贩毒制毒是个非常大的买卖，一般的人干不了，需要找个强有力的“业内人士”才可以，杜月笙就是最好的人选。那时，上海有很多禁烟局、禁烟处，但很多都是徒有虚名，反而成了贩毒制毒的好场所，因为里面有很多人来自杜门。设在上海的江苏禁烟局，负责人全部是杜月笙的人。局长曾墉是杜月笙的干亲家，其子曾宪琼拜杜月笙为干爹。金廷荪则为财政处处长，顾嘉棠为运输队长，马祥生为查缉处长，茵庆荣为护缉队长。而江苏各县的“禁烟分局”，也遍布杜系人物，谢葆生为上海县戒烟分局副局长，高鑫宝为金山县戒烟局局长。
民国时期，清政府腐败无能，鸦片种植由日本人控制着，他们把鸦片制造成吗啡、海洛因，运往中国各地走私，牟取暴利。其中运往上海的毒品，被上海禁烟局查到的，都交给杜月笙处理。杜月笙将到手的毒品投入了非法交易场所，但他对外声称将这些毒品运往南京销毁。
蒋介石为了快速获取军队的庞大开销，南京国民政府后很快成立了全国禁烟局（后来更名为全国禁烟委员会），名为禁烟，实则专营。根据当时的规定，鸦片烟瘾富有者每年要缴纳30元的注册费，一般公民是12元，然后就可以在禁烟局买到鸦片烟并可免被拘留，那些临时吸食的人则每袋征收0.3元。这一“禁烟政策”使得吸食和销售鸦片在华东一带再次成为合法而公开的生意。仅1929年，国民政府从上海、江苏和浙江三地就征得1600万元禁烟税。《时代》在1931年4月的报道中讽刺地评论说：“如果精明的宋部长真的把鸦片装在他的财政部的战车上，他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就能找到一种平衡中国预算的方法。”后来觉得鸦片大有利益可谋，蒋介石干脆亲自兼任禁烟总监，把很多以“禁”为民到手的鸦片，运往上海交给杜月笙销售。
杜月笙也乐得得到这个差使，因为做鸦片生意利润相当客观，没有人和钱过不去。后来，有一个消息传到了杜月笙的耳朵里，就是将鸦片制造成吗啡出售，利润可以翻好几倍，于是他就想在自己的地盘上开一片吗啡加工厂，他把这个想法上报到南京政府。没几天，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就来到了杜公馆，杜月笙赶紧将他迎进家门，两人密谈很久，最后决定将吗啡厂办在南市太平里保安队某中队部内，由闻名上海滩的吗啡大王陈坤元任经理，顾嘉棠作为杜月笙的全权代表负责管理。
没几天，杜月笙请出吗啡大王陈坤元，雇佣一批员工，吗啡厂就算是开工了。吗啡厂的幕后就由杜月笙操纵，他不公开出面。如果有什么重大事宜，都需要和杜月笙请示汇报，杜月笙再直接向孔祥熙请示汇报后做决定。有了四大家族做后台，杜月笙的生意越做越红火，甚至还融入到了全球市场，在这方面，他得到了上海的法租界当局的暗中支持。
杜月笙暗地协助国民党政府大做鸦片生意，自己也大发横财，既拉拢了跟四大家族的关系，又为自己谋得了巨大的利益，可谓是两全其美，也做到了真正的“大树底下好乘凉”。所谓的“大树底下好乘凉”不仅仅体现在杜月笙身上，现代很多企业很多人也靠着“大树”，为自己谋得长足发展。
老赵开了一家传统的布鞋厂，生产规模并不大。他的布鞋厂就在著名的景点武当山下，主要的销售渠道就是供给武当山脚下的一些旅游品专卖店。有的旅游者穿着皮鞋或者高根鞋，爬山不方便，所以临时换一双轻便一点的布鞋。这样的顾客一般只能接受十几元左右的价格，爬完山穿几天就丢了，反正价钱也不高，没什么值得珍惜的。还有极个别的，会买上一双作为纪念。
零售价十几元的布鞋，旅游品商店要挣大头，小头给老赵，老赵每双布鞋的批发价只有8快钱左右，除去6块钱的进价，老李每双鞋子只挣2块钱。并且，这种生意还不大，每年只能销到2万双左右，老李每年只能挣到4万元。
老赵心想，自己守着武当山，这个景点每年有上百万旅游者，这分明是座金山，可惜自己却没有挣到钱，真是不甘心如此，武当山这棵“大树”就这样放手吗？老赵为此郁闷很久。有一天清晨，老赵来到武当山上看日出，看到庙观前面的大坪上面有30多个道士正在打太极拳，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旅游者，照像机的咔嚓声此起彼伏，场面相当热闹。老赵突然灵机一动，想出了推销布鞋的办法。他找到道观的负责人，说他可以免费为道士提供练武时穿的布鞋。道士们每天练武，布鞋的消耗量很大，每个月要换掉2双布鞋，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现在既然有人愿免费提供，那位负责人当然欢迎。
老赵回家后，马上设计专门为道士练功用的布鞋，一方面在用料上更为讲究，透气性好，又结实，并将布鞋底改成干丝瓜络和棕丝的，这样练功者穿着这样的布鞋能保持脚的干燥，并且让练功者保持舒服。老李将经过改进的布鞋定期送给练功的道士，受到了他们的好评，他们非常喜欢老赵的布鞋，。
很多旅游者在观赏道士练功的同时，也留意到他们脚上的布鞋，试穿后都感觉不错，就问他们的布鞋从哪里买的，道士们都说是老赵免费送的，游客纷纷去找老赵买他的练功布鞋，老赵的这种练功布鞋一下子打开了销路门口的游人络绎不绝。接着，老赵又为自己的这款布鞋注册了商标——“登云”牌。现在，这种新型的布鞋成了武当山又一个特色的旅游产品，很多旅游者都会带上一两双，1年的销售量能达到12万双。比起原来的4万双多了很多，老李现在每双布鞋成本20元，销售价68元，批发价40元。每月销售1万双，每个月给武当山的道士提供60双布鞋，那么老赵每个月的赢利是198800元。武当山就是老赵的“大树”，武当山的道士也是他的“大树”，凭借着这两棵大树，老赵的布鞋在武当山地区畅销，也为他带来不菲的收益。这里的布鞋就等同了杜月笙的吗啡，杜月笙制造吗啡背后有四大家族，老赵制造练功布鞋靠着武当山的道士给他做了活体广告。所以说背后有个强大的依托是十分有必要的。
创新就是英特尔的强大依托。正是因为有了这个依托，英特尔才能在市场上花开不败。
早在英特尔成立的20世纪70年代，其创始人摩尔提出，计算机的性能每18个月翻一番，只有通过不断地创新，更换产品，才能赢得高额利润并将获得的资金再投入到下一轮的技术开发中去。摩尔构筑了其赖以成功的商业模式：不断地改进芯片的设计，以技术创新满足计算机制造商及软硬件产品公司更新换代、提高性能的需要。
在摩尔的带领下，英特尔的计算机微处理器芯片速度一直在持续稳定的增长，使半导体市场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技术上，英特尔坚持的主张是“自己淘汰自己”，永远不满足于现状，绝不能等竞争对手制造出可以替代自己产品时，才开始创新，就用自己的新型产品替代原有的产品，自己给自己彻底换血。
1993年3月，英特尔推出微处理器的第五代产品—奔腾，这是英特尔发布的工作主频最多的一种处理器系列，包括从最初的60MHZ、66MHZ，到后来的75MHZ、90MHZ、120MHZ、133MHZ、166MHZ、200MHZ，共达到十几种之多。1997年5月，英特尔在PentimnMMX还在热销的时候又推出了第六代处理器的第二个成员Pentium（Ⅱ），它又代表了微处理器当时的最新技术，后又有233MHZ、266MHZ、300MHZ、333MHZ四种主频产品。1999年，英特尔不再满足于全球的最大电脑芯片供应商的角色，开始挺进网络市场，并推出新一代的Pentium（Ⅲ）。英特尔公司让人们真切地感受到创新才能使企业获得永久的活力。创新就是英特尔永久存在的依托，靠着不断创新，英特尔才能不断发展，英特尔的大树就是“不断创新”。
每一个成功的企业背后都有一棵可以依傍的“大树”，可能是技术，可能是创新，也可能是人脉。有了这棵“大树”，企业才能更好更快地发展，才可以在“大树”的“荫庇”下“乘凉”，如果企业没有“大树”，那就要想办法找一棵。杜月笙背后的“大树”是四大家族，这是很明显的，至于技术创新、技术等等的“大树”都是在企业内部暗中成长的，但不论怎么说，杜月笙也好，企业也好，如果想发展，都必须有个良好深厚的基础，如果背后或者脚底是虚空的，那么就难以发展。
唱双簧巧合作，收复通商银行
唱双簧意指一搭一唱，是一种比较的艺术表演形式。在现在的相声、小品等表演中，经常可以看到双簧这种艺术表现方式。
据说双簧源自清朝末年，当时有一对说相声的黄氏父子。一次，两人奉召入宫表演，但是恰巧那天父亲喉咙发炎没办法发出声音了。然而，皇命不可违，这次是非去不可；那么去了呢，不能正常演出又是欺君之罪，弄不好要满门抄斩。
父亲心忧之际急中生智，由儿子躲在椅子后面说话，他在前面配合做动作。不料效果出奇的好，皇帝非常喜欢，新的表演形式从此产生。因为这对父子姓黄，故称此种表演形式为“双黄”，其后讹音变成“双簧”。
后来，演变为在前面的负责抛头卖相，也就是比手划脚，而在后面的就是随相扮声，也就是负责说。作为独特的艺术表演形式，越来越得到大众的喜爱和追捧。
对于双簧这种说唱艺术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前后两人的默契，虽然现阶段都会有固定的段子内容，但是实际上在台前表演时，仍是会有一些依现场状况所变化出来的效果。
因此唱双簧的两人要善于合作，当两人的默契达到一定的程度时，就可以针对现场观众的状况而有不同的表演和诠释，这样又会受到意想不到的出彩效果。
其实，不止是在这种艺术表演中，需要有默契的合作。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唱双簧”的艺术也是不可缺少的。不管是现在，还是过去，这都更是一种做人做事的艺术。
杜月笙就是一个十分擅长与别人唱双簧的人，他不但善于利用计谋，更善于利用身边的朋友、兄弟，甚至敌人。他的一生可谓把“唱双簧”这门艺术运用得淋漓尽致，其中尤以与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唱双簧巧合作，收复通商银行这件事为最，因为正是通过这件事，杜月笙才成为了金融界呼风唤雨的人物。
当时的中国通商银行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由晚清邮电大臣盛宣怀子1897年创办，牌子老，影响大。盛宣怀逝世以后，这家银行由工商金融界大佬傅筱庵接管，是受四大家族控制的官办银行中央、中国、交通、农民之外的一家重要银行。
在国民党担任经济要员的孔祥熙早就想控制该银行，却一直苦于没有机会。1935年国民党政府推行的“法币政策”，为他们创造了机会。“法币政策”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1936年又增加了中国农民银行）。其他银行发行的，还在市面上流通的纸币，将以该四家银行发行的钞票逐渐换回，停止使用。
在这之前，国民党政府秘密调查了享有钞票发行权的12家银行发行的钞票数量，除了官办、官商合办的外，在“清理”或控制范围之列的有六家，其中便包括中国通商银行。孔祥熙、宋子文的目的就是借推行“法币政策”之机，给这些民营银行加入官股。官方所采取的手段是先由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秘密集中各民营银行的钞票，然后择定有利时日，持该行大量钞票前往兑现。而这些银行在毫不知情、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很难一下兑出他们收集的钞票。但兑现不出来，他们便立即报请官方检查。于是，官方便以维持金融秩序为名，加入官股，并指派董事或董事长，予以全面控制。
然而，无论怎样突然袭击，都不可能发生难以兑现的问题。偏偏事有凑巧，由于历年来盈利颇丰，1933年傅筱庵斥资1000万元，在河南路闹区盖了一座巍然耸立的“中国通商大楼”，而这1000万元，占据了银行发行额的近30%。
于是，三大银行所持钞票无法全部兑现，国民党政府立斥该行“准备不符规定”，予以加入官股，并派员控制。傅筱庵不甘认输，极力作梗。国民党政府就以“傅筱庵与北洋军阀中人的来往一直未断”为由，加给他一顶“阴谋祸国”的帽子，下令通缉查办。
傅筱庵闻讯后，立刻逃走，一逃便逃到了“日本人的地界”，即北洋军阀在日人庇护之下的根据地——大连市。傅筱庵一逃，中国通商银行陷人一片混乱之中。倘若破产，势必造成上海金融市场的波动。孔祥熙、宋子文的本意是控制通商银行，而不是让它倒闭。
而这一切，杜月笙看得十分明白，国民党若真想制裁傅筱庵也不会等到现在，现在自然是因为他不够听话，不肯放手这家有影响的银行。如今等于官商双方陷入了僵局。要想打破这个僵局，必须有人出来调停。这是个双方落好的差使，何乐而不为呢？
为了慎重起见，他还是要摸一摸官方的底，于是由其杨志雄去宋子文府上探听消息。当时宋子文由于不满他的姐夫蒋介石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一再加大“剿共”经费，愤然辞去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的政府职务，专门从事财政金融活动。这两项官职，随后由他的另一位姐夫孔祥熙出任。
杨志雄单刀直入问起通商银行的事体。宋子文正为此事搁浅苦无计策。
“这事交给老杜去找政府，给傅筱庵做担保，这个台阶不就铺成了？”
“对啊！”
宋子文一听眉开眼笑，赶紧给孔祥熙拨电话，孔祥熙当即表示赞同。杨志雄回到杜公馆对杜月笙一说，两人又作一番谋划，第二天一早，杜月笙便驱车前往枫林桥上海市政府，面见吴铁城，由昊铁城召集公安局等有关方面负责人，众人当面商议。
结果是，官方当即应允杜月笙撤销了傅筱庵的通缉令的要求。
回到华格桌路杜公馆，杜月笙立刻派人喊来傅筱庵身边的人，包括中国通商银行的高层管理人员，当众宣布政府撤销了对傅筱庵的通缉令。傅筱庵在大连听到杜月笙的话，顿时感激涕零。傅筱庵仓皇出逃，本是被逼无奈，哪舍得扔下一月老字号银行撒手不管。如今杜月笙出面作保，自然顺水推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