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在世界范围内，历史上的许多圣哲、先觉者，许多对人类作出伟大贡献的科学家，都曾被诬称为“疯子“而加以迫害。这些伟人的重要特征，是他们对真理的不断追求，对传统的强烈的反叛，对权威的动摇。他们的出现对现存秩序和传统观念往往造成威胁。在他们身上反映出人类的追求精神和探索精神。他们被加上“疯子“的恶名，显然主要是从文化、社会方面指责他们的不合传统规范，而非病理学上的真正的疯狂。美国着名人物传记作家托马斯夫妇所着的仁大哲学家传~，令人，注目地冠以“圣哲常人疯子“的大标题，绝不是偶然的随心所欲，它反映的恰恰是一种“公众心理”。这本传记在记述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直至尼采、桑塔亚那等20名圣哲事迹时，特别突出了他们既“疯狂又极理智的复杂情态，从中反映阳作者从社会历史和人类精神发展方面对“疯子“们的积极评价。关于“疯狂福柯有独到的理解，他认为疯狂的艺术可以颠覆现存的知识、理性和常识，通过“反叛的话语力图重新塑造求真意志，并且以此来对抗流行真理。“疯狂和艺术作品同时存在，因为它开始了其真理的时代。艺术作品和疯狂同时诞生和完成的这一时刻，就是世界发现其自身受到了艺术作品的控告，发现对它面前一切负有责任。疯狂的策略和胜利就在于认为可以通过估和证明其合理的这个世界，必须在疯狂面前证明它自己是正当的。
在中国历史上，在我们的民族心理和语言体系中，与“狂“相连的人或事物，也带有不合传统规范和放肆无忌的特征涵义，如“狂夫”、“徒”、“狂童”、“狂生”、“狂言”、“狂草“等等。这种“狂往往反映了人的一种新的精神状态和反叛的要求。“人类文化开创以来，智者、救星和救世主的原型意象就埋藏和垫伏在人们的无意识中，一旦时代发生动乱，人类社会陷入严重的谬误，它就会被重新唤起。每当人们误入歧途，他们总感到需要一个向导、导师甚至医生……每当生活明显地具有片面性和某种虚伪倾向的时候，它们就被激活一一甚至不妨说是本能地”被激活一一一并显现于人们的梦境和艺术家先知者们的幻觉中，这样也就恢复了这一时代的心理平衡。
从这个意义上说，狂人在中国《心理学与文学》文化中，也是一个负载着我们民族长期以来希望摒弃屠弱性格、超越传《荣格文集》规范等集体心理的原型。它早已存在于人的心理深处，并具有约定性。而把这种共同心理和情感体验化为具体可感的形象，使蕴藏于民族心理的集体无意识内容，通过个体方式得以突现，则是鲁迅的伟大贡献。狂人原型一经鲁迅发现并创化，便具有“个人色彩“并带上了“观点气狂人的内蕴是复杂的，它问世后的不同评价就是证明，但它有基本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鲁迅笔下的狂人，首先是一个觉醒者的原型意象。这主要表现在他对中国历史和现实本来面目的清醒理解和感知及对人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的生存状况的冷静思考上。在这方面，理性思索和感性体验的结果是相同的，即意识到中国封建历史是“人吃人”的历史。作品中狂人的敏感、错觉和多疑，与其说是“疯子”的病理反应，不如说是狂人对封建社会人际关系的一种直观体验和条件反射。其二，他又是一个反叛者的原型。他不仅在认识层面上超乎常人，对“从来如此便对“的思维方式和观念提出大胆质疑，而且在行为方式上也狂放不羁，反抗传统强加于他的一切在桔。这种精神在《长明灯》的“疯子“身上更加突出。这个“疯子“的主要特征是不屈不挠的反抗，不怕孤独和力量的单薄，宁死不屈。熄灭长明灯的举动反复证明这一点。
意识上的不同于常人而又极为理智，行为上勇猛反叛而又指归明确，决定了狂人不是丧失理性的迷狂者，而是一个具有先觉者特质和反抗者精神的复合原型的特殊形象。这两方面的基本规定性，奠定了狂人这一原型在此后其他文学作品中被置换变形、其代表的原型观点得以进一步改造发挥的基础。
在现代文学史上狂人“原型的出现并不断置换变形，是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反封建性质和现代化指向紧密相连的。狂人原型在鲁迅和其，他作家的许多作品中曾不同程度地隐现。这些人物形象也都程度不同地，在思维和行为方式、情感态度等方面，有着狂人的某些特征，流淌着狂，人的血液。
狂人原型在20年代中后期及三四十年代的置换变形，沿着两种向度和途径展开，影响到不同文学形象的塑造，不同人格的评品，同时也联系着不同主题的拓展。
一是从“肯定“的向度展开，使狂人原型与“新人“形象组合。叶绍钧的《倪焕之》中的主人公，茅盾小说中的“孙舞阳型“的女性，巴金小说中的青年革命者如《灭亡》中的杜大心、《恫军》中的吴仁民、《电J中的李佩珠》，特别是“幼稚而大胆的叛徒“高觉慧，丁玲小说中的莎菲及一九三0年春上盼中的青年革命者，蒋光慈笔下的女革命也者如王曼英等等，这些形象的出现，集中体现了作者在新的条件下，对曾经作为最先觉醒者的知识青年的精神状态和人生道路进行思考的新的结果，包含着他们对新的人格的发现和期待。这些“新人“在大革命后，或迷茫，或痛苦，或深感愤慧，或设法复仇，或坚持斗争重新追求，情况颇为复杂。但是，在他们的身上都涌动着一种不甘屈从、不甘，认命的情绪和反抗精神，有着普遍的由感性体验和理性思虑交织而成的，新的人生意识。在他们的人格意识结构中，传统的伦理道德的束缚已被冲破，沉潜萎缩的屠弱性格被摒弃。一种新的积极向上的意识追求支配，着大胆的甚至是不合规范的举动。他们有缺点，有失败，但重要的是他们代表着新的人格类型，有着“狂人“式的反抗精神和理性思维意识，在对“从来如此便对“的传统观念提出质疑后，对“现在应该如何才对“的问题进行探索和实践。用巴金在《何》中对吴仁民的分析来说，这类人虽然性格如雨一般的浮躁、狂暴，但只要在正确信仰的支配下，能够走向健全的人生道路，他们是有希望的。中国现代需要这种精神的张扬和人格的建树。显然，狂人原型观点，影响到这类形象性格特质的把握。
沿着这一向度，狂人原型的置换变形还有着另一种组合，即狂人原型与悲剧原型的组合。
鲁迅小说《孤独者》中的魏连金，曹属《雷雨》中的繁洒，路领小说《财主底儿女们》中的蒋纯祖，甚至可以包括丁玲《莎菲女士的日》中的莎菲，都是现代文学中突出的有意义的悲剧形象。这些人物形象中程度不同地有着狂人的影子，或者说，他们的性格中有“狂放“的一面，而他们最终都以悲剧作为人生结局。耐人寻味的是，作者没有把他们的悲剧原因简单地归结为外在客观势力，也没有简单地归结于主观方面，而表现出一种复杂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评价，不管是对魏连受还是对蒋纯祖，也不管是对莎菲还是对繁椅，在作者的批判、“否定“中都有同情、赞美和肯定。这种复杂微妙的态度和评价曾使读者和批评者困惑以致产生不同的看法。其实，这种现象并非由作家的思想局限所导致，它恰恰反映出现代杰出作家一种独特的艺术视觉揭示新的积极进取的人格精神和值得肯定、赞美的国民性格，怎样由于客观的和主观的原因而走向毁灭，酿成悲剧。这一独特的对具有狂人色彩的悲剧人物命运的思考和再现，大大深化了中国现代文学悲剧作品的深度，并拓展丰富了现代文学人物性格的内涵。从在个角度说，作者对上述人物的塑造也赋予了他们“新人“的某些特点，并与狂人原型组合。
二是从“否定“的向度展开，即以“狂人“原型为一种价值坐标，反观现实人格状况，对依附型、萎缩型和奴才型等愚弱人格进行批判和否定。
在现代文学中，与“狂人呐喊“的意象和“从来如此便对么“的质疑形成鲜明比照的，是一系列愚弱、愚孝和愚忠的人物阪依传统的意象。他们还在“从来如此“观念束缚下呻吟。如巴金的《激、三部曲》中的高觉新和陈剑云爱情三部曲“中的周如水，《告苍苍~中的汪文》宣，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苇弟，茅盾《蚀卫》中的韦玉，曹《北京人》中的曾文清等。他们按其所处的时代及其经历来说，本应具有新人的特点，但他们的精神世界实际上仍然被传统道德桓桔着，外界的压力和自我的压抑造成了他们畸形的人格。“作揭主义”、顶世哲学“等人生信条，压抑和扭曲了他们正常的精神欲求和意志力量。在现代中国，这是一种落后的、对社会人生的发展元补于事也无能为力的人格类型，是与狂人式的冲动进取精神相冲突的。作者对这类人物性格给予了断然否定。他们不是坏人，但他们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都会在特定情势下于落后势力有利。因此，对这种人格的批判，同对“狂人“精神的提倡一样有意义。
狂人原型的置换变形，从正反两方面持续不断地形象创造中反复强调着一个重要主旨对奴才心理、屠弱人格和版依封建传统的批判再定，对理性思考精神、积极反抗精神和健全人格的张扬肯定，同时把这种批判和否定、张扬和肯定纳入中国现代历史发展和人的发展的视野之内。
娜拉出走原型及其置换变形
挪威剧作家易卡生的名作《玩偶之家》一译《娜投》中的女主人公娜拉，是在“五四“时期介绍到中同并对现代文学产生很大影响的一个艺术形象。这部剧主要通过娜拉从信赖丈夫海尔茂到逐渐认清其虚伪、庸俗和向私，因而与其决裂离家出走的情节，塑造了一个勇敢追求人格独立和个性解放的叛逆女性的形象。这部作品和这一艺术形象，在中间现代文学中所起的作用异平寻常。据陈平原先生研究统计，从剧本翻译来看，在1918年1948年，就冲过9个不同的中译本，从舞台演出看，从20世纪的十年代起一直到新中同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玩偶之荡。在中国舞台上的上演可说是历久不衰。从创作说，受其影响，娜拉型的剧作在20年代就有胡适的《终身大事》，熊佛西的创人的生活侯耀的研胁，郭沫若的《卓文功，张闻天的》《青春的梦》余上玩的俱到，欧阳予倩的做盼等，甚至迹出现了“男性的娜拉”。之后，还有白薇的《打出幽灵塔》，夏衍的《秋瑾传》，于伶的《女子公寓》等飞陈平原娜拉此外娜拉“还在中国现代文学其他体裁样式中州现，如鲁迅有以在中同脏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倒11拉走后怎样》为题的演讲(文章)在小说中有一系列娜拉型的形中象，如鲁迅的《伤堂》中的子君，茅盾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系列，丁玲小，嵌丰1：0说中的知识女性，蒋光慈小说中的女革命者等等，甚至在当代文学中仍有“出走“这一意象的延续在不同的戏剧作品中阳走“有时候是表现为现实的行动，这多半发生在无爱而封闭的生活情景中出走“有时候也是一种灵魂逃离的象征，即以戏剧主人公的死来表示的精神“州走”这多半发生在有爱无缘的生活情景中。无论是个人对家庭的叛逆、背离，还是生命对现实的逃避，都反映着人们反抗传统道德的集体无意识。
娜拉“在中国的重大影响，超越了一般艺术形象的意义，她是对中国长期以来关于女性独立意识的触发和潜力的解放，是人格独立的一种象征。中国传统文学中那些企图挣脱“家“的束缚的女性形象，到这时才有了实质性的变化，终于迈出了“家“门。娜拉这一典型在特定的情势下，成为负载中华民族新的心理欲求和情感体验的文学原型。可以设想，如果不是在新文学初期很快地介绍进这一形象，中国现代文学迟早也会产生同样的意象原型。
娜拉这一形象能在特殊情形下扮演中国文学的原型，当然与她自”所具有的典型性、其意义的人类共通性和普遍性有关系，她不仅联系着：女性解放这一世界范围内有现实性和针对性的课题，而且离家出走“这一举动是深藏于人类心理深处的个人独立的象征原型，是一个具有普遍的“约定性“的“联想物”。这一基本规定性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在其创新时期，很自然地把她拿来作为中国女性反封建、反夫权的样板和象征，并在这个“已知联想物“上受到启示，把她的神髓注到中国女性解放者身上。
“娜拉出走“这一原型意象，在“五四“时期的文学中，主要象征妇女对家庭及精神糊锁的挣脱五四“之后娜拉出走“很快便被娜拉走后怎样“这一更为现实的课题所取代，易卡生的结论成了中国，现代作家探索的新起点。这是由中国现代社会的特点所决定的，也是由中国妇女解放的内涵的扩充发展所要求的。因为中国现代妇女的解放与社会的解放及民族解放有着深刻的关系，女性的命运和价值实现不仅取决于个人有无独立意识和个性要求，还特别取决于“出走“后在社会上的状况，亦即女性个体如何把自身的解放与社会的解放联系起来，作出怎样的人生道路的选择。因此，随着娜拉“走后怎样“的命题的展开，娜拉这一原型被迅速置换变形和发展，衍生出诸多的娜拉型女性出走之后的人生图景及文学主题，概而言之，大致有子君“型一一离家出走之后终于又回到家中，以至在寂寞无望中死去静女士“型(蚀)一一出走之后参加革命却又不断陷入失望和幻灭之中梅士“型(傲。)一一在个性解放的道路上挣扎后投入集体洪流，从而获得“新生陈自露“型（日出)一一个性解放的道路上取得过暂时胜利但终于堕落、死亡林佩瑶“型（子夜空)一一从封建家庭出来又成为资本家的太太而陷入“金丝鸟笼赵惠明“型(宵蚀)一一离家后由于政治上的误入歧途而成为罪人。
此外，还有如巴金笔下的“妃格念尔“型(如《电》中李佩珠)、庐隐笔下的“露莎“型(偶滨故人)等等。在这些女性的人生历程和精神生活中，都曾把离家出走作为第一个起点，而她们迈出封建家庭的门槛之后，情况就极为复杂。她们的不同命运和结局与她们的不同选择相关，而这种种选择又联系着中国现代历史中的诸多方面，所以娜拉走后怎样“这一原型意象置换变形和演化又具有超越妇女解放这一范围的更深广的意义，成为构成中国现代文学创作整体格局的重要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