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3月，美国出兵越南。中共中央在4月12日发出关于加强战备的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9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同意第三个五年计划‘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方针。沿海为第一线，华中为第二线；第三线是指西南的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为全国的战略后方。”
“毛泽东认为，根据国际国内的形势，彭德怀、黄克诚、习仲勋等人不宜留在首都，提议分配他们到外地，挂职下放。经中央同意。”
“9月7日，彭德怀、习仲勋专案委员会常委开会研究下一步工作，康生在会上讲话说：‘中央最近分配这些人（彭、黄、习）的工作，我们了解有两方面：一方面更便于我们审查他们的活动，所以我们不要松气（有人插话：他们一出去，就会叫）；二方面还表示希望他们转过来，转不转过来，全看他们自己。’”
彭德怀开始结束吴家花园冷僻得几近农家的生活，向分居多年的夫人浦安修和杨尚昆等老战友一一辞行，提到毛泽东的这番起用，每每一掬深情、乃至怅然泪下……而此时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的工作也在加紧进行--
“委员会下属的专案办公室写出了《彭德怀反党问题审查报告》第五稿，并进行了讨论，认为彭德怀和黄克诚这些人是反革命、阶级敌人。”并强调：“专案审查委员会‘实际上是审查反革命，审查他们的反党、里通外国、搞颠覆活动，要这样来写审查报告。’‘审查委员会的任务不是证明谁正确，不是审查他们的翻案有无根据，而是进一步地审查他们的反党罪行。’”
1965年11月28日，许是怕引人注目，身着染成黑色的军呢大衣的彭德怀，搭乘33次列车，随汽笛一声长鸣，心潮半是浩茫、半是激越地向祖国的西南边陲奔去，他尚未看到已在同月10日刊载在《文汇报》上的一篇磨刀之声嚯嚯可闻的长文，即姚文元在江青授意、张春桥主持下写出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他是在30日到达成都这一天，才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这篇被转载的长文。他看着看着，额头和脖子上的青筋一条条突起，好似夏季饱绽的豆角。几十年来被战火薰燎得黧黑的脸膛，片刻间更黑了，宛如一柱被怒火烧透了的焦炭。他一下将报纸摔在桌上，一声嘶喊，整座胸膛都在为之共振：“简直是胡说八道！”
他思索了一会。中国革命近半个世纪的各个重大事件，几乎无不藏在他脸上层层的皱迭里，他饱经了中国革命的沧桑与奥秘，尽管如此，他似乎还是缺乏把毛泽东和这篇长文联系起来的想象力。他扔给身旁的工作人员一句话：“不管它，我们干我们的工作！”
随后，彭德怀以67岁的高龄，不辞鞍马劳顿，风尘仆仆于内江、自贡、威远等地，了解天然气和煤炭的生产情况。这时，12月21日，在秋光仍未退尽的杭州，神清意爽的毛泽东对陈伯达等人说：
“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按：指点了吴晗的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直到1967年7、8月间，彭德怀才察觉毛泽东与自己的那次会面颇有鸿门宴的意味：
66年年末他被押到北京，受中央警卫部队和首都高校红卫兵共同看押。他不会去计较在审讯过程中为追问他“为什么反对毛主席”，而对他拳脚相加、造成肋骨骨折并昏死过去的红卫兵，他视这些重新调整后被充实进自己专案组的娃娃，为一块热情的野草疯长、而历史知识却几近颗粒无收的薄田；
或许，他也不会去计较自7月26日开始，重伤中的自己被北京航空学院、清华大学、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三军直属机关和在京院校、人民日报社、北京师范大学、空军直属机关及空军在京院校、各文体单位、北京邮电学院等数十个单位连续地“揪斗”。其中六次为万人大会，七次“游街”。“一些彪形大汉被选来按他的头，反提他的胳膊。长时间的伤痛、愤怒，使他在愤怒中几度昏迷。”
在北师大“揪斗”的那次，当他被从三轮车上拖到台上时，他看到了拉来陪斗的、一别又是两年的妻子，她深陷下去的眼窝里是溢不住的痛苦与迷茫。她惨遭殴打，昏倒在地，他大声呼喊：“我和她早就分手了，她是无辜的！”
此次批斗后，浦安修精神上彻底崩溃了，二十天后，她独自走到王国维投水、“文革”中又是众多冤魂萦绕的颐和园昆明湖边，吞下安眠药以求解脱，侥幸的是被人及时发现，与阎王爷擦身而过……
我想，彭德怀对于这一“批彭高潮”的理解，最终完成于--震惊全国的武汉“七·二O”事件之后，林彪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从而使得他本人迅即成为了“军内一小撮”的总代表；
他自押来京后，1月与4月间分别给毛泽东写了两封长信，在颇为冷静地汇报自己被抓、被斗、身陷囹圄的言辞下，显然在要求毛泽东对此给个“说法”。
泥牛入海，黄鹤不回。但可以使他确信出自于毛泽东首肯的“说法”终于来了：
“8月15日晚，彭德怀在囚室内听到部队在院子里集合，接着，窗外高音喇叭传来《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的播音。从1959年8月在庐山上产生了这个决定他的命运、也影响着整个中国命运的《决议》以来，还是第一次向全国、全世界公布这个文件（摘要）。这意味着什么呢？彭德怀先是一怔，随即把椅子向门口移动一下，仔细听下去。他有时点点头，有时发出笑声。哨兵走到他身旁，想了解他的反应，他说：‘这叫我怎么活咯……’”
他笑什么呢？莫不是想起了毛泽东的那番私房话：“也许真理在你那边……”他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滑稽……
他点头是悟出了什么呢？莫不是他终于悟到了所谓“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衷心诚意的”，其实，是在“支持”他以一个陨石坠落的速度坠落于彻底的毁灭……
1974年11月29日，一位早就被剥夺荣誉与自由的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革命英雄和民族英雄，死不瞑目于一间阳光与空气也被剥夺了的黑暗小屋。
我们由此发现，虽然毛泽东可以和傅作义、李宗仁等人握手言欢，可以与柳亚子、周谷城等人吟诗唱和，甚至似乎视罪恶深重如山的溥仪、沈醉等人为珍奇的出土文物，以一种颇为优雅、宽松的心情去欣赏、把玩……
但越是毛泽东真正的同志或是战友，倘若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上有哪段让他冤枉过，痛苦过，冷清过，他大约是要在心里记上一辈子的。
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清楚地回忆道：
毛泽东指着张闻天对我们说：“此人曾想要我的命。”
张闻天显得十分尴尬，无言以对，唯有苦笑。
毛泽东又指周恩来说：“此人也曾反对我。”
周恩来坦然说：“历史上我反对过主席，反对错了，所以才坚定地站到了主席这一边。”(见权延赤、黄丽娜《天道--周惠与庐山会议》)
而一旦被他视作现实政治上的对手，他更是会待之以韬晦，却不会施舍一点仁慈之心。
其中的原因，不仅仅是毛泽东一生中经历了太多的明枪暗箭，目睹了河山般厚重的鲜血与死亡，以致于他对人性、人道主义、人的价值常常可以像芥末一样忽略不计；
也不仅是“他似乎认为，为了完成他的历史使命，有时必须要强硬到近乎残忍的地步，甚至说要做‘马克思加秦始皇’。”（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在毛泽东身上一定还存在着一种如同他既自尊又自卑一样深刻的心理因素。
本节未能发掘出这是一种怎样的心理因素，却提供了一个切切实实的行为依据：
在政治斗争的案板上，在毛泽东的一双粉尘掀扬不止的大手下，既然很长时间里被其称为“战友”、“同志”的邓子恢、彭德怀的命运，都会被搓揉得如此狼狈不堪，乃至惨不忍睹，更遑论毛泽东眼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只配冠之以“梁上君子”的中国知识分子？
24辛苦了，胡乔木
对于毛泽东这个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胡乔木作出了官方正式的、全方位的解释。
1957年6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起草的题为《不平常的春天》的社论。在这篇社论里，胡乔木宛如一个泥水匠，吃力而又轻松地弥补着毛泽东在党内、党外造成的那两个信用差距。
说他吃力，是因为在毛泽东威望好似长城一般伟岸而去的墙上，他需要弥补的是两个虽不能说是后无来者、却是史无前例的巨大窟窿，他得大量填进从一孔非逻辑的窑里烧炼出的却又闪耀智慧之光的砖块，还得凭一种对党内同仁和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直觉，去抹平砖行与砖行间出现的将有可能挂上疑惑目光的浆灰毛刺；
说他轻松，毕竟他是高站在权势的脚手架上，除了搅拌浆灰的声音和他手里的瓦刀偶尔撞上砖块的金属声，天地间几近一片缄默。这是一项没有任何标准、我就是标准的工程，因此他很可以进入一种随心所欲并为此而深深陶醉的境界……
不论是对胡乔木本人的文字生涯来说，还是对1957年的反右运动来说，这篇社论无疑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有鉴于此，我们得一起来领略一下这经过修补后俨然有着大理石般光洁的墙面--
“一九五七年的春天，对于我国的政治界和知识界来说，是一段不平常的时间……三个多月的发展，比平常状态下的三年还快；三个多月给予人们的教训，比平常状态下的三年还丰富。
“如果群众有意见不能够畅所欲言，党和政府怎么能够这样迅速地发现和克服自己的缺点呢？同样，如果人们的错误的以至反动的思想得不到充分表露的机会，群众又怎么能够这样清醒地识别他们的面貌，怎么能够起来纠正他们，批驳他们呢？
“对于毛主席代表党中央所提出的方针，各种人的反映是不同的。广大群众热烈地拥护这个方针，因为它支持了群众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得党和群众的联系加强了。党的联系群众的有政治远见的骨干分子坚决地执行这个方针，他们懂得这个方针将大大地促进党的工作的改善，保证党取得真正的主动，保证党对于大多数群众的团结。但是，党内也有一部分人曾经怀疑甚至反对这个方针，他们害怕这将要引起天下大乱，或者因为他们沾染着比较浓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习气，害怕受到群众的攻击。这一部分人落到了客观事物运动的后面，只是依靠党的教育改正了自己的错误观点，才能跟上历史的脚步。
“……结果如何呢？同害怕者的预料相反，也同高兴者的预料相反，天下并没有大乱。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人们发现，被群众包围的并不是共产党，而是他们自己。在这里，事情本来是非常清楚、毫无奥妙的，因为在全中国，拥护社会主义本来是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运动本来是绝大多数人的运动，向绝大多数人挑战怎么能不身陷重围呢？资产阶级右派先生们，你们把中国人民几十年的革命史看作儿戏，把中国人民八年的建设史看作儿戏，把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和党在人民群众中的高度威信看作儿戏，而且在估计力量对比的时候，连人口中占百分之一的人和占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究竟哪一边人多力量大，都算不清。你们这样怎么能不犯错误呢？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犯了错误，是不是由于没有事前的警告？不是如此。难道有什么人说过，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可以推翻，错误的意见和反社会主义的意见可以不加批判吗？但是右派分子对于不合他们心意的话，竟一概充耳不闻。对于他们说来，‘大鸣大放’也好，‘帮助整风’也好，这原不过是一种触媒，一种由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右派‘鸣放’，意在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推翻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既然如此，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就不能不坚决地进行反攻。有人说，党不是在请别人帮助自己整风吗？怎么整到别人头上来了呢？不错，党还继续请广大群众帮助自己整风，这是毫无疑义，必须坚持到底，也必然会坚持到底的。但是难道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也可以受到保护、不受批判吗？如果各界革命领导人物对于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不管他们假借什么神圣的名义）不知道警惕和识别，不知道迎头痛击，这样的革命者对于人民的事业还有什么责任心？
“还有人说，本来讲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怎么现在又讲起阶级斗争来了？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这是事实，但是在政治战线上，在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还将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也是事实。大家看到，这一次斗争并不是工人阶级挑动起来的。古人有云：树欲静而风不止。风为什么不肯止呢？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和平进行的。为了准备社会主义革命，虽然经过思想改造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但是前者重在划分敌我，后者重在反对贪污、盗窃，对于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何去何从，孰吉孰凶，实际上还没有认真地彻底地展开过辩论。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右派的知识分子，虽然也混在群众中迎了新，送了旧，但是他们是并不同意的。他们既然不同意，他们的反社会主义的风就不能止。现在有了许多事实证明，某些人老早就是另有企图的，他们不但是不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也早就不赞成反帝反封建的彻底的民主革命。因此，无论如何，一场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本来有争论，而且是根本性质的、不容含混的争论，掩掩藏藏暗地进行好呢，摊开在桌面上好呢？显然，前者不好，后者好。表面上躲开这场争论，决不会帮助我们平稳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相反，经过这场争论，弄清了人们的真面目，就将教育广大群众。这样，就将使政治界、知识界及社会各界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大大得到提高，人民内部的团结将比以前更为加强，而社会主义制度也将比以前更为巩固……”
真是辛苦了胡乔木，他为1957年中国政治的足球场上叱咤风云、而且怎样踢怎样有理的毛泽东，设置了一道看上去固若金汤的球门，无论党内、党外，似乎没有任何人能够从这球门里得到一分。
毛泽东不会不看这篇社论的原稿，可他罕见地未作一字的修改，胡乔木大概一定从中欣喜地感到了自己此番作为守门员的坚定、泥水匠的稔熟……
十有八九，刘少奇不会这样看。
但作为一个务实的政治家，他不会去在乎这非用事实而用文字铺排成的修补工程，一个事后诸葛亮汗光津津地耸起的球门。他颇为大度地接受并且参与制造了这一官方正式、全方位的解释，不过从用下线标出的他所添加的话里，我们细加品味后便会察觉，与胡乔木或是毛泽东比起来，对于“资产阶级右派先生”们，出于先前的态度，他显得更为剑拔弩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