淆了一切，你是我的主人，我却把你称为朋友。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