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柳春芽。一听这名字就知道我准是个小丫头。当年是小丫头，但如今我已经老了。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婆叫春芽，真有些滑稽。可无论如何，我不能改名字了。这个名字对我意义太大。事到如今，不能过去的已然过去，不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人生没有回头路，所以，到死我都叫春芽了。
我是我们家的老疙瘩。因为是立春那天生的，爹娘没多考虑，就起了这个名字。天地万物到了春天便有了生机，该长叶的长叶，该出芽的出芽，没多久，满世界都会开起花来。春天是北京最忙活的时候，也是人生最充满希望的季节。爹给我起这个名字，大概图的就是春天的和暖、祥顺吧。
人命好，不在春夏；要是命苦，就算是大年初一生的也没用。我落草没几年，我爹就死了，到死都没合上眼。因为，他还有一个小得啥事都不懂的闺女，就是死了，也不放心哪。
一九六六年，那是个什么年月呢？还没立夏，天就开始热起来。热得比哪年都早，比哪年都邪性。听上岁数的老人们讲，这是兵戈之相。可那一年并没打仗，却迎来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直到整个京城都乱起来时，才知道我爹是资本家兼地主。在老家有房子有地，在城里又曾有偌大的一片产业。那几天，总听我娘念叨，幸亏他死了，好赖算是寿终正寝。倘若活到今天，非得叫打死不可。好好的一个人，谁不乐意寿终正寝呢？我记事是晚了点，可但凡记下的，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我家是我们这条胡同里，第一家被抄的，没死人，魂儿却丢了。全家人都过了今天没明天的；此时躺下，不晓得明天还能不能再站起来。只有娘一个人临危不乱，处变不惊。她总说，一切东西都是身外之物，这年头只要人丁平安，便是天大的造化了。娘的这句话，极有预见性。几天后打人抄家，便成了家常便饭，死人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一家老街坊，是正牌的民主人士。老爷子和周恩来总理是南开同学，一生办教育。可就连这样的人家，一夜之间，竟被打死了三口。那些日子，常能在垃圾堆里见到死尸。这些事情，我全都记得清清楚楚。然而，真正跟我个人有关系的，就数上山下乡了。
一九六九年春天，上山下乡轮到了头上，我这才惊异地悟出：触及每个人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连个小毛丫头都不肯放过。那一年我十七岁，身高刚刚过了一米五八，就像棵小树，虽未长成栋梁之材，却也得经风雨见世面了。这是老人家的号召，谁敢不去，我也不敢。这些年来，许多事情都已经发生，尽管站在那里，和同龄人一样高，可心里却总觉得比别人矮半截，谁叫我是资本家出身呢？父债子还，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可父亲究竟欠别人些什么，我不知道。
但我清楚地记得父亲，那么高大魁梧的一位老人。腰不弯，背不驼，到死，都改变不了那不卑不亢，温文尔雅的气度。他一辈子挣钱无数，却从来不曾把钱财当回事。谁有困难，他都慷慨解囊。抗战时期，好粮食被日本鬼子抢了个精光，庄稼人只能吃混合面，吃得拉不出屎来。父亲知道后，想尽办法，弄到了整车皮的粮食，给老家运去。全村人不论远近亲疏，按人头分。这些，全是当八路军的堂姐夫跟我讲的。他说，我们村是个大村，没有哪家没得过父亲的好处。我对父亲的记忆，就剩这些了。本应该恨他，却恨不起来；更应该批他，却又不知从何下笔。我曾经这样埋怨过，就算他老爷子对得起天下人，却绝对对不起我们。但凡为后代子孙想一点点，他也不该置房子、置产业地当资本家呀。但是我没法儿恨我爹，没有爹，哪儿能有我呢？这也是自古以来的道理。可我活着，又为了什么呢？就为了活在世上，做个“狗崽子”吗？当然，这样的问题，谁也不能老想着。老想着，非神经了不可。但是，我认命了。从十七岁时起，我就认了命，这一辈子，恐怕就再也没有摆不平的事了。所以报名时，只报云南，其它地方一概不去。要走，就走得远远的，从此以后，再也不受家庭的牵连。西双版纳，已经到了西南边陲，没有比那儿更远的地界了。那地方适合我，于是就报了名。我上云南不同于别人，既没想战天斗地，扎根边疆，干一辈子革命；也没想早早回到北京来，再享清福。我是赌着一口气走的，不知道在跟谁较劲。迁过户口后，我想通了，既然自己的命都由不得自己，那就随它去！认命的人不随命哪儿行呢？可一连好几天，我的脾气都随驴。谁跟我说话，我就咬谁。天天顶着一脑门子的官司，好像全家人都欠我的似的。
不管欠与不欠，家里人为我的走，很伤了一番脑筋。娘是第一个不乐意我走的，却又不敢拦我。直到户口都迁了后，她还说，云南，那得有多远啊？要想干农活儿，何必非要跑到西双版纳呢？姐姐请了她中学时的一个同学来劝我。这个同学高中毕业，没考大学，直接进了工厂，是个产业工人。我姐总觉得，工人阶级说话，可能比较有分量。可产业工人并没有说出产业工人的话来。他对我说，上山下乡是一阵风。风没有总刮的，总有止住的那一天。在中国，什么事情一旦成了风，就成了问题。哥哥、姐姐全能养我。而我这一走，等于要了娘的半条命。然而，这些话丝毫也没打动我。最后一个出马的是我哥。他倒没带任何感情色彩，只说西双版纳是个苦地方，最穷的寨子，连盐巴汤都喝不上。一年到头，不是下雨，就是顶着个毒日头，绝对不像报告团说的那么好。我说，苦也罢、累也罢，反正，我是走定了。如今想起来，连自己都不敢相信：一个十几岁的半大孩子，怎么就敢拿那么大的主意呢？后来，他们的话全应验了，而我，到了也没后悔。
我嫂子是医生，临走之前，给我上了最后一堂课。上了这堂课之后，我才知道自己真正是长大了，大到可以谈婚论嫁了。家里给我的指示是：绝对不许在云南谈恋爱。一结婚，这一辈子，就甭想再回来了。可我，压根儿就没想过回来的事！那时候只想走，只想逃出这火坑去。嫂子教了我几招儿，倘若有人对我非礼，我应该如何应对。这话她说得非常认真，就好像真有流氓准备强奸我似的。我说，我们是女校，在学校里，很难看到男人的影子。可我嫂子却说，一上火车就两样了，就更甭说到云南了。
不知是我嫂子太聪明，还是我太傻，刚一上火车，我就看明白了，果然是个男女混杂的世界。车上三分之二是男生，三分之一是女生。他们和我们一样，彼此都觉得新鲜。男女界限，恪守得比我们还严格。大件行李走的是货车，小件行李是我哥扛到车厢里的。一件一件往上码时，全是我们自己动手，没见一个男生过来帮一把。
火车快要启动时，我觉得自己好像没哭，可实际上，还是哭了。
我侄女说：“姑姑，你早点回来呀！你不在家，谁和婷婷玩呢？”
她这一说，我眼泪流得就更欢了。火车迟迟不开动，上下一片哭声。我用力拉着婷婷的手，半天，都没说出一句话来。
后来，火车终于启动了。车上车下，登时哭成了一片。几千口子人一块儿哭，那情景，真像是杜甫在《兵车行》里形容的：“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我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不像是生离，倒仿佛是死别了。而对于那些永远不能回北京的人来说，这一刻，便是永别；而北京，也就是他们最后的北京了。就这样，我走了。走上了一条遥远艰苦的神秘之路。前面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谁也无法预料。
火车还没进丰台呢，我就不哭了。说不哭，眼泪一下子就没了，比自来水关得都快。云南，不是我自己要去的吗？那里，有我一辈子都没见过的西双版纳；一辈子都没听说过的热带雨林；更有吃不完的香蕉、菠萝……一想到这些，我非但不难过，反而有些兴奋。北京有什么好？它让我想到的是战战兢兢的日子，是羞辱，是永远打入另册的命运。
心里畅快了，自然也就顾得上看看其他人了。果然，整个车厢，都像换了一种空气似的，没有一个再哭的。尽管依然有些沉闷，可毕竟，比刚离开北京站那阵儿，要好多了。我们学校去云南的一共有六个，徐东蔚、沈虹、钱福禄、张海曦、王征和我。我们班只有我一个。
坐在对面的是钱福禄，出身小业主。人长得不丑，更爱打扮。在学校时，我俩就认识了。她有点见面熟，虽然我没准备跟她搭话，可还是聊了起来。
“刚才送你的是谁？”她问我。
“我哥、我姐，还有我嫂子。”
“你哥在哪儿上班？”
“在学校。”
“哪学校的？”
“北大。”
“噢……”她应了一声，思忖起来。
本想她能不再问了，可福禄偏爱打破砂锅问到底，像查户口似的，非把我家情况，调查清楚不可。
“那你姐呢？”
“我姐是记者，我嫂子是大夫。”
没等她再问，我已经把我们家这几口人全都交代明白了。我也不傻，光许她问我，为什么我就不能问问她呢？
“刚才送你的，是你爸吧？”
“当然了，我爸长得特精神，决不吹牛。要是能年轻几岁，他真能去演电影呢，说不定，还会是个名演员呢。你爸怎么不来送你？”
得，又让她拿了主动权。我本来想说，我爸没工夫。但转念一想，不妥。原本就是一个学校的，我在学校里又小有名气。写入团申请书那阵儿，把我们家几辈子的情况都交代清楚了。这会儿，再冷不丁地冒出个爸爸来，反而叫人误解。于是我便说：“他没法送我。”
“为什么？”福禄一脸的好奇。
“他死了。”
“你还真够诚实的。”
她坏笑了一下，不再问了。而她想知道的，已然全部知道。
“柳春芽，其实，我早就了解你了。”
她又坏笑了一下，笑得我心里直发毛。这些年来，我最怕的就是这个，最怕被人了解。
“我听说……你家，一直住在深宅大院里。你都挺大了，还有老妈子侍候着，条件好得不得了。吃穿使用，比他们干部子弟都高级。一个像你这样的人，都能跟我们一块儿到西双版纳去受苦，可见，这个世道真的是很公平合理了。你们家就舍得放你走？”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谁都知道我家成分很高，而我的觉悟却很低，境界则更低。临走时，家里怕我到了农村作难，给我带了很多东西。知青里，我的行李最多，箱子最大。这事儿本身就是阶级烙印的具体表现。好在钱福禄没真的想让我难堪。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这年头，本来就是个不容你要脸的年头，但要做到彻底地不要脸，似乎还没那么容易。
坐在钱福禄旁边的叫沈虹。个子很小，心计却很深。话不多，总话里带话，似乎每句话里，都有一些叫人琢磨不透的意思。
初一年级，就来了我们三个。初二没有。她们是连锅端，一律到东北生产建设兵团。而初三和高三则不同，先是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然后，再按等级打发。最好的是参军。能参军的，自然是干部子弟，而且，是爹娘不能有一点砟儿的干部子弟。其次，是留北京进工厂。再其次，是上山下乡。海曦和王征都是初三的，而且还在一个班。不知怎么的，我和海曦一下子便聊了起来。她自己说，她是小业主出身。可她们班同学却说，她爸爸是个历史反革命，当过国民党宪兵队的连长。我倒觉得海曦这个人挺好的，而且挺随和。红扑扑的一张瓜子脸，脸上有几个不显眼的雀斑，一双极弯的眼睛像月牙。一颗大虎牙，一张嘴，就先露了出来。头发黄而稀疏，渗透出一股莫名其妙的柔情。
“……你那小侄女真可爱，叫什么名字？”我俩就这样聊了起来。
“叫婷婷。你怎么知道她是我侄女的？”
“傻瓜，她管你叫姑姑呀。柳婷婷，这名字真好听。”
“好听个屁！我听着就像叫刘婷婷。”旁边的一个搭了茬儿，搭茬儿的是王征。她横眉立目，英姿飒爽，刚要再说点什么，我马上横了她一眼：“不能全中国所有叫婷婷的女孩，都是刘少奇的闺女。”这一下，她没词了，我的自我感觉非常好。
“我瞅着那孩子好可爱。要不是时间短，真想抱抱她哪。”海曦微笑着说。
我看出来了，她是个善良的人。一个能实心实意爱别人家小孩的人，总不会太坏。虽说她也许不超过二十岁，可是却早已饱经忧患。破四旧时，她爸爸、妈妈全被赶回了老家，只把她和妹妹留在了北京。从六六年到六九年，在没有一点收入的情况下，她们是如何过来的，没人知道。然而，海曦却从来不诉苦，对前途不乐观，但也不特别悲观，来云南，是纯属无奈。既然来了，她便能随遇而安。
“她跟你说什么？”
“她非要跟我上云南去不可。我俩常在一块儿玩，上小学时，我就带着她去北海、爬景山了。我们家住在城墙边上。那时候，还没修地铁，有护城河，还有城门楼子。门楼老高老高的。她脾气硬得很。有一次爬城墙时，我抱着她，摔了个大跟头。我都哭了，可婷婷愣没事。”
“你和婷婷分手时，哭得最厉害。一边哭一边喊。我把眼泪收住，就顾看你了。”
“恶心！”王征好像自天而降，又叫了一声，把我吓了一大跳，也不知她骂的是谁。
“我也哭了。”海曦毫不示弱。“谁也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人不许哭，要眼泪干啥？”
“你更恶心！”王征又紧跟了一句。我终于悟出了她那弦外之音。
“你不愿听我们说话，可以把耳朵堵上。”
“我就是不爱听。”王征过于专横跋扈，但我不想和她拌嘴。不能刚上火车，我俩就先吵了起来。
“姓王的，我知道你铁石心肠，没有一点人味儿的。要是有人味儿，就不该在下乡劳动时，把人整得那样惨。告诉你，全车厢除你之外全都哭过。大伙儿全都恶心，就你一个人不恶心，这成了吧？”几句话，海曦就把王征给彻底问住了。我们是隔雾看花，而她们是知根知底。王征立时傻了眼，像运动员没把球投进篮里去那样尴尬。她咬了咬嘴唇，没再吭声。我们也全不言声了。
谁都知道王征是个人物。文革一开始，她就亲手创建了红卫兵组织，把个冷冷清清的学校，搞得轰轰烈烈。可是没过多久，她老爸倒台了，红卫兵组织毫不客气地把她清理了出去。她不恨昔日战友的没情没义，反而对从没招惹过她、一直受她气的人，恨之入骨。“老革命犯错误，你们乐什么？再犯错误，干部子弟也还是干部子弟，狗崽子仍然是狗崽子。你们幸灾乐祸早了点，全都是阶级本能！”她一直想有些革命行动，但她老爸的政治问题限制了她，使她不得不有所收敛。不晓得为什么，上山下乡时，竟和我们一块儿来了云南。
坐在我们大伙后边的是徐东蔚，是高中的。人长得又粗又壮，素有“一丈青”的诨号。说话时嗓门极大，好话也得横着出来。另外，还有一个大伙全不认识的人，叫鲁莎莎，据说是女二中的。她跟徐东蔚什么关系，我们不知道。但她肯定是投奔东蔚来的，所以，才到了我们这节车厢里。鲁莎莎长得很美、很雅、很柔、很静，古香古色，而且很少说话。不知是认生还是天生寡言，总之，她显得有点孤立。
一整天，我们都老老实实地坐着。一辈子从没出过这样的远门，更没坐过四天四夜的专列。我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如果还想回家的话，这么远的路，将来可怎么回来呢？一想到回家，心里登时就乱了营。还没出河北省呢，我就想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