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民对立的模式的变化和原型的置换
官民对立的模式的变化和原型的置换，由先前“官民对立“模式变为“官逼民反”、“奋起革命“(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反抗)，后来则为了突出阶级意识的觉醒和无产阶级的领导官“与“民“两相对立这一模式有了微妙的置换。原先在传统“官民对立“模式中的意象，“官“是作为压迫者民“是作为受压者民“被“官“逼得走投无路起而反抗，官是主动者，到后来民“之反抗意象中民“自发地起而反抗民“变成了主动角色，进而在“官“(剥削者、统治者)与“民“(压迫者、反抗者)意象的微妙变化中，就出现了一个“先觉者“的形象，智者的形象。这种智者，不同于《水浒》中的智多星，不是军师的角色和幕僚的身份，而是肩负着启迪民智、传播真理的重任。他在情感上与民相通，在人格上与民平等，但是他的意识高于“民是精神上的引路人。这一智者的意象，在现当代中国文学中都可以看见他的身影。瞿秋白当年曾对于这种类似救世主的形象有所议论，但终无改大局。因为，这一意象的置换不纯粹是臆想，而有现实基础和心理基础。
从“忠孝不能两全“到“革命加恋爱“忠效观念和忠孝不能两全的主题模式，是中国传统叙事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型。
钱钟书说无私恩，非孝子也，无公义，非忠臣也。后世小说、院本所写“忠孝不能两全意发于此。钱先生指出，这与黑格尔“伦理本质“类同彼此凿梢，构成悲剧，亦举家恩与国事不容兼顾为例。
“……皆言公义私恩，两端难执，顾此失彼，定夺取舍(choice) ，性命节操击焉，怀归将父，方此又缓急不可同日而语矣。
忠孝之道，安得两全“盖谓若同临焦头烂额之危者，一女而一男，则孰弃孰取，尚有犹豫之地脱二人均为丈夫身，则弃取立决，可抛父或兄无顾尔。
剿，中华书局忠孝不能两全“实际是由一对不能克服的矛盾所构成的特定关系，因为都极重要而使选择极为艰难、痛苦。在中国，由于伦理观念的根深蒂固和伦理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作用，把忠于国家和孝敬(报效)父母视为人格品行的重要标准，甚至成为人格节操的最后的试金石。但是在某种特定形势下，则需要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许多文章、文艺作品都曾细微地表现过这种抉择过程中当事人的精神痛苦和变化，而最终往往以“忠“胜“孝“为理所当然的结局。这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一种思维定式和观念意识，一种共同的文化心理结构，也形成重要的创作模式和原型主题。
“忠孝不能两全“原型模式，是以忠与孝冲突及其达到无法调和的程度而构成矛盾关系，而“革命加恋爱“的模式同样是以对“革命“的忠诚与对爱情的“忠诚“的冲突构成的。忠孝不能两全的原型主题，在现代先是置换为父与子的冲突(即忠于信仰而违反孝道)，后置换革命加恋爱“的冲突创作模式。“革命加恋爱“的模式，是在20年代后兴起而影响很大的创作模式。这个模式的深层根源，还是传统的“忠孝冲突“的原型模式，只是以爱取代了“孝“而已。而这种置换，正表明了两性之爱在现代有了很高的位置，它已超过了对于孝道的地位，而忠君代之以“革命就是大义大仁。这种原型模式一直在演化。在当代文学中异常突出。如果把这一模式的变化进一步展开的话，则可以看到较多的社会思潮、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念的一些变化轨迹。
“五四“时期及之后的革命加恋爱的模式盛行，这在一定程度上实际反映的是爱情被特别看重的社会观念，就是说恋爱重要到可以与革命相提并论的位置。后来它不再形成文学创作中的模式，除了作家的认识发生变化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在实际生活中确已不构成主要冲突。创作中的这种模式，一方面是集体无意识的置换变形，另一方面这种置换变形与特定的社会环境有关系，就是荣格所说的“特殊情境“下的“瞬间再现“举个极端的例子文化大革命“时期中没有这种模式，因为这时爱情已没有什么位置，或者说耻谈爱情问题(如“样板戏“中的人物)，这时自然不会出现革命加恋爱的模式了，忠，成为心灵的一切，孝也就不存在。待到“文化大革命“后，爱情又有了位置，于是这才有“改革文学“中的改革家的改革与爱情的矛盾，有了，情与理的冲突。
80年代文学中一度出现的呼风唤雨的改革者，大都被放在情爱的“火炉“来考验，或者表现人性的丰富性，或是说明改革者的牺牲精神，但是许多作品似乎又重新进入一种模式，这就是事业与情爱的冲突。再到后来，随着社会思潮、价值观念的变化，道德意识的淡化，这种情形自然也不复存在。因为对于当今的改革家、企业家来说金钱、效益才是最为重要的，情爱问题已经不再构成可以和事业相冲突的矛盾，爱情似乎不再那么神圣和重要。而读者也不再会对这一类主题有兴趣。这一母题不再盛行的背后实在有深层的社会原因和文化、心理原因。
游子回乡原型的置换
“游子回乡“是中国传统诗歌中的一个重要母题，现代叙事文学利用和置换了它，使其有了完全不同的意蕴。
首先，现代文学中大部分表现故乡这一传统母题的作者即“游子其本身与“故乡“构成的意象关系就发生了变化。游子主要不再是一个，被逼背井离乡者，一个远离家人精神无所饭依者，一个远在天涯的断肠人，而是一个自觉离家出走者，一个精神上的叛逆者，他对故乡采取的，是一种反观的视角，而不是抱着投入故乡怀抱的情怀。于是，出现了所谓“离开“一“返回“一“再离开“的结构模式。
其次，与之相联系故乡不再是精神的家园和安顿灵魂的处所，而变成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和中国农业社会的缩影。作者对于故乡的怀恋，多限于童年的美好记忆。而当成熟的游子再回故乡时，现实的故乡便覆盖了离乡后想象中故乡及怀乡情绪。《鲁迅做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乡土作家的作品则集中表现了这种感受和意蕴。
在特定的情势下中国人也把整个国家看成故乡。中国现代出现了一批远离司土的游子，他们从大洋彼岸或东壤之岛眺望故乡中国，这时，他们显出对祖国故土格外亲切的怀念，因为他们离开本土同时也离开了精神家园，这时，他们才能展开自己想象的翅膀，赞美“如花的“故乡(如闯一多)，抒发炉火一般的热情(如郭沫若)。然而，当他们真正田，到故乡的怀抱时，他们才有了痛心的“发现这断不是美的所在气故乡以更大的心理和文化上的反差被作为反观甚至批判的对象。
当然，同样是对故乡的反观，另有一些客子则对故乡有着真正的怀恋之情和向往之心，他们是京派小说家，其中有的人以“乡下人“而自尊。
京派小说描写了一系列乡村世界、描写了他们心中的故乡，如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汪曾祺的苏北乡镇，废名的湖北故乡和北京的城郊，芦焚的河南果园城等。在这里，故乡另有意蕴和寄托，这些流入城市的客子对于故乡的精神漫游，带着欣赏的态度。“在京派乡村小说世界描写系统里面，存在着乡村与城市两种文化的基本对峙，包括两种生活形态、两种文化环境、两种人性的对立性的描写。经过这个基本模式的文化的、艺术的观照，寄托了京派丰富的人生感情、审美理想和他们的历史哲学。
与此相关，他们的小说也反映了一种心理原型，一种融进意小说选前言境之中的理想生活模式和生命模式。“像林徽因《模影零儒》中的《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对一个再度重现的美人的回忆《吉公》对一个再度重现的被压抑的技术天才(在意象上正如《钟绿》的“薄命美人”的命题)的回忆，李健吾的《坛子》对卑屈人生如一个未成为瓶子的破坛儿的回忆，以及汪曾祺在人生的“过去式之外加上“最后”式……都显示了京派小说这类平静地回溯人生的模式。
尊天崇父原型的置换
尊天崇父，是中国文化中的原型意象。尊天是对权威的尊崇。进入现代，中国文艺开始对这种现象进行反拨，由崇父尊天到反“父这一原型在现代文学中成为一个否定的原型。封建家长、老太爷、父亲基本上被作为封建家族的代表受到批判。从一定意义上说，传统文化中的尊父意识向“就父“意识的转变，是中国人深层无意识的变化之一。
现代作家对于家长、父亲似乎表现出了一种本能的反感在男性社会中间，家长是我顶弄不清楚的一个观念。我自己，我敢说，生下来就好像怕一个人，一个修短适度、白面书生的中年男子一一不用说，是我的父亲。我怕他。
“(李健吾：也家长~)这种情感在相当程度上几乎成为现代作家的共识。也许是这种深层心理或潜意识，现代文学，中出现了一系列封建家长或父亲的形象：鲁四、赵太爷、四铭(鲁迅，《呐喊》，彷笛，《高老太爷像>；、周朴同时《雷雨)、曾蜡《京川》、吴老太爷《子如》、蒋捷三《财主底儿女们》等等。这些形，象在整个现代文学作品中大都具有典型意义，而他们基本上都是与行将崩溃的封建时代联系在一起，是将无可避免地走向灭亡的家族制度的代表。这除了是一种现实的反映之外，恐怕与作家普遍的对于尊天崇父原型的反叛有关，与这一原型不知不觉的置换有关。
现代文学中被置换的重要原型还有如忠、奸对立“模式弱化，只是在特定的时期(如抗战时)在历史剧中再次兴起侠义“主题受到批判，代之以时代新人为阶级利益而奋斗清官意识“由于特定的时，代面貌和社会结构所决定，断置换具体内容而成为无法挣脱的深层创作模式，大团圆模式开始被破除，写出“血与泪“的真实现和加强作品批判功能的需要，决定了以悲剧为结局的必然性和价值追求。“痴心女子负心汉“模式弱化，表明道德伦理意识的弱化，政治意识的强化，这一，原型的消解与现代妇女地位的变化相关。现代意义上的妇女不再把“汉“作为自己唯一的依靠，其“心“不再如传统妇女一般“痴“同时这一问题被现代作家认为已不构成主要的冲突。电影《一江春水向东、即》对这一主题的表现，很明显地把它和新的历史事件和政治意识联系，了起来负心汉“的负心已不是纯粹伦理道德的问题了。值得一提的还有，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表现英雄与敌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所出现的脱离现实、虚妄、“理想主义“等现象，不仅仅是作家不熟悉生活的缘故，而可能是原型模式和功利价值需求的一种反映。小说的故事情节可能是现实的，但表达的情感和发泄的深层意识可能是十分传统的。瞿秋白所说的“脸谱主义”、“英雄主义“等可能是古代“英雄斗龙”“侠义“原型的一种现代变体。
（第四节）“性“的变奏与妖女原型
现代文学原型置换个案分析
中国文化中，围绕着“性“问题产生了许多看似矛盾的现象，一面是公开的禁忌，一面是隐秘的越轨，一面是严厉的控制，一面是实际的放纵，一面是谈性色变，一面是津津乐道。在这种矛盾中形成了中国独特而丰富的性文化，被视为一个千古之谜。“性“文化中的这种“显”与“隐”的现象，既反映着在肉与灵、情与理关系上的道德规范和态”度，也折射着人的意识与潜意识的微妙心态。这就是方面，在中国文化中性“是一个被十分看重的问题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色“被提到与吃饭同等重要的位置，被看做人的天性之一。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封建社会一整套严密、成熟、完备的伦理道德规范，也同样体现在对性的约束上，形成特殊的性观念、性道德。而其严密、严厉也可以说是无以复加的。这种一方面实际上特别看重，另一方面表面上又极力回避的现象，久而久之，使本来正常的性意识、性心理变得畸形，在严厉的道德礼教等文化意识的钳制和压抑下，必然被驱逐到人的潜意识中。这种潜意识，在文学艺术中又变相地得到释放。中国古代文学中，特别是一些所谓禁毁小说中，典型地反映出这种情况。喻世、警世、醒世之作似乎很难分清作家的说教与潜意识宣泄的界限。有理由这样说，在中国性“是最强烈的被意识而又最强烈的被压抑的一个领域，在人的心灵的“冰山“之下、在集体无意识中积聚着太多与之相关的精神能量。如果我们不能完全否认弗洛伊德的性本能说包含一定的道理，如果我们承认性意识、性观念、性伦理等等也是文化的一部分，是人性的一个方面，那么，我们也就不应否认，在我们的集体无意识中，有着性观念原型的活跃。这一原型因其隐秘的含义和萤伏深藏于心灵底层，所以它的被重新激活和创化、它的显现也就更为曲折，而它所具有的意义也同样的大。
性观念原型的置换，是中国叙事文学中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重要领域，许多原型与“性“观念有深层的隐秘的关系，现代文学在这一方面的变化，深刻地反映出现代作家一些集体无意识。
在这里，笔者只就与性观念、性意识有关的某些文学现象，从原型的角度试作分析。
“性“作为潜隐标准中国现代文学中写了许许多多关于女性受辱的作品，它的背后有着，作家性观念和性意识的表露，有着传统的性文化中性禁忌性崇拜的印迹。性成为一个符号和特定的描写领域，性观念性行为也被作为衡量人格的特殊的标准。而性禁忌和性崇拜观念实际是相互联系的，当把它们政治化、伦理化之后，性乱、破坏贞操等就被看做最大的坏事。这种观念同样作为γ种集体无意识在文学创作中有所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