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分析，这个集团有这样一个纲领：一、集结一班自己和小集团的利益放在人民的利益以上的人，进行盟内抓地位、抓领导权的勾当，以与进步的、靠拢组织的同志对抗。二、因为是对抗党的领导的，因此必然也是公开和隐蔽的反苏的，反对好好学习苏联。在1953年总路线宣布以后，这个集团又加上一条纲领，仅仅在口头上拥护社会主义，而实际上站在剥削阶级立场，对新事物、对新制度、对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修正主义态度……”
于是，一家旧社会里被读者誉为大雾弥天中一座民主的灯塔，八年间两回遭封闭却从不忏悔的报纸，却成了早年浪荡不羁的聂赫留朵夫，面对法庭上出现的穿着囚衣的玛丝诺娃，心灵里涌起了一片深深的悔意……
在《人民日报》7月1日发表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次日，灯下熬了一夜的《文汇报》，在显要位置刊登了题为《向人民请罪》的社论。
里面有这样一段如泣如诉、多半令今日的鬼神看了也得动容的话：
昨天是党的生日。我们在党的生日受到党对我报所作的爱之以德的批评，既感到温暖，又感到惭愧。文汇报一错再错，不但在政治上对不住人民和党，而且在道义上，也对不住人民和党。文汇报是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的支持下长大的，如今我们对人民对党，却以怨报德。人而无良，何至于此？
所以，我们在这一期间，有的吃不下饭，有的睡不着觉，有的出外采访无脸见人，有的收到读者来信感到无地自容。痛定思痛，悲愤莫已。现在我们在感愧交并的心情激动之下，向全国人民请罪！
我们立誓，将文汇报从资产阶级的政治方向的危险道路，扭转到社会主义的人民新闻事业的光明大道上来……
运动对于更多的批判者来说，也是一座“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学校。
它可以使人世间最具良知的一双眼睛，为了自保而不得不抠去这份良知，以便面对眼下太多的苦难时眼睛里不再燃烧，只像灰蒙蒙的日子里一幅木然的风景。
1957年9月，巴金去北京出席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的最后一次大会。大会是在首都剧场举行的，内容是批判丁玲、冯雪峰、艾青等人，并正式宣布给他们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巴金看到了坐在前排边上、好似鸵鸟把头埋进沙里一样深深缩着个脑袋的冯雪峰。
对丁玲、艾青，巴金不是很了解；但对冯雪峰，自1936年底在鲁彦家里第一次见到刚从延安来到上海的他起，四十年里巴金就一直以为他是个耿直、真诚、善良并为此而值得尊敬的人。
一个多月前，巴金来京参加全国人代会时，还去他家里看了他，因为有了反右斗争，人代会开得惊心动魄而又气壮山河，吃起饭来，一个个代表胃口大开……巴金却觉得心里有些堵得慌。冯雪峰在听了巴金对反右运动的一些疑问后，即将沦为幕燕釜鱼的他，脸上依然是漏不下一滴水的党性原则，他有力地摘去了老朋友的疑问，又殷勤地邀巴金去附近的一家饭店吃饭。吃完饭，他依依不舍地拉着巴金和他们夫妇俩在附近走了一会。现在，当巴金在首都剧场里回想起来，才觉得这是冯雪峰在向自己作最后的告别。
一个在党所置予的大祸临头面前，仍在极力维护党的威望的人，怎么可能会是“右派分子”呢？
但巴金很快地挑落了这一思绪，走上台去，和靳以作了联合发言。
“我们也重复着别人的话，批判了丁玲的‘一本书主义’、雪峰的‘凌驾在党之上’、艾青的‘上下串联’等等、等等。我并不像某些人那样‘一贯正确’，我只是跟在别人后面丢石块。我相信别人，同时也想保全自己……”（巴金《随想录》第一集）
它可以使天底下人本来最应该像金子般袒露的品质--善良，顿然间必须用凶恶来掩盖，仿佛这是一件偷来的东西，你必须藏藏掖掖。
只要看看老舍先生在全国人代会上的发言，在反右斗争里他作为一名披坚执锐的斗士形象，比起吴晗来丝毫不会逊色。他批起吴祖光来，曾使吴祖光深感自己的“罪孽”，只要从中挤出一小瓶来，几乎便可以毒倒整个世界。
在吴祖光被发配去北大荒后，老舍特别关心起新凤霞来，只要见到她，必问：“祖光怎么样？多给他写点信吧，最好一天写一封信，你不是喜欢学文化吗？这样，你通过写信既学了文化，又对祖光是个鼓励……”
1961年，吴祖光从北大荒回到了北京。一天，在王府井大街上碰见了老舍。老舍的神情不见一点尴尬，仿佛也经自己的手打发出去的这位老友，并不是去炼狱里走了一回，而只是刚刚从北国的风光中旅游回来……
他满脸是真诚的、溢不住的亲热：
“祖光，我听说你回来了，你怎么不到我家来？”
“哎呀，我现在是什么人，您还不知道？我谁家都没去。”
老舍不为所动，俨然憨厚得似自己笔下的骆驼祥子，他坚持要拉吴祖光去他家。
到了他家，他去书房里一阵，拿出一幅画来，吴祖光接过来一看，好像是自己过去在画店里买的一幅名画。再看画轴，上面确有当时自己买下后用铅笔写下的年月日和签名。像这样的名画，吴祖光曾收藏有三、四十幅，落难后家境拮据，被一个过去熟知的画家，以比买一堆白纸高不了多少的价钱，从妻子手里“买”走。
原来是老舍日后去一家古玩店又买回了这幅画，到家后见了画轴上的签条，才知道这画是吴祖光的，他便决意保存好，日后要还给祖光……
“您花多少钱买的？我得给您钱。”
“祖光，我知道你丢了很多画，没给你全买回来，就算对不起你了，我怎会收你的钱？”
两个人都是聪明人。在这往事似乎未曾发生、其阴影却又始终挥之不去的氛围里，吴祖光遵命接过了画，同时也接受了老舍递过来的某种情谊……
运动这座学校，还能使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转眼间成为彪悍的职业“屠夫”，无须任何人的指引，便知道在已被圈起来的颤颤抖抖的性灵上，该从哪里下刀。一刀血肉横飞下去，往往直抵置对方以死地的政治命穴。
在上海作家协会对傅雷前一、二次的批判会上，许是傅雷那树叶般弱不禁风的模样，还有二个月前他才被从书斋里拖出来发出的几声也如树叶一样轻微的感喟，让人易生恻隐之心，或是令人难提上斗志，会议开得似不冷不热的温吞水一样。
此后，正在一代知识分子的血泪里快速完成原始积累的姚文元，踌躇满志地出场了，他一双暴突的金鱼眼，恍若燃烧正炽的煤核，加上他以不容置疑的口吻直截了当地称傅雷为“右派分子”的一顿批判，使得作协圆厅里的温度一下便高上去了！在这之前，傅雷尚可勉强支持的神经，顷刻间烛泪一样熔化了，脸上也蜡黄、蜡黄，浑身瑟瑟好如筛糠，令人想起市场上与小贩已达成交易、被买主倒拎在手里的鸡鸭……
王西彦也发言了。他对傅雷的历史情况知之甚少，但他读过傅雷翻译的一些法国文学作品，他挑中了傅雷所译的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里的附录《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一文里的一段话：
法兰西大革命，展示了人类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页：十九世纪！多悲壮，多灿烂！仿佛所有的天才都降生在这一时期……从拿破仑到俾斯麦，从康德到尼采，从歌德到左拉，从达维特当塞尚纳，从贝多芬到俄国五大家；北欧多了一个德意志，南欧多了一个意大利，民主和专制的搏斗方终，社会主义的殉难生活已经开始……
他认为，“傅雷在这里说了一句意义含糊的话，既然他说的民主是指资产阶级的社会势力，专制是指封建主义，可是为什么要说社会主义的生活是‘殉难’的呢？联系四十年代后期，傅雷曾经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里称呼苏联是‘红色帝国主义’，证明他那句意义含糊的话显然是对社会主义的诅咒。特别重要的还在于，写了《约翰·克利斯朵夫》和《贝多芬传》的罗曼·罗兰，后来于1931年发表了《和过去告别》一文，坚决地表示自己拥护苏联和社会主义的态度，从巴黎走向了莫斯科；而以翻译罗曼·罗兰的著作自炫的傅雷，却和罗曼·罗兰走了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
王西彦以一段醍醐灌顶、气冲霄汉的话，将自己的发言推向了高潮：
傅雷“分明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时候，利令智昏，以为资产阶级的‘民主’生活要在中国复辟了，于是，他就兴致勃勃地投入发扬资产阶级的‘民主’的斗争里。”而这种情况，“完全出于傅雷的阶级本能和阶级盲目性，是一次明目张胆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以上的引言，均引自王西彦先生于1992年完成的“文革”长篇回忆录《焚心煮骨的日子》。
在中国的墙头剥蚀掉三十五年的风云，作者本人亦经过了一段漫长的“焚心煮骨”的日子之后，他在回忆起以上的这件往事时，还在书里说了一段颇为“焚心煮骨”的话：
尽管和当时别一些人的漫骂相比较，我的言辞，还不算是最剑拔弩张的；但为了自保，为了表示自己和傅雷划清思想界限，不惜从文字语句中搜罗罪名，向他作出政治性的攻击这种行径，不能不说是一种有关道德和品质的问题，将在记忆中留下永恒的歉疚和悔恨。
运动这座学校，更能使知识分子原本看得与书本一样珍惜的脸皮，变得无足轻重起来。人们几近可以将脸皮当成塞满稻草的厚实的鞍马，在上面玩起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托马斯全旋”--
萧乾先生便被几个人在“鞍马”上的表演给弄得头晕目眩。
一位是康濯。
在萧乾调《文艺报》之前，作为中国作协的专业作家，行政管理一般由小组进行，他所在小组的组长就是康濯。反右斗争之前，章伯钧曾托人请他出山给民主党派编一本刊物，他当即谢绝了，而且又立马向康濯作了汇报。反右风云一来，就有人批他是“章罗联盟”在中国作协的代理人，他慌不迭地写了份小字报，将这件被视为主要证据的事情的来龙去脉，给写得一清二楚。他的这份小字报的浆糊还未干，康濯写的一份大字报就贴上了墙。康濯矢口否认他就此事向自己作过汇报……
一位是曹禺。他在《斥洋奴政客萧乾》一文中称：
“萧乾是文化界熟识的人，他很聪明，能写作，中、英文都好。但有一个毛病，就是圆滑、深沉，叫人摸不着他的底。过去，他曾在混水里钻来钻去，自以为是龙一样的人物；然而在今天的清水里，大家就看得清清楚楚，他原来是一条泥鳅……我们都知道他的过去，他在《大公报》和《新路》上所写的那些反共、反苏的文章，我们还没有忘记。”
再一位，当萧乾三、四十年代在伦敦做《大公报》驻外记者时，他也在英伦三岛的风涛里闯荡，多少可算是萧乾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了，因而他丢下去的这块石头，大抵在人们的怒潮里激起了更高的潮头，或许还会溅出几片粉红色的浪花：
在批判会上，他讲了一个几近《红与黑》的故事，萧乾处心积虑地想挤进英国的上流社会，结果领萧乾走入这个绅士如林、淑女如云的社会的人，是一位贵夫人。结识贵夫人的“钥匙”，则是一只与她种姓同样“高贵”的猫，一只萧乾不知从哪里弄来、再用能说得椅子跳舞的舌头给涂抹上“高贵”之色的猫……
读了韦君宜先生的《思痛录》，发现她当年也曾被这政治“托马斯全旋”给弄得瞠目结舌。
她提起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和他的《红玛瑙集》，曾使上世纪六十年代正上中学的我，无数次地感觉到白羽般纯洁与玛瑙似的鲜亮……刘白羽本人是作家，但是那一阵，他在作家协会表现真厉害。在作家协会的一次全体大会上，他作报告说：“中国作家协会藏污纳垢，等于一个国民党的省政府！”而这个人，又真奇怪，当散了会之后，你去单个拜访他，他会真的像一个作家一样，跟你谈什么作品，普希金呀。
我记得有一次他问过我：“你青年时代最喜欢哪个作家？”我说我喜欢屠格涅夫，他写的那两代矛盾，青年一代的苦闷，叫我联想起自己。这时他就谈起来，谈他自己从前最喜欢契诃夫，像那条狗木木，叫你永远忘不了，还有那篇《困》，哎呀怎么怎么困呀！困死人了……他这么说着，好像与作报告意欲将别人置之死地的人，不是一个人。
由此，我们的子孙大抵能明白什么叫做运动了--
运动，是一个将人的全部聪明才智由文明世界引向大森林里去的精神返祖现象；
运动，是一场将人性中最美好的品质给湖水般蒸腾掉、只在人们的脸上剩下无耻、虚伪、残忍、狡黠、苟且、自负、麻木、自卑等白花花盐碱地的酷烈的夏季季风；
运动，是一次自杀不叫自杀而叫“交代”、他杀也不叫他杀而叫“揭发”、而且没有任何一家法院会睁开眼睛加以理睬，多半要等到遥远的日后，历史的法庭、良心的法庭才有可能审理的空前规模的集体犯罪。
28党对自身动了真格
既然反右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场全面围剿知识分子、征伐现代文明的进军，党内的知识分子们，还有将农民的文化形态似一挂蛇蜕一样早抛去了身后的党员干部们，就很难隔岸观火。
1957年7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反右派斗争是对每个党员的重大考验》的社论。社论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内也有右派，这些人从来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早在过去的岁月里就与党外右派狼狈为奸，眼下又“利用党的生活和国家生活中个别的、局部的缺点、错误，同党外右派联成一气，在党的整风运动中向党实行了内外夹攻。”这一社论标志着社会上的反右斗争正方兴未艾之时，党内的反右斗争又揭开了帷幕。
七月流火，极少有资料注意到，这个月的上旬，毛泽东到了中国四大“火炉”之一的南京。倘若不是宽额下溢满了黑脸周仓般的严峻，他老人家是不会来到此时这座几近一条扔在热沙上的毒蛇的城市--毛主席问：“你们江苏省委书记，常委里头，有没有右派？为什么不反？”我回答说：“主席啊！哪个人没有几句错话呢？您老人家说的嘛，十句话有九句讲对，就打90分；八句话讲对，就打80分……”
毛主席大概没料到我会这样回答，顿时生气起来。他拍着沙发边的茶几，说：“你到底反不反右派？”
“要反右可以，请您老人家下令把我调开，另外派人来。因为是我‘右’嘛！你先撤了我，让别人来反。”听我这么表态，毛主席倒消了气，说：“那好嘛，你就不要反嘛！”
他还带着幽然的口吻说：“渭清啊，你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回答说：“主席啊，我是舍得一身剐，要为您老人家护驾。”
--(《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
上述的描述，维妙维肖地展露了两人的神态、心态。
毛泽东那连珠炮式的发问，毫无疑问地盯牢了党内的右派。他之所以不畏酷暑来到南京，是因为有江苏的干部打来了小报告，上面确凿的证据令他触目惊心，寝食不安；还是在华东地区，在由江华任第一书记的浙江省，由曾希圣任第一书记的安徽省，两个分别以省长沙文汉、以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副省长李世农为首的党内右派集团，如两条被割去鳃的大鱼，正在渐渐浮出水面，毛泽东决不相信，作为华东第一大省江苏的长江江面上，却裹在一片金属汁液似的日光中，木然，沉滞，令人昏昏欲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