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时代概况
原始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从我国境内已知最早的人类元谋人算起，已经有170万年的历史了。这里所谓的远古，是指距今大约四千多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更多是传说中所说的黄帝、尧、舜、禹等人为氏族首领的时期。这个时期是原始社会逐渐向阶级社会演变的时期。从出土文物看，农业和畜牧业已有了一定的发展，在生产和生活中出现了实用、美观的石器、骨器和陶器。尤其是陶器的制作，不仅种类繁多、造型奇特、坚硬耐用，而且还绘饰着色彩浓艳的各种图案。那时的音乐我们无法知道，只能从文字记载和绘画中推想，可能比较古朴和简洁，多与诗歌、舞蹈相结合进行，并与狩猎、农耕、祭祀、巫术等有着密切联系。后人称为乐舞。所用乐器多由石、土、竹、骨等制成，并带有某种用具的功能。音乐的作用主要在于助兴娱乐，抒发感情，鼓舞人们的劳动热情和斗争精神。
约公元前21世纪，世袭的夏王朝建立后，公有制的原始社会逐渐被私有制的奴隶社会所代替。在夏代，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社会分工的扩大、冶铜技术的出现，社会生产比过去更加发展了，音乐文化也得到了较大的提高。这时奴隶主把音乐作为娱神和娱己的手段，在他们的提倡下，出现了为他们服务的乐舞奴隶和各种乐舞。
约公元前16世纪时，商汤领导人民推翻了夏桀，建立了商王朝，社会生产力得到进一步发展，出现了较发达的手工业、商业、青铜冶炼以及甲骨文字等。以青铜制作的工具、礼器和乐器等为代表的文化今天被称为珍贵的“青铜文化”。甲骨文和铜器铭文，不仅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被列为我国最早的信史和典籍，使商代音乐有了可靠的文字记载。商代的音乐文化比夏代有了更大的发展，出现了铜制的铙、五音孔的埙以及编铙和编磬，并出现了专职的乐师和早期的音乐教育。
）第二节 歌曲和乐舞
1.歌曲
“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吴越春秋》）相传这是黄帝时期创作的一首歌曲的内容，名叫《弹歌》。意思是说把竹砍下做成弓，负上用泥做的弹丸去追射猎物。这里记述了远古时期先民们狩猎的情景。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吕氏春秋？古乐篇》）这是一首反映农牧生活的组歌的内容。其中有歌颂祖先、歌颂图腾的歌曲，也有希望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歌曲。表演时，三人手拿着牛尾，踏着整齐的舞步，有节奏地边唱边舞。
“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礼记-郊特性》）这是一首祭祀歌曲的内容。相传伊耆氏时，每年十二月举行一次祭祀万物的活动，祈求土地安宁，水流入谷，昆虫和杂草不要危害农作物。这首歌反映了氏族公社时期先民们的原始宗教意识和祭祀活动。
“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尚书？汤誓》）这是一首被压迫者所唱的歌曲的内容。反映人民对暴政的痛恨。
2.乐舞
据《周礼？春官》记载，远古与夏商时期曾出现过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大型乐舞，如《云门》、《咸池》、《大韶》、《大夏》、《大菠（huo）》等。
《云门》又名《云门大卷》。相传是黄帝时代的乐舞。《左传？昭公十七年》中说：“黄帝以云记。”这说明黄帝氏族以云为图腾，《云门》可能是赞颂图腾的一种乐舞。
《咸池》又名《大咸》、《大章》。相传是尧时代的乐舞。
《大韶》亦作《大毊，又名《箫韶》，简称《韶》。相传是舜时代的乐舞。
《大夏》又名《夏龠（yue）》。相传是夏禹时代的乐舞。内容是歌颂大禹治水。《礼记？明堂位》里说，周代表演《大夏》时，舞者八佾（yi），头戴皮弁，裸露上身，下身着素积。
《大菠》简称《◇》。相传是商代为纪念汤伐桀的功勋而创作的乐舞。商汤死后，他的后代将此乐舞用于祭祀。
1973年在青海大通出土了约五千年以前的一件内壁绘有三组乐舞图形的彩陶盆，每组乐舞均由五人组成，服饰和舞姿和谐统一，他们手拉着手，正在整齐而有节奏地歌舞。
在内蒙古的狼山、广西的花山、甘肃嘉峪关的黑山红柳峡等地发现了大批岩画，其中有不少栩栩如生的乐舞图形。见图1—1、1—2（图略）
奴隶主对乐舞的享用，从一些文献记载看，达到了穷奢极欲的程度。《墨子？非乐》说：“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锽锽，筦磬以方，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管子？轻重甲》说：“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晨噪于端门，乐闻于三衢。”《史记？殷本纪》说：殷纣王“好酒淫乐，嬖（bi）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延作新淫声，百里之舞，靡靡之音。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锯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空室，大聚乐戏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佚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尚书？伊训》说：“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吕氏春秋？侈乐》说：“夏桀殷纣作为侈乐，大鼓钟磬管箫之音，以巨为美，以众为观，侬诡殊瑰，耳所未尝闻，目所未尝见，务以相过，不用度量。”这些记载中可能有夸张的成分，但总还有一些是真实的记述。
奴隶主的奢侈使音乐迅速走向了专业化的道路，出现了专职乐师和乐舞奴隶。乐器的数量和质量、乐舞的表演技艺和规模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今天我们从夏文化遗址和殷墟出土的各类珍贵文物中可以看到奴隶社会对人类文明和进步的巨大贡献。
）第三节教育机构和音乐教育
原始社会末期，可能已有教育机构和音乐教育活动。《尚书？舜典第二》说：“帝日：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这里虽未提及教育机构的名称，但对教育的人、教育对象和音乐美学思想却说得很清楚。
夏商时期，出现了较完善的教育机构和从事音乐教育的乐师。《礼记？明堂位》说：“瞽宗，殷学也。”郑玄注：“瞽宗，乐师瞽醵之所宗也，古者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于此祭之。”《周礼？春官？宗伯下》说：“瞽矇掌播鼗柷敔埙箫管弦歌，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由此可知，瞽宗是商代人进行祭祀和音乐教育的机构。瞽矇是进行演唱、演奏和音乐教育的盲乐师。
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有“丙子卜，贞，多子其往学，版不遇大雨”（《龟甲兽骨文字》卷二25页第9）的记载。这说明殷商时期确有教育贵族子弟的学校。还有片卜辞说：“丁酉卜，其呼以多方小子小臣其教戒。”（《粹》1162）郭沫若在《殷契粹编考释》中说：“多方，多国也……殷时，邻国多遣子弟游学于殷也。”沈灌群在《中国古代教育和教育思想》中说：“戒字像人手持戈，它的含意有二，一是持戈而警戒，二是持戈而舞蹈。以戒为教育教养内容，正包含习武和习乐的两个方面。”这样看来，殷商时已有较发达的乐舞教育；受教育的人除本国贵族子弟外，还有邻国的贵族子弟。
）第四节 乐器的发展
一、远古时期的乐器
骨笛：亦称骨哨。吹奏乐器。多为大鸟肢骨制成。最初可能用以诱捕鸟兽，后来逐渐演变为乐器，有竖吹和横吹两种。如河南舞阳、浙江余姚河姆渡、江苏吴江梅堰、河南新郑裴李岗等地出土的骨笛。1986～1987年在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早期墓葬中发现的七音孔骨笛是所有出土骨笛中形制规整、音域宽广、音质良好的乐器。据测定距今约8000年。可竖吹。在试奏中用简单的指法吹奏了河北民歌《小白菜》、陕北民歌《信天游》，发音准确，音色优美。它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笛箫类吹奏乐器。见图1—3
陶埙：吹奏乐器。用陶土制成。余姚河姆渡出土的一吹孔陶埙，只发一个音，距今约7000年。见图1—4（图略）
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埙， 有一个吹孔一个音孔，可吹小三度的两个音，距今约6000年。见图1—5（图略）
山西万荣县荆村、太原义井村等地均出土若干1～2音孔的陶埙。如荆村的二音孔球形埙。见图1—6（图略）
陶钟：打击乐器。筒状，中空，柄实。由陶土烧制而成。出土的有陕西长安县客省庄龙山文化遗址的陶钟和河南三门峡庙底沟的陶钟，据测定均为新石器时代的遗物，是铜制钟的前身。见图1—7（图略）
土鼓：打击乐器。鼓框由陶土烧制而成，鼓面不明。如青海民和县马厂文化早期墓葬和甘肃永登县半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土鼓。这两地出土的土鼓形制大体相似，都是喇叭形，两端边缘上各有一个环形纽，大口外沿有12个钩状小乳钉，但饰纹很不一致，一个饰锯齿纹，一个饰网纹和三角纹。见图1—8、1—9（图略）
二、夏时期的乐器
陶埙：1976年甘肃玉门火烧沟出土三音孔彩陶埙20余个，保存完好的有9个。这批陶埙大小不一，其外形均呈扁平圆鱼状，顶端鱼嘴处为吹口，两肩和腹部有三个音孔，尾部均有一个可能用于穿绳悬挂的孔眼，埙体全身有网状或条状纹带。距今约3500余年。见图1—10（图略）
石磬：打击乐器。可能源于石铲类的生产工具。目前所知，早期原始的石磬有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和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石磬。这两个石磬均似原石打制而成。至今约4000余年。见图1—11（图略）
鼍鼓：打击乐器。1985年山西襄汾陶寺大型墓葬出土。鼓框由树干挖制而成，并有彩绘纹饰，一端蒙以鳄鱼皮。同时还出土了一个土鼓，造型奇特，引人注目。据测定这两件遗物距今约4400余年。见图1—12、1—13（图略）
三、商时期的乐器
商代乐器出土的很多，有多种纹饰的铜铙、铜足鼓，有木框蒙皮的鼓，有刻铭文和饰纹的石磬以及制作精美的编铙、编磬、陶埙、石埙、骨埙等。
铜铙：打击乐器。由青铜铸造而成。可植着敲击。有单个的也有成套的，单个的如湖南南宁出土的象纹大铙，重达65.65公斤。湖南宁乡，浙江长兴、余杭，江苏江宁等地均出土过大小不一、重量不等的铜铙。河南安阳大司空村曾出土三个一套的编铙，妇好墓也出土过五个一套的编铙。见图1—14、1—15（图略）
铜鼓：铜框蒙仿皮的打击乐器。形制和饰纹多种多样。如鼓面蒙仿鳄鱼皮的传世双鸟饕餮纹铜鼓，湖北崇阳出土的鼓面蒙仿牛皮的铜足鼓。见图1—16（图略）
石磬：商代的石磬都是加工磨制而成的，并刻有精美的饰纹或铭文，有单个的，也有成套的。如河南安18武官村出土的虎纹石磬，小屯村出土的龙纹石磬以及由三个组成一套磬体上刻着永启、夭余、永余三词的编磬。见图1—17（图略）
埙：商代的埙从制作材料看，有土制、石制和骨制三种；从形状看，大多为卵形平底。如河南郑州二里沟出土的三音孔陶埙、河南辉县琉璃阁出土的五音孔陶埙以及河南安阳侯家庄出土的五音孔骨埙等。见图1—18、1—19（图略）
出土的甲骨文中还有龠（即排箫）、言（即箫）、稣（即笙）、鼗、竽、缶等乐器名称。
第五节乐律理论的形成
上述乐器，虽然不是出自一地，用之一处，同时测音时间、测音仪器以及测音的条件也各不相同，但它们的音高、音数和音程关系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在一定历史时期人们对音乐的认识水平和实践能力。
从河南舞阳骨笛的发音看，它能吹出八个乐音，这八个乐音可以组成五声、六声乃至七声音阶。从出土骨笛的分布情况看，共挖掘十个墓，每个墓均有骨笛，只是多少不等，长短不一。这说明骨笛尚在发展中，应用已经较为普遍。浙江余姚骨笛只有2～3个音孔，又晚于河南舞阳骨笛一千多年。这个问题史学家认为古代地域广阔，经济文化等发展不平衡所致，当然不排除以后还能挖掘出更先进乐器的可能。
再从陶埙和石磬、铜铙的测音看，各地区人们对音高、音程、音阶等认识和掌握参差不齐，反映在乐器上，就出现了形制、发音等的差异。总的看来，位于中原的河南地区的音乐文化发展水平可能先于其它地区。
河南辉县的两个五音孔埙（共三个，一个因残未测）发音完全相同，都能吹出十来个高低不同的音。安阳五音孔埙的发音与辉县的两个埙也差不了多少。这说明殷商时，在人本思想的作用下，人们的固定音高观念、音阶观念已经在实践中明确建立。乐器制作技术也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人们的乐律思维也在迅速提高。五音孔埙不仅能吹出完备的五声音阶和六声音阶，而且还能吹出若干个半音音程。山西陶寺和夏县的两枚石磬与河南安阳的两枚石磬音高都是在#C，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人们相互交往的产物，这个问题还需要作进一步研究。
编磬和编铙的出现使商代人从泛音共鸣中对谐和音，如宫、角、徵等不但发现，而且已应用于音乐实践。同时编铙和编磬都能奏出三至五个高低不同的音，既作伴奏乐器，也作旋律乐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