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揭露说：他见钱如命，有一次他的母亲向他要些煤油，他竟说：“先交钱，后交货，否则不给。”复旦大学一位教授，某次向孙大雨借一元钱交民盟盟费，第二天，孙大雨就寄明信片给他，要他立刻把一元钱交邮局寄来……
陈仁炳成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西门庆。
报上如是说：“陈仁炳的私生活也是臭不可闻的。在他的寓所的密室里，经常放美国黄色音乐唱片，开家庭舞会，而且，带着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来到他家。有一次，他在一个香烟摊买烟，看上了女摊贩，于是买下她所有的香烟，把她诱骗到了他住的公寓里。在圣约翰大学教书时，在讲台上，他的一双鼠眼尽往台下瞄，看准那个女学生长得漂亮，下课后就请她跳舞去，如果拒绝，他就扣分……”
而林希翎，“在道德上的堕落，已经达到了很惊人的程度”，7月27日的《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人民大学两位作者写的题为《流氓和骗子手》的报道，其中“罗曼蒂克史”一节，以国家统计局的口吻，发布道：
“据不完全统计，在她过去短短的一段生命史上，就和十多个人谈过‘恋爱’。在南京时，她曾同时和好几个人发生暧昧关系，创造了‘多种恋爱方式’。她和别人‘恋爱’，只不过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或经济上的目的而已……”
犹如豺狼奔袭进毫无抵抗力的羊群，在撕咬对方的咽喉中不会有一丝的痛苦与歉疚，只会获得一种鲜血喷溅时性高潮来临般的颤抖着的强烈快意，这便是那些野心似金三角地区的罂粟花一样肥沃生长着的人们，在他们眼里，眼下正是收获野心的季节。
他们或是丢失过权力，期待借此机会夺回来，或是尚未真正享用过权力，但已充分注意到在自己翻腾起来的血腥气里，正飘过青睐者的目光……
因此，他们的批判文字，最为霸气，最为冷血，以致能使被批判者看见自己的血肉，在他们的门齿、犬齿、臼齿中被不断肢解，并清晰地听到自己的骨渣被嚼得咯吱咯吱作响--
1948年11月24日，储安平主办的《观察》杂志被国民党当局“予以永久停刊处分”，其理由是“查《观察》周刊，言论态度，一贯反对政府，同情共匪，曾经本部予以警告处分在案。乃查该刊近竟变本加厉，继续攻击政府，讥评国军，为匪宣传，扰乱人心，实已违反动员戡乱政策……”
九年后，《光明日报》的一位前总编辑，在该报上这样评价1957年奉旨接任他的储安平及其《观察》：
“《观察》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起过很大毒害的一个最反动的刊物，储安平--《观察》曾是一个人民革命的最狡猾、最毒辣、最凶恶的敌人。--这不是武断，这是一种科学的说明。”
现代中国政治、文化史上著名的“金棍子”姚文元，大概永远不会忘记他这样一个“渺小而又渺小的侏儒”，是怎样第一回在政治的魔术箱里变成了一位“顶天立地的巨人”。6月15日的《文汇报》，发表了他《右派野心分子往何处去》的长文，内称：当储安平、葛佩琦等等野心分子，以英雄的姿态站起来向社会主义开火的时候，他们自以为是顶天立地的巨人……然而，他们立刻就发现自己倒了大霉了，社会主义的铁墙坚不可动，他们却在工人阶级和全国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们愤怒反击下头破血流；他们原来不是巨人--甚至连纸糊的巨人也不是，只不过是一小撮在众目怒视众口怒叱下缩在墙角落里发抖挣扎的渺小而又渺小的侏儒，只不过是几只想阻挡历史车轮而已经被车轮轧断臂膀的奄奄一息的螳螂而已。
在这场中国知识分子大规模的相互攻讦、相互诬陷中，紧随着目的与手段的卑鄙，精致得能表现人心灵的每一丝战栗、天籁的每一痕流韵的汉语，优美得似龙飞凤舞、剑走鹤飞、乃至在世界的所有语种中唯一能成为一门书法艺术的汉语，也陡然间变得青面獠牙了。只要翻开反右运动期间中国所有的大小报纸，这类触目惊心的语言垃圾比比皆是：
“蠢驴”、“野猪”、“国家放火犯”、“狼扮外婆”、“三窟的狡兔”；
“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皆中山狼也。是狼，是吃人的狼。我们应该打死它们”；
“费孝通这一条毒蛇曾经是怀着吞象的野心，想改写人类的历史”……
文革落幕后，申诉知识分子在历次运动中惨遭迫害的文章可谓满坑满谷，个人写的大多缺失反省与忏悔；亲友追忆的，或是经作家、记者“纪实”的，几乎有一共同特征，那就是文章主人公常常被塑造成思想受难者的形象。这些文章曾让后人唏嘘不已，乃至潸然泪下，但如果你能够再接触更多的一些资料，比如“思想受难者”至今不但在空间上也在心理上回避着的某些人们的回忆，他们那悲天悯世的形象便会一下大打了折扣……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就是如此了，据李辉《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所记，当时胡风在全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召开的批评《文艺报》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会上的状态是：“慷慨陈词，没有迟疑，没有含蓄。胡风坐在扩音器前，发言稿都没有，就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讲下去。”他指称朱光潜是“一成不变地为蒋介石法西斯思想服务”……
还有沈从文、叶君健批肖乾，郭沫若指斥沈从文为“反动文人”，逼得他想割腕自尽，从此折笔改行，脱离尘世，躲进故宫，以研究古代服饰躲避风雨。又有巴金批路翎，巴人批聂绀弩，邵荃麟、张光年、刘白羽批丁玲、陈企霞、艾青，冯雪峰批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作者肖也牧，夏衍批冯雪峰，田汉批老舍，老舍批吴祖光……后来胡风被钦定为“反革命集团”的头目时，作家、艺术家、学者们闻风而动，万炮齐轰，郭沫若尤其切齿咬牙道：对于胡风这类“反革命分子”，“必须加以镇压，而且镇压得必须比解放初期更加严厉……”衮衮诸公中只有一个小小的吕荧不识时务，敢于唱反调，终被关入大牢。有人称若把这些资料收集起来，可编一本《二世世纪名人混战大全》。
在新中国，唯一没有被批过的文学家只有鲁迅了，许多人曾设想：鲁迅如果还活着，他会怎么样呢？他大抵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走郭沫若彻底革命的路，一条是走老舍紧跟新时代前进的路。后来读到周海婴著《我与鲁迅七十年》，人们才发现鲁迅还有一条路--那就是胡风的路。
据《我与鲁迅七十年》中载：1957年，翻译家罗稷南在一次座谈会上向毛泽东提出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四十年后，人们大概只记得“黑七类、“狗崽子”、“火烧”、“油炸”、“砸烂狗头”等一类红卫兵的语言，而早遗忘了这一类语言。在写于1989年春天的一本书里，我引用过智者的这样一段话--早在红卫兵学会糊大字报以前，大字报的语言，不就已由他们的前辈准备好了吗？区别在于红卫兵使用这类语言，是由他们的教育决定的，而前一代人开创这类语言，则是由更为可悲的劣根性决定的。红卫兵从学会读报那天起，接受的就是这种语言教育。他们只有这一种语言，没有人教他们第二种语言。灾难过后，他们当然要低头忏悔，但他们至少还可以说一句：“我们的罪过是无知，而不是虚伪！”一代文化巨擘，还有这个“家”、那个“权威”却不一样了，他们是说着另一种语言长大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曾经亲履西土，受过系统的民主教育，起码是文明教育。他们应该知道使用这种语言，远远超出了他们所接受的教育规范，这不是文明人的语言。谁使用这种语言，谁首先就剥夺了他自己的内在尊严……”（朱学勤《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
正是在维持人的内在尊严上，1957年，无须一兵一卒，却将中国的知识分子打败了！
晨星寥落，只有极少数的例外--
在毛泽东亲自钦定“章罗联盟”的两个多月之后，罗隆基仍秉笔直书，致函给民盟中央主席沈钧儒先生，内称：
“在9月11日发表的《中国民主同盟当前的严重的政治任务》一文中，我公以民盟主席身分，正式采用‘章罗联盟’这个名称，并且说章罗联盟事实上成为全国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最高司令部，这对我来说，是十分严重的指控。‘章罗联盟’这个名词的来源和事实根据是什么，我直到今天还不知道。经过三个月的反省后，我的良心告诉我，‘章罗联盟’这个罪案对我来说，绝对没有事实根据，是极大的冤枉。这个冤案的真相，今天不能明白，将来总会明白；我生前不能明白，死后总会明白……”
1958年4月，彭文应被撤销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市人民代表、市政协常委等一切职务。作为专职的政协常委，每月的180元工资津贴，是他唯一的经济收入，片刻间，他便成了全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右派里罕见的没有任何生活着落的人！高额租金的花园洋房住不起了，全家仓皇搬去了重庆南路太仓坊一间只有15平米的房子。即便如此，妻子撒手西去，子女均未成年，上面还有老人得赡养，原来有限的一点积蓄很快就光了，家里真到了穷得揭不开锅的境地……
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统战部门，不是不想给以一点帮助，一位领导干部亲眼目睹昔日经济上一向优裕的他，眼下如此穷途潦倒，不禁感叹道：“老彭啊，你们家的门槛都快给我踏烂了！你怎么这样顽固不化呢？只要你承认下来，写上几十个字的检讨，你的生活问题就解决了……”
他年幼的女儿饥肠辘辘，在原本不应该知道何谓“承认”、何谓“交代”的年龄，也跪倒在他的面前，如鸟之将死，其鸣可哀：
“爸爸，为了儿女，你就承认下来吧……”
无论是彭文应刀枪不入地出现在大大小小的批判会上，还是此刻他泪眼花花地面对女儿揪心的呼唤，他所有的话，其实只是一个字，那便是在纳粹法西斯占领时期，渴望自由的人们在希腊伯罗本尼撒半岛上的一棵树上刻下的一个字，一个被当局多次用石灰涂抹可又总涂抹不去的一个字--“不”！
当孙大雨在复旦大学已成墙倒众人推之势，他承认了自己的“反党罪行”，其中，包括他和自己“亲密战友”的联系。而他的“亲密战友”之一、复旦中文系教授陈子展，依然在批判会上脖梗挺直，气冲牛斗：
“让我承认错误除非砍下我的头。我要把右派分子的帽子带到棺材里去！”
“你们要砍下孙大雨的头，那我陈子展的头先伸出来！”
几十年间，丛维熙的脑海里，总如刻如镂地浮现一个人盘旋着爬上窗台，而后纵身跳向漠漠的大气……
“1957年的初夏来得特别早，天进6月，礼堂已闷热如蒸锅。斗争刘宾雁那天，正是炎炎夏日，我坐在后排靠窗户的地方，已热汗淋淋。高高个儿大鼻子的刘宾雁，站在被斗席上不断地抹汗。粗粗的男低音和尖厉的女高音组成的讨伐声，正在大礼堂里回荡之际，突然，坐在我前几排座位上的一个男人，离位站起。当我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时，他突然登上四楼窗台，像高台的跳水运动员那样，鱼跃而下。麻线胡同一个挎着篮子买菜的老太太，被突然凌空而坠的庞然大物吓得坐倒在路旁。”
“会场乱了。楼下乱了。街上乱了。”
“血--我探头往下看时，看见了鲜红的血。”
“我垂下头。我捂上脸。”
“我希望他还活着。我希望他仅仅跌断了双腿。”
“但是，我听到有人在楼下呼喊：‘这个家伙为右派分子殉葬了！’”（《走向混沌》）
此人是刘宾雁的好友戚学义。他的死也许还有其他因素，但这无疑有着以生命和鲜血在北京的长空与大地上写下强烈抗议的寓意……
然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没有维持自己尊严的勇气。
仅仅八年以前，他们敢于和一个庞然大物、武装到牙齿的旧制度对垒的勇气锋芒，在建国后无穷尽的以消磨理性与情感为代价的思想改造中日渐锈蚀了，那种对于生存恐惧的战栗，几乎时时传递到神经的每一根末梢，剩下的只有几近动物本能地如何保全自己。
为了保全并非灵魂的而是肉身的自己，在紫电狂舞、黑风恶浪、险相环生的政治运动大海上，在一条千疮百孔的航船上，只有千方百计将别人一脚踢下海去，才能在昏暗、浑浊的船舱里塞进自己的一个位子；
或是自己掉进了怒涛之后，仍作极度忏悔之声，企图以冬夜旷野上那负伤老狼嗥叫之哀鸣，换来船上抛下来一条救生艇，或是一个救生圈--“我的罪行已达到了最高峰。我已站在章罗联盟向党进攻的最前线。我犯了弥天大罪，叛国大罪。
“我痛恨自己的过去，我必须转变自己的立场；我痛恨章罗联盟，我一定要和他们划清界限，一刀两断。
“我清醒还不久，认识还不深，对于我的罪行和我的思想还要详细交代，深入检讨……”（费孝通）
“我检查这次我犯的反党罪行，检查我几十年一贯的反动历史，看到我的满身疮疤，看到我灵魂的丑恶。
“党一再挽救我，但我始终抗拒改造。党对我这样一个怙恶不悛、这次又犯了这样严重罪行的人，还耐心地帮助我，鼓励我彻底交代检查，把我从泥坑里救出来。党这样仁至义尽，我不是木石，不能不感激涕零。”（徐铸成）
“……这就是我们这个丑恶集团的见不得人的目标。我现在痛恨这个罪恶集团，我也痛恨我自己，我深深辜负党和人民的大恩大德，请求党给我最严厉的处分。我请求党给我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我要争取彻底改变立场，走上社会主义的路上来，今后老老实实接受党的领导和教诲，不再三心二意。”（陈仁炳）
残阳如血，海面如血。
宛如巨鲸之间有过惊天动地的搏杀，好似精疲力竭的海鸟炸弹般掷落于海滩自杀……
这是一片相残与自虐、惨不忍睹的海面。
这是一片沉没无数的冤魂而不堪回首的海面。
这是一片中国的文化人麻木而又耻辱地埋葬自己的尊严和人格的海面。
如果说，上一代知识分子给了红卫兵一代什么精神遗产的话，那就是这样一片尊严和人格如黑黢黢的礁岩一样沉没于海底的海面。
在这片饱经忧患的土地上，“文化大革命”式的大劫数，便几乎是命定的了。
有了五十年代这惨不忍睹的一幕之后，除了日坠月落、更骤更狂的黑风恶浪之外，难道你还能指望在六十年代这片海面上会出现天水一碧、波光潋艳、悠扬的渔歌、美丽的珊瑚岛，以及各种各样嬉戏自由的海洋生物？
不是窃贼，不是妓女，不是贩毒者，却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被1957年永远记录了中国知识分子整体的堕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