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神话虽然没有西方神话的系统体系和故事系列，但神话起源的内在原因是相通的。也就是说，中国神话也有其特殊的理性结构。中国神话虽然对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样为文学的源头，但是它却没能为叙事文学提供西方那样的原型模式，而只是提供了包含特定含义的精神象征。这是与中国神话过早地历史化、理性化和“人化”、世俗化相联系的。中国神话传说的历史化和世俗化，又和中国人的宗教观、宇宙观有着联乏。“中国自周代以后，以“礼”、称”为中心的国家意识形态，对整个社会文化具有强烈的控制作用。所以，中国肯代神话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远不同于古希腊、罗马神话对欧洲文学的影响。也正是如此，中国古代文学才形成了不同于欧洲文学的特点”。“在文化由官方掌握的时代，其中心就是巫文化和史文化”。叫申话作为远古时期的精神产物，它有自己产生、生长的环境，如同自然界的恐龙一样，它只在那史个环境生长繁衍，带有原始性、本原性。人类精神的发展过程，是否也经过类似自然界的“冰川时代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而导致了“精神物种“的灭绝，一些精神物种消逝了，只留下一些化石或少量的活化石？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在中国文化中，神话是在理性成熟和发达的后世被记载传承的，原始神话的“理性结构“与进入文明社会之后的理话与宗教的分离肖肖尼人巾的神性思维交织在一起，使得我们现在所了解的神话包含着复杂的意蕴，其话与民间信仰中神话被历史化是最重要的现象之一。~西方书语学文企中国神话与叙事文学原型的关系，因神话的历史化倾向而决定着对，选朝戈金等后世叙事文学影响的向度。欧洲神话向文学方向演变，中国神话则主要向历史学方向演变，这就是中国神话的历史化倾向。神话本身随历史变形，这是普遍的现象，但是中国神话的变形，使之历史化的现象格外醒目。历史化的实质也是一种“人化是人用历史意识解释神话，反过来神化了历史神话对于宇宙和自然现象给予认可，也对世俗和宗教的文化制度给予认可”。由于神话的历史化、世俗化，使得中国叙事文学原型的生成中，现实伦理道德、历史意识等成分日益突出，甚至大于原始神话的影响。中国文化中虽有天堂、人间、地狱的观念，但这都是与现世人自身的“来去“相关的。中国文学中的罪不同于“原罪它是现实中的罪恶，是社会性的，这也不同于西方。中国叙事文学中没有静止的心灵辩证法的展开，没有过分的对上天的忏悔，没有对于人的本性进行灵魂的拷问和原罪的剖示，而是对于罪恶的社会学的分析和谴责。中国叙事文学中缺少类似西方那种对掌握人的命运的“上帝“的虔诚，缺少类似对于为民受难的基督的敬仰，但是，中国人敬佩现实生活中的英雄，相信为民替天行道的豪杰，期望于侠骨铮铮、侠胆凛然的侠客。所以，中国通俗文艺中对于武侠的热衷实在并不只是一个题材问题。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反映，同时也是一种伦理道德观念和文化意识积淀的心理模式。
鲁迅说造神话演进，则为中枢者，渐近于人性，凡所叙述，今谓之传说。传说之所道，或为神性之人，或为古英雄，其奇才异能神勇为凡人所不及，而由于天授，或有天相者，简狄吞燕卵而生商，交龙而孕季，皆其例也“中国神话对叙事文学原型的影响，主要在于神话中所积淀的那种世世代代的人格力量的蒸腾，那种企图超越自然束缚、超越自身局限的精神的影响，那种对恐惧的抗争和对“超人“力量的不断呼唤，以及这些精神作为一种情感模式在叙事文学过程中的置换变形。{西游}主人公的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对“天命“的抗违，《水浒》和武侠小说中替天行道“者的身怀绝技，剪除邪恶，《聊斋志异》中神鬼幻化和人妖变形等等，元不充满着神话的色彩，虽然难以寻找到它们和远古神话故事直接的对应关系，却可以感悟到它们与神话中的精神的对应和相通。我们从孙悟空的七十二变和如意金箍棒的挥舞中似乎看到了“刑天舞干戚“的勇敢和潇洒，在诸葛亮的呼风唤雨、料事如神而又终归“鞠躬尽瘁”、无力回天中，似乎看到了夸父日行万里、追赶太阳而又终于渴死化为桃林的面影……在观赏他们所扮演的悲喜剧中，表现出后世人们对于“神话“精神的迷恋，对于某种超人力量的欣赏，正是在这里体现着我们与远古祖先精神的相通，坦露着集体无意识心理。这就是我理解的神话理性结构对叙事文学原型的影响。
神话思维方式与叙事文学原型。
在神话与叙事文学原型的关系中，最明显的就是对于神话故事的直接利用及其置换变形，同时，神话给叙事文学提供深层创作模式。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神话思维方式对叙事文学立意产生深远影响，在中国，则具体表现为神话的意态结构对叙事文学构思的影响。
中国叙事文学中，特别是武侠小说，甚至历史小说，人物的超凡人圣，从一定意义上说都带有神话精神。或者料事如神，智谋超众，或者英勇善战，如有三头六臂、七十二变之功夫，或者见义勇为，有飞檐走壁的能耐。这些现象用弗莱关于虚构文学的分类来说，都是“在性质上超过我们凡人“的主人公，只有这样的不同于正常人的人物才能担当起不同于常人的重任，才能替天行道。这既表现了人们的一种寄希望于天“的意识，一种把自然法则运用于社会领域的意识，同时我们隐约可以领略到它同中国远古神话的思维特点有着深层的一致性。
把神话所表达的命意转化为与欲望和理想相联系的现实情”怀，或者将神的功能与人的愿望结合，需要借助于神话思维方式。如前所述，中国神话多讲述“个体“的怪异现象，而少有整体的“场景“及其故事情节。越是不可能的事和现象，越在神话传说中有位置。但其叙事方式却，几乎是全知的，给人以真有其事之感。同时，它似乎也不是体现着一种万物有灵的观念，而是对万物之“能“的观察，即更重视怪异事物的“能力“或“功能它可以使人的“匮乏“感得到克服，使人的生理局限得到弥补，就是突出奇物的超强能力，潜藏着把神奇的向往建立在“可能“基础上的意识。这种现象表明了中国神话思维的一些复杂特点。
比如，台湾有学者考察了中国变形神话的状况，探讨神话的“人化异类“后得出结论先秦神话中的变形，主要是死后化为异类的神话人物，他们共同的特性是不幸的受害者或是斗争中的失败者，在神话思维中，是以变形代替死亡，属“死生变形“类。到了汉代，神话中的“死生变形“类被“趁境变形“所代替。六朝小说中“人化异类“故事受当时思想中的气乱变形、神仙道术、因果轮回等观念之影响，有推原神话的素朴幻想所形成的化身故事，一些“人化异类“现象主要是“作者意识的变形”。唐代传奇的“人化异类“的变形原因，有命定、怅鬼、野性的冲动，以及大量“作者意识的变形”。认为“此一现象在不同时代中的表现，发现时代思想环境和作品风貌扣合得很紧密。
中国神话变形代替死亡传说，其外在形态是异常的神奇，而内在精神则是相当的现实，或者说就是一种置换变形，也是中国文在极其浪漫和怪异的表象中，有着极为现实的目的性，即使在对超越性学多有人鬼人神的追求中，也是以关注超越的“可能性“为其特点。神话的这种内在精变形的原型，是神，不管它是如何生成的，实际上都影响到中国文学、包括叙事文学的精神转变的原型根源。参见精神特质，也影响到叙事文学原型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中国叙事文学化异类“故事从原型的情理色彩、道德伦理意识，是它的现实性。先秦神话到唐代传奇之间的流中国神话、中国远古精神中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把并不存在的事物或有一定依据的不同的事物组合在一起，生成一种新的物象，这种特征对于中国文学艺术的影响深远。具体来说，就是取其命意，把神话表达的意念转化到对社会事象的描写中，塑造半人半神的形象，或者是超凡的形象。这在中国叙事文学中是常见的方法，这种把意念转化为形象的现象与西方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学中的人与神、人间世界与神鬼世界的距离和界限并不十分清楚，就是说把想象的神界的事物移植到人类世界，把远古神话和传说中的希望，逐渐拉向到人类现实世界的比拟。这种世俗化的过程，改变着神话本身的特质。“故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惟神话虽生文章，而诗人则为神话之仇敌，盖当歌颂记叙之际，每不免有所粉饰，失其本来，是以神话虽托诗歌以光大，以存留，然亦因之而改异，而消歇也。如天地开辟之说，在中国所遗留者，已设想较高，而初民之本色不可见，即其例”。比如人与鬼神相通、相恋的原型，在中国文学中不断地出现，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实践理性精神与神话思维方式的特殊结合。如果说，中的异闻、传奇包含着“万物有灵论“或迷信观念的话，那 ，么《斋志异》中的人与鬼狐的相处相通，其中的缘由恐怕主要不再是万物有灵的直接反应，而是对现实的一种变形的表现，是作家创作的自小说源流盼， 三由意识和想象能力的体现。从这种现象中还能看到神话思维的重大影响，而不是神话原型本身的变形。中国小说一直存在着神话怪异的特色，或者是这种色彩的不断变化，化生变形七十二变神鬼相恋，以及动植物人格化等等，都以幻写真，通过梦幻、神鬼、妖狐表达现实情感可以说是一种持续不断的传统。对于奇异、超凡的追求，以及在奇特的想象中去表达某种情感，排遣义愤，求得心理平衡是中国叙事文学从创作到欣赏的心理原型之一。
神话对于中国叙事文学的影响，还表现为“意态结构“在构思方面的深层模式功能。关于意态结构，石昌渝先生在对中国小说源流的研究中提出，对于小说而言，神话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意态结构方面。“意态结构，是指小说情节构思间架。比如黄帝与量尤之战的神话……黄帝是贤君代表正义，虽尤是叛逆代表邪恶，在这场正义与邪恶的冲突中，黄帝命应龙出战，虽尤请风伯雨师迎战，正不压邪，后来天女下来助战，才反败为胜。这个情节定型为一种意态结构模式，为后世小说反复采用。
“吗主里的意态结构一词我以为用得十分准确意“而有“态“就是强调意作为一种特殊的构思间架“模式“或“模型“在后来的反复重现。而这种模式的深层是正义与邪恶的伦理道德模式，是一种“意义的原型这在中国叙事文学中特别重要。那么中国叙事文学原型，到底主要是一种故事或母题的置换变形，还是主要是一种意态结构和情理原型的置换变形？我以为，前者是“表后者是“里”。
（第三节）史传与叙事文学原型
中国叙事文学受到史传的深刻影响，形成特有的中国叙事文学观念和价值尺度。“欧洲小说起源于神话，它的发展有分明的轨迹：神话一一史诗一一传奇一一小说。中国小说在它与神话之间缺少一个文学的中介，中国没有产生像欧洲那样的史诗和传奇，但中国却有叙事水平很高的史传，史传生育了小说飞早书面记载的甲骨卡辞，亦可视为中国散文的雏形。从口语到长篇的书面记载，促进了文字的表达能力。以后的佐传等，所包含的安排情节、描绘人物、渲染气氛，乃至某种程度上的虚构等等都具有显着的文学性。这种情况到史代文史结合的传统，并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形成与发展带来重大影响，又为戏剧提供了许多精彩的素材。
中国小说直接受到作为历史散文总称的“史传“的影响，从先秦历史散文到司马迁的《史记》，中国文学很早就形成了向己的叙事传统，也形成了自己的叙事观念和叙事模式，这对叙事文学原型的生成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最直接的表现是中国古代小说中，历史题材占有极为重要的部分如讲史话本俯编五代史平话~~梁公九谏~~宣和遗事元代讲史话本俭相平话五种讲史小说假唐五代史演义开辟衍绎通俗志传起于盘古开天辟地，终于武王伐纣，历史小说《前后七国志》《春秋战国故事》，《西汉通俗演义》(明代虹伟作)，《东汉通俗演义》(明代谢诏作)，《东西晋演义》(明代无名氏作)，《两宋志传》(明代熊大木作)，《杨家府演义》(明代无名氏作)，《英烈传》(作者不详)，《隋唐演义》(清代禧人获作)，《说唐》(清代无名氏作)，《说岳全传》(清代钱彩作)，《痛史》(清代吴沃尧作)《洪秀全演义》(清末黄小配作)等等。另外还有大量的文育小说和笔记，也程度不同地涉及历史。如《穆天子传》写穆王北征犬戎，西会西王母于瑶池，然后东归洛阳等事。
说苑辑录先秦至汉代的历史故事。《新序》(刘向)采集春秋时事。《吴越春秋H越绝书》写吴越传闻异说。
《汉武故事》(汉代班固撰)、《西京杂记》(西汉刘散撰)《朝野金载》(唐代张撰)《长恨歌传》(唐代陈鸿撰)等也多涉历史。仅元杂剧中，就有十六种是取材于史这构成中国叙事文学的源流中的重要一脉，就是文学与历史的特殊关系。更重要的是，史传传统影响到叙事文学观念和叙事模式。
史传首先对中国叙事文学观念产生影响，这表现在关于历史与虚构、纪实与模仿的关系上。“西人重“模仿等于假定所讲述的一切都是出于虚构。中国人重“传述等于宣称所述的一切都出于真实。
这就说明“传”和“传述”的观念始终是中国叙事传统的两大分支一一《中国叙事模式》，志异小说，也不从模仿和艺术创造的角度理解，而认为是对街谈巷议的真事的辑录。如何处理历史真实、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问题一直困扰乱着中国叙事文学，这有很深的观念上的渊源。
作为中国叙事文学的重要源头，首创以“纪传“为主的史齐裕媲主编学体裁，以人为本位来记载历史，表现出对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的另一方面，则又为把叙事作为抒发作者个人情感的倾向提供了基础。在中国叙事文学系统中，史传对于文学原型的生成起到了独特的作用。从志怪小说起，就受到了史传的影响。“至怪小说的起源和产生是它与宗教的密切关系，上古神话传说是原始宗教的产物，先秦宗教迷信故事是巫教和阴阳五行学的产物，地理博物传说也带有浓厚的宗教和半宗教色彩。另一方面，志怪小说从孕育到产生都与史籍有着密切的关系。志怪小说由口耳相传的志怪故事到被零星分散地载人史书，再从史书中分化出来，以书面的形式独自记异怪语，这一形成过程清楚地表志怪小说是史传的支流。特别是早期的志怪小说，刚从史书脱胎，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着明显的历史特征。所以历来有小说为“史之余，之说，志怪也长期隶于史部直到惭唐书艺文志才退出为子部小说家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