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移植目的是为了推广转移科技成果，即主动地将已有的科技成果向其他领域拓展延伸，则移植的供体就是该项“科技成果”，受体为“其他领域”。在这种移植中，首先要搞清该项科技成果的基本原理及适用范围，然后思考这一科技成果在移植受体领域能否产生新的成果。
如果移植目的是为了解决某一创意问题，即为了用他山之石攻玉，则待解决的问题是移植受体，而引入的其他技术为移植供体。对于这种移植，首先要分析问题的关键所在，即搞清创意目的与创意手段之间的不协调、不适应问题，然后借助联想、类比手段，找到移植对象。
进行移植创意时，要注意移植供体与受体之间的统一性、层次性和具体性。
移植不是把某一事物的原理、方法、技术等简单地搬用到另一事物上去，而是要掌握两者间的共性。移植成功的关键，正是这种统一性，否则就可能导致“机械论”和“还原论”。西方早期社会学家提出的“社会有机论”，把复杂的社会现象简单地比附为生物现象，就犯了这样的错误。移植受体与供体之间缺少必要的统一性，必然导致移植失败，或移植对象变异。
事物、理论、技术等的移植，不能在任何层次上随意进行，应注意移植供体和受体的层次性。事物、理论、技术等在同一层次上的相似点或相同点越多，移植成功的可能性越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航空技术迅猛发展，喷气式发动机迅速取代螺旋桨发动机，但工程技术人员并没有轻易放弃螺旋桨发动机这一技术成果，而是把它移植到高速快艇上，结果取得了成功。有时，移植的受体和供体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它一定在某一层次或某一方面隐含着与供体的相关性，就可以移植。
移植的供体和受体之间既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唯有共同性，移植对象才能从供体转移到受体；唯有特殊性，受体接受移植对象后，才能为自己开辟创意的道路。掌握供体和受体的具体特性，是移植创意的又一关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应受到特别推崇。
运用移植创意时，要注意邻近学科的研究情况，以便发现“他山之石”。学科中的“门户之见”是影响移植的最大障碍。有的学者认为，在科学研究活动中，运用移植法的最大困难在于科学研究工作者有时不能够理解其他领域内的新发现对于自己工作的意义，这是很有见地的。
（2）移植方式的选择。实施移植创意通常采用直接移植、间接移植和推测移植等运作方式。
直接移植是把一个领域的技术、原理直接“搬”到另一个领域，如拉链的发明源于取代鞋带，后来人们将拉链直接移植到衣、帽、书包等上面；将家用吸尘器的工作原理直接移植到汽车用吸尘器的设计上；将国外企业的全面质量管理技术直接移植到我国企业的经营管理上。这类移植比较接近于类比，它的创意程度相对较低。
间接移植是把一事物的结构、方法、原理，加以某种改造，再扩散到其他事物或领域，以创意出新事物、开发出新领域。如有人把面包的发酵技术移植到橡胶工业中，发明出海绵橡胶，如果将此原理或技术移植到混凝土构件或玻璃制品的制造工艺中人们又会得到什么新东西呢？
在创意的过程中，由于技术水平或其他条件的局限，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对它的基本原理却有一定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根据基本原理和已获得的少量信息，从其他领域的事物寻求启发，进行推测移植，以创意出新事物。如在对引进的国外先进机电产品进行反求设计时，需要推测其中的关键技术，以开发同类新产品，这时就用到推测移植。
无论哪种方式的移植，在实施中都要对被移植的技术要素（如原理、方法、结构等）进行分析，以便在技术层面上异域走马。因此，在移植技术方式中又有所谓原理移植、方法移植和结构移植等。
原理移植是将某种科学技术原理或方法向新的研究领域类推和外延。二进制计数原理已在电子学中获得广泛应用，能否将其向机械学中移植，创意出二进制式的机械产品呢？事实上，人们已在这方面获得了许多新成果，如二进制液压油缸，二进制工位认别器，二进制凸轮传动等。这些新成果已广泛应用于各种自动化机械中。
方法移植是指具体的操作手段或工艺方面的移植。例如将金属电镀方法移植到塑料电镀上来，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如定量研究，移植到社会科学里来，形成计量史学，等等。
结构移植是将某种事物的结构形式或结构特征向另一事物移植。如人们将积木玩具的结构方式移植到机床领域，创意了组合机床、模块化机床。再如，常见的机床导轨为滑动摩擦导轨，如果在摩擦面间安置滚子，则得到滚动摩擦导轨。与普通滑动导轨相比，滚动导轨具有运动灵敏度高、定位精度高、牵引力小、润滑系统简单、维修方便（只需换滚动体）等优点，从创意思路上分析，可认为这种新型导轨是平面滚动轴承结构方式的一种移植。
（三）移植与类比的协同
在应用移植法时，往往要借助类比法的启示，或直接以类比法的应用为前提。要将某一研究对象的已知东西，移植应用到有些属性尚不清楚的其他研究对象上，就必须设法找出这两个看起来仿佛不相干的对象之间的某些共同点或相似点。两者之间的共同点或相似点越多，移植的客观基础越坚实。在一定观察实验的基础上，类比法可以满足移植法的这种要求。因为类比法能够根据两个不同对象之间的某些属性的相似，推出其他方面可能隐含的共同点或相似点。这样，通过类比推理，把一个研究对象的某种概念、原理或方法应用于另一研究对象的相似方面，正好为沟通两个研究对象，创意地应用移植架设一座桥梁。
但是，由于类比是一种由特殊到特殊的推理，难免带有某些想象、猜测的成分，使得类推的结果难免带有偶然性。这样，借助类比的启示和沟通所实现的移植，又决定了移植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试探性方法。创意和试探性的统一，是移植法的一个突出特点。因此，应用移植法时要注意对移植对象和需要对象有充分的了解，并准确把握移植的限度。比如，打算将方便面的制造技术移植到方便米粉的开发上来，就应当对“面”与“粉”的制造特性有所了解，因为小麦与大米的属性毕竟是有差别的，简单地照搬方便面的工艺流程到方便米粉的制造上，可能会难以如愿。
再如，人的心脏运动虽然像听筒一样，包含有简单的力学原理。心肌活动伴有生物电的变化，并受到神经系统的支配。因此，将力学原理移植到人工心脏的研究开发上，就不那么容易实现“拿来主义”。即是说，移植法的适应范围是会受到一定客观基础与主观认识的限制的。移植的跨度越大，这种限制表现得越突出。因此，准确地把握移植的限度，是运用移植创意法必须注意的问题。
逻辑推理法
逻辑推理法这种创意方法使人具有一种预见能力，这就保证我们能事先对某个设想或课题进行严密的思考，使我们具有一种更深刻、更为完善的认识能力。
“请允许我以为2乘以2可以等于5。我也将证明从炉子的烟囱里可以飞出女妖来。”德国大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用上面这种幽默的口吻表达了科学逻辑所具有的必然性。的确，科学的美妙在于严整性和千丝万缕的逻辑关联。认识这种严整性和复杂性，就需要我们具有“步步为营”式的逻辑推理，这便是人类“分析思维”（又称逻辑思维）的功能。
分析思维同直觉思维是截然不同的。分析思维是一种以某个确定的“程序”逐步展开的（而不是“跃进”的），每一个思维环节之间都有一种确切的、可供分析的逻辑递进关系；分析思维的过程自始至终都是被思维者所清晰地意识到，并且可以用语言向别人传输的。正是人类具有分析思维能力，才能建立起庞大严密的科学体系，并且使人的认识活动具有极大的预见性。关于分析思维和直觉思维的相互关系问题，哈佛大学认知心理学家布鲁纳作了比较正确的论述，他说，关于问题的解决“一旦用直觉方法获得可能的话就应当用分析方法进行检验”，因此，他强调“应该承认直觉思维和分析思维的相互补充的性质”。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一位科学家的直觉只能使他产生一个新奇大胆的设想，并且对这个设想充满着自信心，但对这个设想的证实，就离不开分析思维的活动。分析思维的欠缺，往往使人抱憾终生。
1846年，法拉第提出：电力线和磁力线的振动可以产生光和其他辐射现象，但他的分析思维不足，并且基本上不懂数学。他一生研究电学的总结性著作《电学实验研究》是一本巨著，却找不到一条数学公式。因此，他不能将他自己关于光的电磁理论的思想精确地表达出来，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好在比法拉第小40岁的麦克斯韦分析思维过人，擅长于理论概括，他继承了法拉第的想法，用惊人的才能，建立了电磁场的基本数学方程式，把电荷、电流、电场和磁场间的普遍联系完全统一起来。
实践与理论是密不可分的。而从实践上升到理论却需要经过人类的思维进行总结、分析，去粗以精，去伪存真，最终得出正确的、科学的理论。
卡尔·马克思所写的鸿篇巨著《资本论》在思维方法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运用逻辑分析推理光辉典范。《资本论》的思维上的特点就是根据事物的抽象形态来考察事物，从抽象到具体，也即最初暂时撇开各种复杂的次要因素，从论述对象的最一般的本质和规律出发来把握事物，然后随着分析的深入，再逐渐地把一些具体的因素加进去考察。这种依次递进的思维方式对于我们理解事物本质是很有裨益的。正如马克思本人所指出的：“只要知道了剩余价值的各个规律，利润率是容易理解的。如果走相反的道路，则既不能了解前者，也不能了解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