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苹如（1918—1940），浙江兰溪人，中日混血儿，民国名媛，革命英烈。
郑苹如的父亲是国民党元老郑钺（又名郑英伯），曾留学日本法政大学，获法律学士学位。留学期间参加日本同盟会，支持孙中山。曾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与陈果夫、陈立夫的堂弟，国民党上海地区负责人、“中统”特务陈宝骅关系甚密，交往频繁，因此成了陈宝骅工作上的帮手。母亲是日本人木村花子，武士家族后人，是郑钺留学日本时结识的，婚后曾经移居中国，改名为郑华君。郑钺与木村花子先后育有二子三女，郑苹如是他们的第二个女儿，当年上海第一大画报《良友画报》曾将郑苹如作为封面女郎，她的名媛身份和大家闺秀相貌让该封面大获好评。上海沦陷后，由于陈宝骅的关系，郑苹如秘密加入中统，成了中统的女情报员。她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混迹于日伪人员当中获取情报。日本首相的儿子近卫文隆曾一度被她深深吸引，她打算绑架此人，希望借此结束中日战争，后被上司制止该计划。她曾参与暗杀日伪特务头子丁默邨，因暴露身份而被捕，但她咬定是为情所困而雇凶杀人，此事成为当年上海滩重大花边新闻之一。1940年2月，她被76号特工总部首领李士群瞒着丁默邨秘密处决于沪西中山路旁的一片荒地，连中3枪，时年23岁。
郑苹如临刑前神色从容，其遗言有两个版本，一为对刽子手说：干净些，不要把我弄得一塌糊涂。另一个版本为：这样好的天气，这样好的地方！白日青天，红颜薄命，竟这样撒手西归！我请求你，不要毁坏了我自己一向所十分珍惜的容颜。
郑苹如在家排行老二，上有一姐，下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她与姐姐、弟弟、妹妹的童年是在日本度过的，直到11岁时才随母亲回到上海。她曾就读于上海市北中学、大同中学及民光中学，学生时期的她不仅人长得漂亮、举止大方，而且聪明好学、兴趣广泛，还喜欢柔道及演话剧。
1931年3月12日的《国画时报》，刊登了一幅郑苹如演出时的剧照。由此，郑苹如被老师和同学称为“校园明星”。
郑苹如也确有过明星梦，她非常崇拜胡蝶、阮玲玉等上世纪30年代大紫大红的大牌女明星。当时南京路上的王开照相馆很有名，一些男女大明星都在那里拍明星照。每当看到王开照相橱窗内摆出大明星的漂亮照片时，她就会驻足欣赏。进入大学以后，郑苹如还曾通过朋友，想到当时上海有名的明星影片公司当演员，但其父是一个传统观念很重的人，断然否定了郑苹如当演员的要求。演员当不成，明星梦无法实现，她转而迷上了拍明星照，她时常到王开照相馆模仿一些明星的姿态拍照，有的还被陈列在了王开照相馆的大橱窗内。
郑苹如虽然出生在日本，并有日本人的血统，但她特别热爱自己的祖国，这同她从小受到父亲的熏陶有关。郑苹如时常跟着父亲进出同盟会老朋友于右任、陈果夫和陈立夫等人的家，父亲的这些老朋友都很喜欢郑苹如，视同自己的女儿一样。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上海人民与十九路军同仇敌忾，奋力抗击侵略者。在这场上海保卫战中，郑苹如买了慰问品跟着慰问队上前线慰问抗日将士，为负伤的将士们洗衣、倒水、擦脸。郑苹如还自己花钱印了许多宣传抗日的传单，与同学们一同到浦东张贴和散发。在学校组织的抗日爱国文艺演出中，郑苹如自编自演的话剧《抗日女生上前线》博得了师生们的一致好评。
1937年春，郑苹如毕业于上海法政学院春季班。23岁的她正坠落在甜蜜的爱河之中，打算秋天与时任上海航空作战大队小队长的未婚夫王汉勋到香港旅行结婚。
天有不测风云。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全面侵略战争，同年8月13日，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郑苹如积极支持抗战，除了捐钱捐物，还帮助未婚夫王汉勋为战友家属做事：一些航空战士在与敌机作战中牺牲，家属需要帮助与慰问，郑苹如就带上礼品一户一户登门探望与慰问。
1937年11月11日，晚6时左右，正在伏案撰写抗日话剧剧本的郑苹如忽然听到窗外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叫着她的名字，郑苹如打开门，来人是她的未婚夫王汉勋，他是来向郑苹如告别的。航空作战大队接到命令将于午夜西撤，王汉勋深知，这一别也许将永远天各一方，为了再见郑苹如一面特地赶来。王汉勋从衣袋里摸出了一张他新近拍的全身照，照片的背面写着：“亲爱的苹如，留念！永远爱你的汉勋。
”他紧紧拥抱郑苹如，说：
“等打完了日本鬼子我们再结婚！”随即驾着吉普车消失在夜幕中。
1937年11月12日深夜，驻守上海的最后一支中国军队西撤，上海沦陷，租界则成了“孤岛”。
自“八？一三”上海保卫战打响，上海社会各界开始组建抗日地下机构，郑钺被任命为最高法院上海特区法庭最高检察官，转入地下参与抗日工作，并掌握着一台与重庆保持秘密联络的电台，对外则称辞职在家养病。与此同时，郑钺同盟会时期的老朋友、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掌握中统实权的陈果夫找过郑钺，与其商量特邀郑苹如加入中统地下抗日组织之事并获同意。
陈果夫特邀郑苹如参加地下抗日组织，是因为郑苹如有日本血统，从小生长在日本，会讲一口流利的日语，家属中与日本高层人物有来往，了解日本人的各种习惯，加之她年轻、漂亮、有文化，是打入敌人心脏的最佳人选。1938年1月，陈果夫通过特别的途径把郑苹如介绍给本家亲属、时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调查统计室负责人陈宝骅，让其把郑苹如发展到抗日“团体”中来。一天下午，陈宝骅把郑苹如约到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一幢法式洋房内（这是抗日组织的秘密联络站）。郑苹如在这里接受培训，掌握了收发电报、射击、密写等特工必须具备的技能。
上海沦陷后，日本侵略者一边大肆捕杀抗日志士，一边四处搜罗走狗汉奸。1938年1月起，日本侵略者在上海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血腥诱降”。在日本侵略者的诱降名单中，就有郑苹如的父亲郑钺。
3月的一天下午，日本“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持贵重礼品“拜访”郑钺，“邀请”他担任正在筹建的伪司法部部长，被郑钺以患病为由拒绝。
此时已加入抗日组织的郑苹如正伺机打入敌人内部，故“自告奋勇”地表明愿替父亲为他们“工作”。凭借从小生长在日本，加上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使日本人对郑苹如有一种亲切感，凡与郑苹如打过交道的日本人都对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郑苹如在“日本人社交圈”里如鱼得水，建立了获取情报来源的途径与渠道。
郑苹如先后结交了百名日本“朋友”，其中不少是日本军官、文职官员及高层人物。为了博得“日本朋友”的信任和好感，她时常主动同他们“聊天”，约他们在日本俱乐部喝咖啡、喝清酒，还常常邀请他们到家里做客，听日本唱片，吃日本料理。郑苹如很快可以自由进出日本驻沪军事部门等机构。掌管日本海军情报的负责人小野寺信见郑苹如漂亮、聪明，便邀请郑苹如做他的翻译，甚至把一些绝密资料交给她去翻译。日本军事报道部新闻检阅室还特聘郑苹如为日军新闻电台的播音员，驻沪日军特务机关长片山大佐对郑苹如更是“关爱有加”，时常在重要会议或场合中将郑苹如带进带出，许多日伪高层人物视郑苹如为片山的私人秘书。
1938年12月初，郑苹如得到一份总部的密电：要她利用自己与日本方面的特殊关系，绑架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学习的儿子近卫文隆，想以此通过外交谈判逼日本退兵。
近卫文隆是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长子。近卫文麿曾送他到美国留学，但近卫文隆在美国沉迷于吃喝玩乐，不思进取。无奈之下，近卫文麿只好又把他送到由日本人在1900年开办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还专派了一个在该院毕业的日本人中山优照顾他的生活起居。但近卫文隆来到中国后依旧是我行我素，赌博、嫖妓、看赛马，为所欲为。对日本驻沪的头目们来说，近卫文隆想不想读书并不重要，怕的是他的“乱来”和“惹事”会影响他的自身安全。尤其是近卫文麿的谈判代表早水亲重深感“责任”重大，因为近卫文麿曾特别叮嘱他看管好近卫文隆。百般焦虑中，早水想到了郑苹如，想让郑苹如去“照顾”近卫文隆。
1938年秋末的一天，日本驻沪“领事馆”举行“日中和平联谊会”，郑苹如作为嘉宾和翻译出席。早水把郑苹如介绍给近卫文隆，让他俩交朋友。郑苹如的美丽和高雅让近卫文隆倾慕不已，经常打电话约会郑苹如。
一来二去，近卫文隆视郑苹如为“未婚妻”，对她口无遮拦，时常无意间说出自己听到或得到的重要消息。“讲者无意，听者有心”，近卫文隆成了郑苹如获取重要情报的来源之一。
一个周末的下午，郑苹如把近卫文隆约到巴拿马夜总会“谈情说爱”，借机把他灌醉后，带到一家酒店客房“软禁”。计划由地下组织派人，通过水路把近卫文隆带出上海。
没想到，总部收到郑苹如“得手”的电报后，却复电马上“放人”。原因是近卫文麿在日本算是“温和派”，担心一旦把他逼急了会变向强硬派一边；另外，绑架其子未必能达到逼日本退兵的目的，反而会引起日军在上海进行大搜捕和大屠杀，致使更多无辜者遭殃。
那天，日本方面得知近卫文隆“失踪”后，沪西日本宪兵队紧急出动，封锁所有交通要道，特务机构也派出人员在租界内乱窜，四处打探。直到郑苹如与近卫文隆手挽着手“回家”，并得知他俩在客房“过夜”，日本头目们才放下心来，认为是虚惊一场。
1939年8月底，一个星期六晚上，日本驻沪“总领事”在“领事馆”的草坪上举办纳凉舞会，这是一个小范围、高规格的舞会，参加舞会的都是日本在沪的政界和军界要人。郑苹如应早水亲重之邀赴会。
舞会上，郑苹如成了日本大人物眼中的艳丽“樱花”，一个个抢着要与她共舞，郑苹如则有请必跳。在这次舞会上，早水亲重不无得意地向郑苹如吐露了一件机密：日本方面秘密派去重庆的人已经同国民党的“二号”接触了，“二号”表示愿意同日本人合作。
翌日上午，郑苹如将二号人物汪精卫即将叛变的情报迅即密报重庆，然而，这一重要情报并没有引起她的上司的注意。
1938年12月初，郑苹如再次从日本驻沪高层人物处得到“可靠情报”：
汪精卫已同日本人“谈妥事宜”，准备离开重庆“变节投敌”。郑苹如再次发出绝密加急电报：“获悉大二号已与日本方面勾搭，近日将有异动，务必采取行动加以阻止。”但是，这份绝密急电依然没有引起重庆大佬们的注意。没有人会相信一个国家的“二号人物”会投敌、当汉奸。但就在郑苹如的这份密电发出后的第三天，汪精卫突然“失踪”，去向不明。
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在越南河内公开发表投降日本的“艳电”后，重庆方面才如梦初醒，但为时已晚。
刺杀
汪精卫的公开投敌叛国，使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遭遇了极大的困难。
曾任中统第三处处长的丁默邨和原中统干事李士群在日本“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的引领下，拜见了日本特务头目土肥原，呈上了他们组织伪特工机构的“上海特工计划”。该计划很快获得日军方面的全力支持，并成立了“特务工作机构”，地址在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76号，丁默邨和李士群把一批地痞流氓、乌合之众网罗到一起，组成了一支汉奸队伍。
1939年5月，汪精卫来到上海，和丁默邨与土肥原进行了秘密会谈：承认丁、李的特务组织为汪伪政府的秘密警察，同意成立“特务工作总司令部”；汪精卫任命丁默邨和李士群为即将成立的伪政府内政部长、江苏省主席。从此，丁、李特务组织成了日本侵略者与汪伪政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开始全面暗杀抗日志士和抗日群众。铲除丁贼成了当务之急。
郑苹如接到总部命令，要她想尽一切办法除掉丁默邨，以打击日伪的嚣张气焰。郑苹如深感责任重大，她明白，想除掉丁必须了解他的行踪、生活规律与爱好，要掌握这一切就必须接近他。好在郑苹如时常出入各种重要社交场合，早已引起了好色的丁默邨的注意。
5月末的一天下午，日本驻沪“总领事馆”举办了一次高级别的“中日亲善，东亚共荣”联欢会。联欢会结束后举行了晚宴，郑苹如被安排在贵宾席包房，与丁默邨等日伪头目觥筹交错一番之后，丁默邨对郑苹如立时有了“好感”。临别，丁默邨主动提出送郑苹如回家。
丁默邨没有直接把郑苹如送回家，而是带她到了霞飞路上的一家咖啡馆。交谈中，郑苹如得知丁默邨曾是她在民光中学上学时的校长，而当丁默邨得知郑苹如曾是民光中学学生时，就对郑苹如特别“亲切”，两人由此“称兄道妹”，开始了交往，丁默邨隔三差五约郑苹如跳舞，喝咖啡，吃大餐。
然而，丁默邨每次带郑苹如去的地方都是一些保安十分严密的场所，一般人根本无法进入，要行刺他非常困难。有时说好去巴拿马舞厅跳舞，最后去的却是大华舞厅。有一次，郑苹如约丁默邨到一家他喜欢的咖啡馆喝咖啡。可车刚到咖啡馆门口，丁默邨马上让司机驾车离去，郑苹如问他为什么，丁说，他发现咖啡店附近有三个神情不定的人站着，按他的职业习惯，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