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时代，即电脑网络时代。古代有电脑吗？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古代就是原始社会，其实古代人也很“现代”，也很时尚。如若不信，那就翻开此页，它将带领你进入一个匪夷所思，令人跌破眼镜的古代社会。
苏东坡也用网络流行语
有一个词相信大家在上网时都用过，那就是“呵呵”。在开心时，用“呵呵”；不想回答问题时，用“呵呵”；在无话可说时，用“呵呵”；没事“呵呵”两声，代表自己的存在。
但是，不要就此认为“呵呵”是现代网络产物，翻阅一下苏东坡的信札你就会发现，原来“呵呵”一词在古代也很流行，苏东坡早就将它用在书信中了。
熙宁八年，苏东坡在讲自己写《江城子·密州出猎》时很得意，在《与鲜于子骏》中写道：“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意思是我的小词虽然没有柳七郎那么“红”，但也自成一家。
元丰元年(1078年)，苏东坡跟文与可开玩笑，在《与文与可》一信中写道：“不尔，不惟到处乱画，题云与可笔，亦当执所惠绝句过状索二百五十疋也。呵呵。”文与可如果不给自己画画的话，苏东坡就要自己到处去乱画，而且还要署上文与可的名号，或者拿着他给自己承诺画画的绝句去告状，索赔250匹布帛。
黄州时期，苏东坡又在《与陈季常》一信中写道：“一枕无碍睡，辄亦得之耳。公无多奈我何，呵呵。”信中苏东坡吹牛：只要自己晚上睡得好，陈季常要自己和的词，一会儿就能搞定，难不倒他。
在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一个率真、孩子气的苏东坡，很爱开玩笑。可见，“呵呵”这个如今流行的网络用语，古代就已被使用过了。所以，千万别隔着门缝看待古人，古人也是很现代的。
宋朝流行“小报”
小报，就是民间私营的报纸，与公报区别开来。令现代人大跌眼镜的是，小报这种看似现代产物的事物在宋朝便已出现，而且很流行。
在出现小报之前，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古代具有中央政府公报性质的“邸报”，又叫“朝报”。
邸报是古代政府用来向下发布命令、书诏、章表、辞见等方面内容的公开印刷品。它在朝廷的直接管理下统一发布。其传播内容主要是皇帝的谕旨、臣僚的奏折、官臣任免、宫廷动态等公告性材料，由朝廷及其他官方机构发布。邸报的形式单一，只是材料的简单堆砌，没有分栏，没有标题，没有分版面，没有广告，只是特别短小的消息，甚至短到如我们当今的标题新闻。
朝廷对邸报的内容严格把关，凡是有损帝王威望，影响社会秩序的消息，都不予刊登，完全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在这种耳目闭塞的情况下，百姓急于了解形势的情况下，“小报”便应运而生。
北宋后期，就有人假冒“朝报”的形式，私自发行报纸。到了南宋，私营的“小报”十分流行。小报未经官方审查，在民间私自传抄或刊印，它的新闻内容来自官方，但是由于传播者各取所需，所以内容少不了一些捕风捉影的材料，真假难辨，被官方禁止。自小报产生起，当局就将其视为非法出版物。尽管政府三令五申，措施严厉，却始终未能将小报禁绝，有时反而愈禁愈盛。小报始于北宋、盛于南宋，当时时局纷纭，人心惶惶，人们都急于了解局势的发展、政府的对策，官报上消息闭塞，人们更期待从小报上了解情况。“大道不通小道通”，小报的产生和流行，正是政府封锁新闻的结果。
古代考生也作弊
科举制度是我国历史上的官员选拔制度，它始于隋，止于清末，前后历经一千多年，为朝廷选拔、输送了许多优秀人才。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作弊并非现代独有，在古代，就有许多学子禁不住“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诱惑，研究出了各种各样的考场作弊手段，这些作弊手段与现今的高科技相比，一点都不逊色。
天津有一青年收藏了一套完整的清朝道光年间的考试作弊工具。这套作弊工具共9卷本，均长4.5厘米，宽3.8厘米，厚0.5厘米。每卷本内约有10余篇文章，共10多万字，并配有一双可藏匿卷本于鞋内底层的加厚底男布鞋。让人称奇的是卷本内文字约有1毫米见方，通过牛角刻版印刷而成，可见当时作弊手段之高超。
另外，在一场拍卖会上，出现了一件清朝末年间的“作弊坎肩”，在坎肩上面，有用毛笔抄写的四书五经。坎肩看上去是用麻布做的，尺寸不大，可以推测这件坎肩的主人并不胖，个头也就一米七左右。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的眼神一定特别棒。坎肩上的字最大也不过三四毫米宽，有观众试图辨认一下，结果读两个字就串行了。
拍卖会上还有两件“挟带品”，都是一尺见方的绢，上面同样抄满文字，其中一块正反面都是字，而且字更小。据有关专家说，这样的“挟带”以前听说过，但是将“挟带”做成坎肩儿样式的极为少见，目前存世则更为稀少。
这些作弊器具手艺之精，用心之巧，令人叹为观止。
“身份证”古已有之
身份证能证明一个人的身份，它是目前一个人使用频率最高的证件之一。
身份证由来已久，它并非现代产物，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隋朝。但是真正意义上的身份证，还数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年间为官员们颁发的“鱼符”。
鱼符是一种用木头或金属制成的，其形为鱼状，分为左右两片。鱼符上面刻有官员们姓名，在何衙门任职、官居几品、俸禄几何等。同时还特别规定：五品以上的官员，备有盛放鱼符的袋，称为“鱼袋”。鱼符的重要用途，是证明官员的身份，以供应召出入宫门验证。
这比隋代仅有姓名、官品的身份证要完整得多。
到了武则天如意元年(692)，鱼符改为外形为龟状的“龟符”。鱼袋改为“龟袋”，其用途与鱼符相同。规定三品以上龟袋用金饰，四品用银饰，五品用铜饰。可见，金龟既可指用金制成的龟符，还可指以金作饰的龟袋。但无论所指为何，均是亲王或三品以上官员。后世遂以金龟婿代指身份高贵的女婿。这便是人们口中常说的“金龟婿”的由来。
宋代承袭唐制，但龟符被废弃，不过仍佩鱼袋，在袋内记载官员们的姓名、职务、官品等项，这样一来，它比唐代的鱼符更为便捷和实用。
明代时，“身份证”改用“牙牌”。所谓牙牌，是用象牙、兽骨、木材、金属制成的牌，牌上刻有持牌人名称和履历等。它与现代通用的身份证已经非常接近了。据明人陆容《寂园杂记》记载，牙牌不但官员悬之，凡在内府出入者，不分贵贱均需悬牌，以别嫌疑。由此可见，明代的“身份证”的使用已发展到社会中下层了。
古人也会“心理疗法”
谈到心理疗法，人们都认为是近代医学的心理疗法，实际上我国古代的名医也会利用心理疗法来帮病人治“心病”。
中医史上流传下来许多奇闻佳话，让人在惊笑的同时，也让人更深刻地体会到中医的博大精深。
比如在清朝时期，就有这么一位巡按大人，患了精神抑郁症，终日闷闷不乐，愁眉不展，几经治疗，都没效果，病情却一天天严重。经人举荐，一位老中医前往诊治。老中医望闻问切后，对巡按大人说：“你得的是月经不调症，调养调养就好了。”巡按听了捧腹大笑，笑这老中医是个庸医，连男女都分不清。后来，每想起此事，仍不禁暗自发笑，久而久之，抑郁症竟好了。一年之后，老中医又与巡按大人相遇，这才对他说：“君昔日所患之病是‘郁则气结’，并无良药，但如果心情愉快，笑口常开，气则疏结通达，便能不治而愈。你的病就是在一次次开怀欢笑中不药而治的。”巡按这才恍然大悟。
在明朝，名医李时珍也运用过心理疗法。
曾有个自认为得了腹泻的病人一步三摇来到李家门前，请求李时珍一定要给他看病。李时珍给他把了脉，发现并无大碍，只需静养两日，恢复体力便可，于是让他回去。谁知病人不信，死活不肯罢休，一定要李时珍给他开些药才行。李时珍想了想，就在路边拔了几根草，交给病人并告诉他回家洗净用水煎服即可。几日后，那人体力渐渐恢复，变得有生气起来，欢喜地来答谢李时珍时，才知道李时珍只是给了他几根没有药性的野草而已，不是什么药，但也不得不佩服李时珍。
再把时光机器往前推进，就会发现，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心理疗法”的踪影。齐闵王患了忧郁症，请宋国名医文挚来诊治。文挚详细诊断后对太子说：“齐王的病只有用激怒的方法来理疗才能治好，如果我激怒了齐王，他肯定要把我杀死的。”太子听了恳求道：“只要能治好父王的病，我一定会保证你的生命安全。”文挚推辞不过，只得应允，文挚与齐王约好看病的时间，结果第一次文挚没有来；又约第二次，二次没来；又约第三次，第三次同样失约。齐王勃然大怒，痛骂文挚不止。
过了几天文挚突然来了，而且不行礼，也不脱鞋，就来到齐王的床铺上问疾看病，并且尽说一些粗话野话。齐王实在忍耐不住了，便起身大骂文挚，一怒一骂，郁闷一泻，齐王的忧郁症一下子就好了。
俗话说得好：“解铃还需系铃人，心病还需心药医。”只有自己才能帮助自己，心理作用有时确实起着关键的作用。
中国古代已有“分餐制”
中国人吃饭喜欢“大团圆”，哪怕再多人，也要围坐一张桌子图个热闹。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会餐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而科学、卫生的分餐制是西方人发明的。这就大错特错了！其实我国早在周秦汉晋时代，就已实行“分餐制”了。
据《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齐国的孟尝君广招天下宾客，对前来投奔他的数千名食客，不论贵贱，一视同仁，都和自己吃同样的食物。
某日，孟尝君宴请新来投奔的侠士。宴会中，有一侍从无意中挡住了灯光，侠士认为这里面大有文章，一定是自己吃的膳食与孟尝君的不一样，不然侍从何以要遮住灯光呢？于是此人非常愤慨，欲离席而去。孟尝君为说明真相，亲自端起自己的饭菜给侠士看，以示大家用的是同样膳食。真相大白后，侠士羞愧难当。
另外，《陈书·徐孝克传》记载，南朝陈国的国子祭酒徐孝克在陪侍陈宣帝宴饮时，对摆于面前的馔食一口没吃，可散席后他面前的食物却明显减少了。原来，他是将食物悄悄带回家孝敬老母。宣帝很感动，下令以后参加御宴，凡是摆在徐孝克案前的食物，他都可以堂而皇之地带回家。
上面两个小故事可说明当时是一人一份的“分餐制”，否则不会发生这些有趣的故事。
从古代的绘画资料和考古发掘中，也可以找到我国隋唐以前实行分餐制的实证。从出土的汉墓画像石和画像砖中，均可见到席地而坐，一人一案的宴饮场景。
只是到了唐代，才渐渐演变为合餐的“会食制”，其主要原因是由于高桌大椅的出现。
少数民族的椅凳传入中原，当时叫“胡床”、“胡座”，餐桌腿椅腿全都变高了，围桌就餐的形式开始普及。但此后的民间亲友欢聚，有时还采用“分餐”的办法。北宋何远的《春渚纪闻》记载过一次“邻人小席”，各菜都由侍从分到每个盘里。直至明朝，众人合吃的“会食制”才完全取代“分餐制”，并在圆桌上产生了长幼尊卑、主宾陪副的又一种饮食文化来。
烟火“禁放”始于紫禁城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在新年到来之际，家家户户开门第一件事就是放爆竹，以热热闹闹的爆竹声除旧迎新，人们为了增加节日的喜庆气氛，从初一到十五，更是大量地燃放烟花爆竹。
但是，在热闹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隐患，如火灾事故、人身伤害，还有大气污染等严重后果，广州便针对这些问题最早颁布了“禁放令”。
但是，我们别就此认定广州是我国最早禁放烟火的地区，其实北京紫禁城才是最早的禁放区，要追溯烟火禁放的历史，得从两次著名的皇室火灾说起：
在永乐十三年(1415)正月，北京皇宫尚未完工，明成祖在已建成的午门城楼上观赏大型烟花，因鳌山搭建过高，距午门过近，燃放时忽来一阵大风，致使午门城楼被引燃，烧死很多人，还烧死一位率兵救火的都督马旺。
这场北京皇宫的首次大火，在《明史·成祖本纪》记载为“十三年春正月……壬子，北京午门灾”。
据《日下旧闻考》记载，嘉靖四十年(1561)冬，嘉靖皇帝在寝殿的貂皮帐幕中与新宠幸的尚美人燃放小烟花取乐，不料将帐幕引燃，大火蔓延烧毁了整座永寿宫。
后来，清代皇家便吸取了明朝时宫中火灾的教训，由康熙大帝一纸圣谕，下令将燃放烟花的场所移到西郊园林，于是紫禁城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禁放区”。
所以，禁放烟火的历史并非仅仅十年，早在300多年前，“禁放区”便已经出现在紫禁城中。
古人营销广告战术不逊今人
随着近年来广告学的发展，很多人都以为广告是从国外传入的新东西，其实，我国在古代就已经有了广告，其形式多样丝毫不逊于今人。
西周时期，我国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声音广告。《诗经》里就有“箫管备举”的诗句，据汉代郑玄注说：“箫，编小竹管，如今卖饧者吹也。”唐代孔颖达也疏解说：“其时卖饧之人，吹箫以自表也。”由此可见，西周时卖糖食的小贩就已经懂得以吹箫管来招揽生意了。
继声音广告之后而出现的就是“悬帜”广告。“宋人沽酒，悬帜甚高”(《韩非子》)，即在一根竿上缀布和绸子，并在布绸上写上字，然后再把竿竖立在店前。这种吸引顾客的广告形式在后来得到了发扬光大，如张籍的“长干午日沽春酒，高高酒旗悬江口”，杜牧“千里莺啼绿映江，水村山郭酒旗风”，白居易的“细草岸西东，酒旗摇水风”，刘禹锡的“酒旗大堤头，堤下墙堤上楼”等诗句就体现了当时“悬帜”广告欣欣向荣的景象。在大家熟知的《水浒传》中，武松打虎前的酒店挂着旗帜——三碗不过冈，是比较典型的旗帜广告。在古代旗帜广告比较普遍常见，就像今天的海报。
除了酒旗外，其他行业也有各种标志性的广告形式。据《费长房》中说“市有老翁卖药，悬壶于肆头”，即用葫芦作为药铺的象征性标志，悬挂街头或药铺的门前作为形象广告标志。这些“悬旗”、“悬壶”给人以非常醒目的视觉效果，用现代话说，就是“招牌广告”。通过这些象形的“招牌广告”，目不识丁的人也能知道商店经营的品种。
北宋《东京梦华录》记载：“是月季春，万花烂漫，牡丹芍药，棠棣香木，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开，歌叫之声，清奇可听。晴帘静院，晓幕高楼，宿酒未醒，好梦初觉，闻之莫不新愁易感，幽恨悬生，最一时之佳况。”因叫卖广告朗朗上口，后来还发展成为一种口头说唱艺术，流传至今成为现代文艺广告的渊源。
不仅如此，古代的广告词也非常有水平。宋代绍圣年间，苏东坡被贬至海南儋州，就曾为一卖饼老妪写了一首广告诗，诗云：“纤手搓来玉色匀，碧油煎出嫩黄深。夜来春睡知轻重，压扁佳人缠臂金。”此外，为了推广自己被贬至湖北黄州时所创的“东坡肉”，他曾写过一首很出名的广告诗《食肉歌》：“黄州好猪肉，价钱如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诗仙”李白也曾为山东苍山出产的“兰陵美酒”写下一首题为《客中作》的“广告诗”：“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寥寥二十八个字，就让人未喝先醉了，可谓古代广告语中的旷世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