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晨，也是这样的跑出去了一次，后来记起了我二哥哥今天要上船往北京去，才跑上四马路去送他上船。当他上船之后，回头来对我说保重身体的时候，我又想起了前天南火车站上你我两人的分手，就不觉眼圈儿红了起来，而万事不知的我的这位哥哥，还以为我对于他的手足情深，在江头伤别哩。
从船埠头走回闸北来，满身晒着了和暖的春天的太阳，长空渺渺，也青淡得可人，我又想起了西湖，想起了你。“像这样的时候……”我想，“……像这样的时候，假如能够和映霞两个人在湖塍上闲步，那就是叫我去做皇帝，我也不干的，呵，映霞，此刻你在那里做什么事情？”我一边走，一边老是在这样的想着。
吃过午饭，因为想你想得出神，便想上蒋光赤那里去约他同到杭州来看你们。但帽子刚才戴上，光赤却从扶梯上走上来了。今天他系特地上闸北来问杭州的你的住址的。因为陈女士给他的信里，只说有信可以寄你转交，而没有把你的住址写上。我喜欢之至，和他谈到杭州来的事情，然而他却说“火车挤得这一个样儿，杭州如何的去呢？”依他的意思，杭州是不能马上就去的，他教我再静待几时，等时局稍为平稳一点之后，再来看你，我的一腔苦衷，也终于不敢对他吐露，所以就糊里糊涂的答应他了。郭沫若还没有来上海，我对于创造社的事情，现在也还不能撒手丢去，所以在最近的两三礼拜之内，恐怕仍旧是得不到自由的。我现在所最希望的，就是把一切的社会关系，脱离干净，光拿一枝笔几张纸，跑到西湖上来闲住，一边细细的培护着我们俩的爱的鲜芽，一边努力的做一篇不朽的大作。可是这一点小小的希望，怕终没有实现的一天，所以我一想到你，一想到西湖的春日，心里就要起许多烦闷。
今晚上出版部的伙计们全出外去逛去了，只有我一个人在家里守着，本来很想写一封极长极长的信，但是写到了此地，仿佛有点想睡觉了，映霞，我就此搁笔了吧，希望你这时候也在握笔写信给我。
达夫上映霞：
托光赤转交之信已接到，我读了你的来信，真后悔得很，后悔那一天没有和你多住半天，太匆促的和你分开了。自你去杭州之后，我已经发出了二封信，这是第三封了，中国地界邮政还是通的，你以后有信来，仍请你直接寄给我。
今天火车又不通了，上海却很安稳，我这一封信，不晓得要什么时候才得到你那里。映霞，生在这样的乱世，做人真没有趣味，就是有钱的人，也不能安稳，更何况我们这样的一种穷文士呢。今天是清明节，我很想做一篇长文章来发泄发泄牢骚，可是来看我的人太多，今天终于坐不下来了。待晚上再说吧，文章做好之后，我还要写信给你。上海很平安，请你放心，我也在保养身体，请你自家也千万为我而珍摄。
达夫上四月六日午后三时映霞，亲爱的映霞：
你托光赤转来的信和快信，都已接着了，我一共接到了你两封信，而给你的信，这却是第四封了。你母亲的见解，也不能说她错，因为她没有见过我，不了解我家庭的情形，所以她的怪你太大意，也是应该的。不过映霞，只教你的心坚，我的意决，我们俩人的事情，决不会不成功，我也一定想于今年年内，把这大事解决。我对于你，是死生不变的，要我放弃你，除非叫我先把生命丢掉才可以，映霞，你若也有这样的决心，那么我们还怕什么呢？
现在杭州事未大定，火车也不大通，我决不至于冒失地到杭州来看你，等你把你母亲那里的话讲通了以后，我再听你的命，你要我什么时候来，我就可以来。
我的北京的女人，要她不加你我的干涉，承认我们的结婚，是一定可以办得到的，所怕的就是你母亲要我正式的离婚，那就事实上有点麻烦，要多费一番手续。映霞，我想你母亲若能真正爱你，总不至于这样的顽固罢！
映霞，我们两人精神上早已经是结合了，我想形式上可以不去管它的，我只希望能够早一日和你同居，我就早一日能得到安定。
我现在正在动手翻译书，只教时势一平，我的这本书译得成功，那我们两人组织小家庭的经费就有了。以后的事情，可以交给我们的朋友来代替我们解决，譬如光赤华林诸人，都可以帮我们的忙的，只教你我两人的心不变就好了。今晚我也想早睡，不再写了。
达夫上四月六日午后十一点钟映霞：
我一共只接到了你三封信，一封是由蒋转交，一封是快信，现在一封是四月五号发出的挂号信。我到今天为止，一共发出了四封信，这是第五封了。我决定于五天后到杭州来一次，见见你的娘，和她谈一谈。映霞，你切不要为我而担心，亦不可为了我而昼夜不安，我是并没有什么的。可是你我二人之间，要保持着坚忍不拔的精神，要保持着至死不变的态度。我现在是完全为你而活着，你也要为我而保养身体。其余的事情不谈了。
达夫上四月九日午后映霞：
今早我已发出一封快信。午后见到徐逸庭及她的哥哥，知道杭州谣言很甚，其实我在上海并没有什么，请你放心。我一定于一礼拜后到杭州来，一切细事，当面来和你谈。徐君等回杭，我托他们带这一封信给你。请你不要着急，我在上海是万无危险的。
达夫上四月九日映霞，我的最爱的映霞：
今天接到了你的来电，心里真感激得很，我午后发了一个回电，大约你总也接到了罢？我于昨天发出一封快信，在昨天之前，发出四封平信，大约你都没有接到。
昨天我在北四川路遇见了徐逸庭兄妹，我给逸庭女士的哥哥葆炎写了几封介绍信到杭州去，大约他总可以在一中和女中里谋到一个教员的位置。因为他们俩要回杭州，所以我又托她带上了一封给你的信。
我大约于一礼拜后上杭州来，极迟也必在三月十五。无论如何，三月半的那一天，我总和你在杭州过。
上海平安，我决不会有危险，请你放心。听说杭州谣言很甚，以为上海已经闹得不得了了，其实上海平稳得非常，比你在这里的时候更好了，千万请你放心。
你来的信，我一共接到了三封，一封是由蒋转交，一封是快信，一封是挂号信，最后就是你的电报。映霞，我很感激你，感激你关心于我的安危，因为我的母亲，兄弟，女人，从来都没有像你那么的注意过我。我现在因为创造社事不能脱身，又因爱牟的事情，有点牵累，大约一礼拜后，总可以办妥，我一定到杭州来过月半，请你安心候着。
好久不见了，来一个：Kiss，PassionateKiss，endlessKiss.long.longKiss.你的达夫四月十日晚上
婚变
关于王映霞与郁达夫的婚变，普遍认为许绍棣与此事脱不开的干系。但是时隔数年后，关于此事，又出现了令人惊讶的观点。20世纪90年代初，郁达夫的生前好友、著名诗人汪静之撰文透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文中说王映霞曾经在武汉为戴笠打过胎。
汪静之与郁达夫在1922年夏参加《女神》出版一周年纪念会上一见如故，其妻符竹因又是王映霞在杭州女子师范时的同学，两家因此来往密切相交甚笃。据汪静之回忆，1938年春夏交接之际，由于形势紧张，他与家人到武昌避难，当时达夫一家也在武昌，两家是近邻，所以来往更加频繁。台儿庄大捷后，郁达夫随政府慰劳团到前线劳军，有一天王映霞对符竹因说：“我肚里有了，抗战逃难时期走动不便，我到医院里请医生打掉。医生说：‘要你男人一起来，才能把他打掉。男人不同意，我们不能打。’达夫参加慰问团去了，要很多天才会回来，太大了打起来难些，不如小的时候早打。竹因姐，我要请静之陪我到医院去，装做我的男人，医生就会替我打掉。请你把男人借我一借。”符竹因听了满口应承，吩咐汪静之陪王映霞过江到汉口一家私人开的小医院里做了流产手术。
过了一段时间，汪静之到郁达夫家里看他回来没有，王映霞的母亲说：“没有回来。”汪静之看见郁达夫与王映霞的长子郁飞满脸愁容，就问他为什么不高兴？孩子说昨夜妈妈没有回来，王映霞的母亲也对汪静之说王映霞昨夜被一辆小轿车接走后就再没有回来。第二天汪静之再去探望，却见王映霞一脸的兴奋和幸福，对汪大谈戴笠的花园洋房是如何富丽堂皇如何漂亮，流露出非常羡慕向往的神情，汪静之马上悟到昨天她夜不归宿的原因了，也联想到她为什么要在郁达夫外出时去打胎。汪静之在《王映霞的一个秘密》中说：“我当时考虑要不要告诉达夫：照道理不应该隐瞒，应把真相告诉朋友，但又怕达夫一气之下，声张出去。戴笠是国民党的特务头子，人称为杀人魔王。如果达夫声张出去，戴笠决不饶他的命。太危险了！这样考虑之后，我就决定不告诉达夫，也不告诉别人。”后来汪静之离开武汉赴广州，不久郁达夫也到南洋去了，此事便一直埋在汪静之心底，直到汪静之偶然看到王映霞的两篇回忆文章里对郁达夫有所指责。出于替郁达夫辩护的目的，汪静之才撰文回顾了几十年前的这段往事，该文现保存于上海鲁迅博物馆。汪静之与郁达夫夫妇同为好友且从无罅隙，再加上郁达夫生前对戴笠一直抱怀疑的态度，他的回忆的可信度应该比较高。
郁达夫与戴笠同为浙江老乡，戴笠1912年曾在杭州的浙江第一中学堂读书，而这所学校的前身就是郁达夫的母校杭州府中学堂，由此看来，郁达夫应该可以算作戴笠的学长。当时的交际是极其重视同乡同学关系的，这层关系可能是郁、戴交往的一个契机。据郁达夫1936年2月14日的日记记录：“发雨农（戴笠字雨农）戴先生书，谢伊又送贵妃酒来也。”这是戴笠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郁达夫日记中。当时郁已赴福州任福建省政府参议，戴笠竟将贵妃酒追踪送到了福州，并且还是“又送”，可见郁、戴在杭州当时的交往就已经非常密切了。据史料记载，抗战爆发前，戴笠曾在杭州举办多期特别训练班，经常在杭州一带活动、停留，估计他们之间的交往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戴笠其人，据其朋友称“最大的毛病就是爱色，他不但到处有女人，而且连朋友的女人都不分皂白，这是他私德方面，最容易令人灰心的”。由此可见，戴笠与郁达夫很大程度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真正目的也许就是借机接近王映霞。
郁达夫对戴笠的用意有所觉察。据郁达夫在福建省政府的同事、后来曾长期担任省主席陈仪秘书的蒋授谦回忆，郁达夫“移家杭州之后，适戴笠来杭养病，常到达夫家中作不速之客，偶一留饭，赏赐服务人员特别优厚，而达夫则惮于应酬，因此动南游之兴。其写给陈仪简短的信，大意是说慕陈氏治绩，欲来闽观光，如得一席之地以赞盛治，深以为幸”。郁达夫初到福州，与蒋授谦同在公报室做事并且来往很多，跟他讲这番话很有可能。戴笠的频频造访，不可能不引起郁达夫的反感和怀疑，而据郁达夫的朋友回忆当时郁家没有女佣，这个被戴笠“赏赐”的“服务人员”只能是王映霞，郁达夫之所以如此佯称，可能是羞于言戴笠厚赠王映霞的缘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