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冶认为这更是掩耳盗铃了。“这事很复杂，在我的记忆中，类似这样的场所，恐怕要到公安部门去批。”他清楚地知道有关的规定，故意把它说得不明白。
“公安部门我们自己去想办法。”呰可凡说，“问题的关键是事情必须从你们这里发起。”
“应该由你们来发起才对。”金冶笑着说，“我只是一个审查、批准者。”
“对，是由我们发起。”曾可凡承认自己说的不对，“第一关就是城区政府。如果你们不同意，一切就无从谈起。”
“我一下子也无法回答你，等我回去咨询一下再说如何？”“最好快一些。”曾可凡看上去有些不高兴了，他在别的地方办事从来都是很顺的。
“办任何事情也不能太着急。”苏副局于插了进来，“来咱们一杯。
金冶和他们两个碰了一下，但只是象征性地喝了一点。
苏副局长和曾可凡却一口气干了个底朝天。
曾可凡向金冶亮底不意。
“我下午还有一个会。”金冶说。
“谁没开过个会啊！”曾可凡不屑地说，“你的酒量我又不是不知道！”
“据说当年的外交部长乔冠华和副部长姬鹏飞都是好酒量。某次他们两个宴请刚到任的阿尔巴尼亚的大使。乔和姬就相约把大使给灌醉。可大使是一个滴酒不沾的人，他们退其次灌刚来的参赞。参赞防不胜防，宴会结束时已经大醉。结果在开车回家途中，把一个人给撞死了。当然参赞不会为这个事而被判刑，可影响还是很不好的。阿尔巴尼亚是当时欧洲惟一点燃的社会主义明灯。后来这事被周恩来知道，他狠狠地批评了乔和姬，并做出规定：在外事宴清中，任何人饮酒不得超过自己酒量的三分之一。”金冶转动着手里的杯子，“我从知道这典故之日起，就把它当成了自己的规矩。”
“规矩也不是不可以破的。”曾寸凡还是坚持要让金冶把酒干掉。
“规矩就是规矩。自己破。己的规矩更没意思。”金冶不是能随便让人左右的。
苏副局长觉得自已应该出面解围了：“主随客便。算了吧。”曾可凡不再坚持：“洒你可以不喝，但我的事情你可要快些给办。”
“这种事情比较微妙，我回去研究、请示后，一定尽快答复你。”金冶作为一个优秀的机关工作者，是不会轻易让人打中重心的。
“你是常务副区长，这种事你批一下不就行了？”曾可凡酒喝得不少，思路已经不太清楚。
“所谓的常务副区长就是经常向区长建议，而区长经常说不行的人。”金冶把区长抬出来。“来，”他举起酒杯，“不管事情今后的进程如何，咱们把这最后一杯给干了。”
出门后，曾可凡去开车时苏副局长好像很随便地说：“回去代我问候老刘。”
“好的。”金冶知道苏说的“老刘”是城区的区委书记。
“有消息说他要动一动。”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金冶知道苏钯这个消息告诉他，就等于送给他一件贵重礼物。但他不想要这礼物，所以就不接着提问。
整个下午金冶都在开会，散会后一回办公室，发现自己在市立医院当内科大夫的妻子在里面。
“你是怎么进来的？”他笑着问。
“我毕竟是你的太太，所以秘书就把我放了进来。”
金冶问妻子从哪里来？
“本次例会是在你们区医院开的，我顺便就过来了。”妻子理了理头发。
“有没有遇到好素材？”金冶问。北京的医学界有一个很好的习惯，每个月都召开一个行业会议，把各个医院遇到的疑难病例拿到会上讨论。会址是一个医院一个医院地轮。
身为内科主任的妻子是个很敬业的人，开始给丈夫讲今天遇到的病例。
金冶不很懂妻子的专业，但还是很认真地在听。
等妻子讲完，他问：“我发现每次你们对疑难病例的讨论，都是以解剖为基础的，万一遇到一个疑难病例，可死者的家属不同意解剖又该怎么办？”
“医院会出大价钱去买。”
“如果家属坚持不卖又该怎么办？”
妻子帮丈夫把风衣穿好：“如果你同意不向外披露，我就告诉你。”
金冶伸出手指和妻子勾了一下。
“一般会有人出面动员死者的家属以医疗事故为理由，和医院去打官司。而打官司必须有解剖报告的。”
“这生意可够损的。”金冶把门关好。
“损一人而利大家。用你们官僚的话来说，就是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关系。”出了大楼后，妻子问：“今天没车？”
“除去在外面开会，顺路让司机送外，我从不坐车回家。”金冶挽起妻子的胳膊，“咱们还是安步当车吧。”
“我原来还以为能蹭上车呢“你不是告诉我，生命在于运动吗？”
“我还告诉你‘当官在于跑动’呢。可从来没见你跑过。”“跑也不能让你看见。”
金冶正和妻子斗嘴时，一辆尼桑车停在了他们面前：“金区长，我送您回去。”司机放下了电动窗户。
“我们就到对面。”金冶说。
司机听完后一加油门。
等车走远后，妻子说：“看样子，你果真想安步当车？”
“如杲是辆别的车，我是会坐的。”金冶笑了笑，“关键这是我们大区长的车，别人不好随便用的。换句话说，那不是车，而是权力的象征。”
“看来你们政界和我们医学界差不多，都是等级森严。”
“如果你这个主任说了不算，谁想给病人吃什么药就给什么药，病人不死也得死。”
金冶刚才说的并不是真正的理由。真正的理由是他不喜欢那个司机。某次他和区长一起去河北参加一个会议，途中，两个人商量干部问题时，这个司机竞然回过头插人评判，臧否人物。当时他很不以为然。但大区长没反应，他也不好说什么。后来这个司机单独拉着他时，又旧话重提。他没接他的活，而是告诉他一个真理：“普天下的司机都一个样，他们手中最有价值的通货，就是在车上听来的小道消息。另外，区长司机确实和一般的司机不同。但这个词组当中，‘司机’两个字是修饰‘区长’的。如果有一天，把区长两字给弄丢了，那确实成丫司机了。”从此这个司机见了他就特别的老实。
当然这些话没必要说给妻子听。
四
因为临近人大会的召开一一本届政府将在这次会上改选所以区长格外嘱咐金冶要把《政府工作报告》写好。对比之下，区委刘书记好像不太热心。他不由地想起苏副局长的“刘要动一动”的说法。
想归想，金冶和谁也没说过。议论人，不管他是上级、同级、下级，都不是好习惯。因为别人从来不会因你的议论而改变什么。所以要“非礼勿动”一这个“礼”在这里就是规矩、规律的意思。
他准时到了新星酒店。这个酒店共有八层，简单而结实，但肯定上不了星级。它是城区政府出资建造的，所以每当有大的写作活动，金冶总愿意把他的“写作班子”集中到这里。
刚到区里时，泡制大文章，他宁愿到远郊的随便一个疗养院去。区委的一位副书记问他为什么？他说：“一是新星的费用高且服务差；二是不清净。”副书记笑了：“在‘新星’无所谓费用不费用的，因为它是咱们自己的酒店，你花了钱，不过从行政经费中划拨到招待所而已。就像国家的钱给了这个省或那个省一样，总也出不了中国大地。可如果你到某个疗养院去，那就花一分是一分。至于服务差，那是对一般客人而言。以后我给你打个招呼，立刻就能让它上了星级。至于清净，那你自己去体会吧。”金冶当时没有接受副书记的劝告作官的人，总是不随便接受别人的劝告的。尤其是同级官员的劝告。总接受别人的明示、暗示、指示，会被认为是一种没能力的表现一但他去了远郊几次，就想通了副书记话中的道理：疗养院一尤其是远郊的疗养院，还一直在沿用计划经济的方法，一点点商业精神也没有。打个比方，如果大家加班加晚了，想弄些夜宵吃，那不管你花多少钱也是办不到的。更重要的是，如果区委书记、区长召唤，或市里什么领导来检查，你马卜就得回。这一来一往，就是两三天，大大十扰了工作。于是他就改到新星酒店试试。试了几天后，他就明白了为什么“大隐隐于市”。
金冶看“写作班子”的成员已经全部到齐，就宣布开会。
“写作班子”这个名称，他从来没有公开使用过，因为只有中央、各省、各部的首长，才有资格成立自己的写作班子。他的一个曾经在国防大学学习过的同学李给他讲过这样一则故事：在写毕业论文时，他选择的题目是《九十年代与美国、苏联的核对抗的战略问题》。题目刚一出，老师就劝告他换一个。怛他不肯换，他是一个着名部队的师X，而且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扛过大头。这样的人，主意还是硬的。更何况他的论文参考了大量国外资料并溶人了很多自己的看法。论文是顺利产生了。可他在一个小型的会议上宣读他的论文时，立刻就遭到毫不留情的讥笑：你区区一个师级干部，有什么资格来论述环球战略？这个题目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最少也要总参作战部长或某个军、兵种的主官来写还差不多。讥笑儿乎来自全体学员，凡在国防大学学习的人，正师级就是垫底的了。事件过后，同学李极有感触地对金冶说：“你可以论环球战略，其至论及宇宙战略，但你在使用名称时，一定不要忘记等级因素。记住：知府、知县是不能戴红顶子的。”
不过“写作班子”的名字虽然不能用，但可取其实质。这其中的道理如同排、连、营旨长没有警卫、秘书，但他们也有承担秘书、警卫功能的通讯员、公务员一样。
因为前几天，金冶已经把自己的思路告诉了大家，所以一上来，就让大家发言。
这是金冶一向的写作方法：有大的东西要写，先把他认为能写的并能召唤动的人集合起来，然后讲总构思、总意图，随之让他们分头去写。等过上几天或一个星期，再集中讨论上几次，也就大体定了下来。
当然，这种方法不是从学校学来的，更不是生而知之。他在经委当部门领导时，几乎所有的材料都亲自动手写。他当时认为那种由别人代劳的做法，是官僚主义的做法。到了城区后，他依然故我。但渐渐觉得力不能支，因为政府的事，不像某个单纯的业务部门，复杂得很，可以称得上是千头万绪。更重要的是有些事情看上去虽然不大，似它跨部门。所以必须集合各个方面的人物、人才。事必躬亲、委任责成是全体领导者的两条腿。哪条腿先迈方便，就用那条腿。
今天他主持讨论的内容是一九九八年度的区政府的《政府工作报告》。
政府工作，不像工业、农业、军事那么具体。它是抽象的。正因为它抽象，所以它的工作成绩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工作报告》上。
这是一间很宽敞的会议室。屋子中间是一张大椭圆形的会议桌，沿桌是十多把宽大柔软的椅子。
坐在顶端的椅子上的金冶，头发一丝不苟，衬衫的领子和袖口都扣得整整齐齐的，领带结也打得小而端正，给人以严谨、精力充沛的感觉。
他先把《政府工作报告草案》的第一部分念一遍，然后就这一部分让大家来讨论。他读文章时，语音、语气都很标准。这一来得益于他的先天条件。声音是不能学习的。有的人天生就音色浮华，听上去轻飘飘的没有根。有的人声音沙哑，给人不舒服感。但他的声音浑厚，听上去就发自肺腑。二来也得益于他的学习。音质不能学，但音调、频率却是可以学习的。大约是七八年前，他读了本有关讲演的书，认识到讲演对于一个政治家是如何的重要，就一直留心此事。一次因阑尾住院，同房的正好是一个播音员。于是他拜其为师，很学了一些技术。
此播音员在金冶出院后不久就去世了。所以金冶在使用他的技术时，总有薪尽火传的感觉。并时时感受到其技术的作用，声音是一个人的外在重要表现之一。一个人观察另外一个人，在很多时候是不能够深人内心的。所以外在表现往往比内在素质还要重要。
金冶把《报告草案》的总纲读完后，大家开始发表意见。渐渐地秩序变得乱起来，每个人都要提出自己的遣词造句或思路。
徂他不怕“乱”。或者说这种“乱”正是他自己造成的。像《政府工作报告》这种包罗万象的东西，一个人是根本无法完成的，必须集合大家的思想。不乱就无法发现他们的思想是什么。
“我不同意对工业的评价。”说话的是区工业局的办公室秦主任。“在这个阶段，我们区的工业产值虽然没有大幅度上升，但实际上也是大幅度的上升。不过是看上去没有大幅度上升罢了。”
有两个刚刚加入这个“写作班子”的大学毕业生，听到秦主任的话不禁笑了出来。
“你们笑什么？”区政府办公室主任问。
“他的话不合逻辑。”答话的是那位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硕士黎弘。他刚来时要求下基层，但金冶把他留了下来。
“小伙子，逻辑有好多种：政府有政府的逻辑、报告有报告的逻辑、你们学校里有学校里的逻辑。这些逻辑是不一样的。”政府办主任说。
“但根本的逻辑只有一个。也就是小逻辑要服从大逻辑。”黎弘显然不服气。
“那咱们就来讨论什么是小逻辑，什么足大逻辑。”如果是别人，也就是“写作班子”里的老人，顶撞他，政府办主任也许能够容忍。但他绝对不能允许一个刚到没几天的“毛头小子”顶撞他。他是一个长朗操笔写作的人，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可以把文章写得很上口、很顺的人。也正因为他有这些长处，所以他总是蔑视那些有文凭的人。
“有些说法确实是不合逻辑的。”金冶摆摆手，“比方曾经在贵校中文系任过教的费正清教授，在一篇文章里如此形容两个姑娘：她们当中的每一个都比另外一个更漂亮。你说这话合逻辑吗？”
黎弘摇摇头。
“当然不合哲学逻辑。但它合美学逻辑。”金冶把铅笔当成教鞭。“也就是说它很传神，很能说明问题。”不知道为什么，金冶总是相信黎弘以前的名字叫“黎红卫”，起码也叫“黎宏”。因为他是一九六七年出生的，那个时候的人是不会用“弘”这个有佛教味道的名字的。
黎弘点头，
金冶示意秦主任继续说。主持会议的人的主要功能就在于协调、承上启下，使得会议能流杨进行。
秦主任开始一板一眼地讲他的思路。他的大体意思是：区政府和区工业局，为了追求真正的效益，关停并转一些企业。这样从表面上看去，好像产值下降，但这是真正的上升。与此同时，他列举了大量已经取得和预测的数据来补充说明。他对数字有着惊人的记力，说七八位数字就像在说自己的生日。
金冶是相信他说的这些数字的，起码秦主任自己是不会编的。他在思考如何把这些抽象的数字变成形象的语言。因为人民代表是不太喜欢听“数”的。在大部分时候，形象比抽象的力量要大，文学之所以闹不过影视就是这个道理。
“这也就是说：我们在产值平稳上升的同时，取得了真正的效益。”研究室处级研究员老曲说。
金冶不禁暗暗地称好。
老曲今年已经六十七岁。他在北大读社会学系时，就是进步学生。金冶到区里时，他就已经退休了。一次慰问老职工，金冶去了他家。他非常惊异地看到老曲的书架上整整齐齐地放着《二十一四史》和《资本论》。《二十四史》横卧，《资本论》竖立。他不由自主地说。老曲不置可否地笑笑，“您真的全都读了？”金冶翻动着《二十四史》里夹的纸条，“现在不读了。”老曲简单地回答。因为有随行人员，金冶没多说，只是问他有什么困难？老曲说：“要说困难也是老困难了。既然你是新领导，我就再对你说说。”老曲站起身在房间里来回转：“我在学生时代就参加了学运，怛现在却只能算是退休。这是不合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