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骂道：“放老实点！我干这一行是多年了，什么大反革命、大特务我都审判过，到我这个地方的，没有一个敢不低头的，你林希翎的反动气焰胆敢如此嚣张，这对你是没有好处的……”
我抬头望着堂上挂着的那幅毛主席像，自言自语地说：“共产党是我的母亲，我是党和人民的女儿，是共产党把我从小解放和培养大的，我虽然还未曾在组织上入党，但是在我心目中的共产党员，就是像刘胡兰、赵一曼、邱少云、董存瑞、黄继光、方志敏、卓娅、白求恩等等这样一些人，我永远敬爱这些真正的共产党员，并决心向他们学习……”
我忽然低头怒目，望着坐在台上的那位警察头子，不解地问他们：“什么，你们也是‘共产党’？呸！你们是混进共产党里的国民党！”林希翎的话，把这位“老克格勃头子”气得暴跳如雷，他站起来对她拍桌子瞪眼睛地咒骂道：“你！你！你看着吧，共产党还对付不了你这个黄毛丫头！我要让你年轻轻地进我这监狱，关到白发苍苍，我要关你一辈子，我要让你断子绝孙！来人，带走！”
“我要让你断子绝孙”这几个字，如同火印一样，永远烙在了林希翎的心底。
41右派也染上了“幼稚病”
倘若谁以为林希翎重刑在身，仍正气凛然，颇有几分表演艺术家的癖好；或是她年轻，而年轻必然要牵出自己的孪生兄弟--幼稚，那他就大错特错了。
我们将会看到，除去少数洞若观火者外，大多数的右派，无论在大墙之内，还是在大墙之外，他们深感多大的冤屈，他们对这个党、对这个国家、乃至对被强加于身的“改造”，他们便心怀多大的虔诚。
或许，正因为他们什么都被剥夺了，几乎只剩下心目中血缘般不可更改的虔诚，他们才更需要以虔诚去铠甲般地包裹躯体，以抵挡烈日雨淋、虫扑蚊咬，还有冬瓜收获时节一般横陈的浮肿，掏空全身、最后只剩下一个纸袋子感觉的饥饿；
他们同样需要以虔诚去铠甲般地包裹灵魂，以抵挡小偷、流氓都可以堂而皇之施加的压迫，妓女、老鸨都能洋洋洒洒抛来的冷眼。在社会的垃圾箱和排水沟里，他们极力用虔诚证明自己不是坏人（哪怕这常常是在向自己证明），从而似圣徒翘盼上帝一样，翘盼社会为他们洗去身上的污物和浊水，最终为他们作出“好人”的正名--
李国文坚信自己不是右派，可另一方面，他也坚信：由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毛主席领导的、由那些可亲可敬的人们参加的一个政党，决不会无凭无据地视他作阶级敌人。他这样解释这一矛盾：一定是因为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自己才偶然地被打了右派，就像自己偶然地误入文坛。可为什么别人没有被偶然地误打，独独你就被偶然地误打了呢？
他想，放着我们社会上那么多完美无缺的东西不写，而去写那些有缺陷的东西，尽管动机是好的，但毛主席早就说过，动机和效果得一致呀。在右派分子向党和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时候，这样做，客观上不等于向敌人提供了炮弹吗？
再善良的商人，视线也绕不过金钱，再高尚的政治家，心舟也绕不过权力，李国文绕来绕去，还是搁浅在自己的世界观上。
于是，他比日后去“广阔天地”里炼红心的知识青年，更像是个知识青年。
当他所在的施工队伍转来湖北修京广线的复线，在江南那被阴霾与淫雨挤压得难找一点干处的春季，他没有一天不一身滚落成一个泥猴，趔趔趄趄地回到工棚。收了工，他也不得清闲，一是为没有文化的工人写家信；二是来自农村的民工们每个月结起账来，总算不清楚，而工地上的有关干部也总不想爽爽快快地付给他们应得的工钱，他就为民工们一个人、一个人给算得不容置疑；三是教小青年学文化，有时给大家讲几段小说里的故事，在那除了打扑克便无事可干的漫长的工棚夜晚，他的周围常常坐满了工人……
他还重新拿起了笔，他寻思自己是因为这支笔被打成右派的，他决意再以这支笔写出好作品来，以证明他比谁都热爱这个党和这个国家。
在工人们的帮助下，大伙儿的箱子都垒起来，堆成个城堡似的一角，这里便成了他写作的天地。他找来个瓶子，弄上点棉花搓成芯子，再灌上煤油，当工人们的呼噜打得山响时，他便点着这盏自制的灯，在用工地上记录生产进度的表格纸装订的本子上，动起笔来。
只有在这时，李国文才完全忘却了痛苦，忘却了压抑，也不曾察觉那朵橙色的火苗所飘散出来的轻烟，熏黑了鼻孔，吐出来的痰也成了黑色，他只觉得和脑海里正自由驶骋的思绪一样，他也成了个自由的人……
二十三年之后，他发表的第一个短篇《月食》，荣获了当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又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有人觉得奇怪，经过如此漫长、不幸的岁月，他的笔力怎么不见艰涩、生疏呢？
在去世前一个多月接受我的那次采访中，葛佩琦十分郑重地对我说了以下一段话：建国前我坐过两次国民党的监狱，建国后坐的是共产党的监狱。我是否应该用对待国民党监狱的态度来对待共产党的监狱，这是我被判刑坐牢后首先考虑的问题。
坐国民党的监狱是敌人的监狱，破坏敌人的监狱，是革命者的任务之一；但破坏共产党监狱的秩序，也就破坏了社会主义的秩序。所以，一个共产党员即使因冤案关进监狱，对监狱秩序也必须采取维护的态度。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坐敌人的监狱要经得住考验，坐共产党的监狱也要经得住考验。
对监规纪律我带头维护，每月超额完成生产任务，我主动帮助被关押的人学习毛泽东选集，学习文化，帮助他们写学习心得和家信。我也坚持每天学习革命文献，精读了毛泽东选集四卷，能一字不拉地背诵《矛盾论》、《实践论》、《论人民民主专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几十篇毛主席著作及他的语录和诗词，此外，我还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
在山西劳改期间，有一段，我因右眼的白内障发展到看不清对面的人了，左眼也患了青光眼，被送往山西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动手术，即使如此，在病榻上我也坚持每月写一篇学习心得，寄给山西第一监狱我所在的中队的指导员……
我想，以上这些就是我由无期徒刑被减为15年徒刑的原因。在举国被大跃进的热潮搅得异常亢奋之时，丛维熙正随北京市一些文化单位的右派，在远郊一个名叫“一担石沟”的山洼里，建造一座市委疗养院。为了让这里风景如梦如诗，以便日后来此疗养的官员们赏心悦目，他们还担负着将周遭的山上都种上果树的任务。
三九隆冬，除去下放干部和女右派，全都住在打着地铺的棉帐篷里，外面冰凌垂挂，里面冷得似个冰窟，睡觉时也得全副披挂，戴上帽子，裹上围巾，有的脸上还蒙个口罩。早上起来，一夜呼出的气息，在帐篷顶上凝成了一层薄薄的白霜……
在劳动上，不是抬几百斤一筐的卵石去山腰填充房屋的沟槽，就是挑水去山上浇灌果树。即便徒手走在斗折蛇行的山路上，这帮文化人也气喘吁吁，这一趟活干下来，他们更是像打断了脊梁抽去了筋，一个个晃晃瘫瘫，踉踉跄跄，浑身汗透。而夜里，还只能带这身臭汗钻进冰冷的被窝，再没有气力去换衣洗身，也没有时间去换衣洗身，挑灯夜战，午夜收工，已成了家常便饭……
在这大概让愚公也得叹为观止的环境里，尚没见到花果飘香的右派们，心头却绽开了一嘟噜、一嘟噜的诗果。一个名叫张永经的右派，创作了一首题为《一担石沟之歌》的歌词，它的第一段是这样写的--一担石沟石头多
石头满沟满山坡
激流担石泉水好
石径入云飞战歌
三十年后，此人当上了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局长，监制出了让许多中国人哭湿了一打打手帕的《渴望》和又让许多中国人笑得前仰后合的《编辑部的故事》，也许，他正是在这大山洼里开启了自己的文艺天才。很快，又有人将这歌词谱上曲子，它成了右派们学习、劳动时一曲摇撼群山的战歌。
丛维熙也不逊色，在一次包括王蒙在内的右派们自发组织的上山挑水竞赛中，迎着五、六级的凛冽西北风，身上脱得只剩下背心和短裤的他，居然也发现一片浓郁的诗意，随滚烫的热汗，从自己身上磅礴而出，他也写下了一首诗--狂风似虎啸。
落叶满山飘
巨石冻裂咀
老树吹弯腰
三九隆冬恨天热
赤臂裸胸把水挑
汗泉浇开冰霜道
一路歌声一路笑这首诗被穿插在一个诗歌联唱的节目中，在一次晚会上进行了表演。表演者是他本人和漫画家李滨声，两人刻意模仿了小生名旦叶盛兰的激越唱腔，以突出右派们战天斗地的豪迈情怀……
1962年暮秋，清河农场的右派分子再度被集中起来，遣送去另一个农场继续改造。
灰蒙蒙的天际，低沉的云块，恍若一床床摊开的巨被。
瑟瑟的风声滚过原野，带着一种诡秘而又痛苦的哀怨。
这是一支戴罪之身已经四、五年的队伍，这是一支满脸菜色、衣衫褴褛、半人半鬼的队伍。每一张面孔，都像是一个劫后的战场，疲惫、凄婉，还有面对不可测前程的无比惶惑，唯有目光里溅射出几丝火苗般不死的希望……颇有几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俄国十二月党人被流徙去西伯利亚时的悲怆。
但很快，这份悲怆被抹去了，在去火车站的途中，有人在卡车上唱起了《歌唱祖国》，旋即众人跟着唱起来--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胜利歌声多么嘹亮
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
从此走向繁荣、富强……
仿佛不是凝重如铅，由苦难走向苦难，而是身轻似燕，从胜利奔向胜利，可歌声却跌宕在一片荒芜而又饥饿的土地上；
仿佛卡车上装的不是“垃圾”和“污水”，而是五彩的气球、带露的鲜花，和鲜花一样盛开笑靥的孩子，可并未飞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歌声却扑满了滚滚黄尘……
左派会染上列宁所批判过的幼稚病，“右派”居然也染上了“幼稚病”。
努力沉溺在某一幻相中的生者染上了“幼稚病”，我实在不忍心指出，就是一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死者，决意离去时也未脱某一层面的“幼稚”，这大抵都是发生在日后更剧烈的一场运动中的事了--
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夫妇服毒自杀。在翦的中山装的两个下衣袋里，各搜出一张二指宽的纸条，展开一看，只见一张上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出什么问题，所以走了这条绝路”，另一张上写着“毛主席万岁”；
著名翻译家傅雷夫妇服毒自杀。傅的遗书是：“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邓拓的遗书是“许多工农兵作者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
对他妻儿的遗书写道：“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想想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我们就会感慨，虽然早就割去了阿Q的长辫子，可中国众多的知识分子依然未走出小小的未庄；
读读十二月党人那些洋溢理性光芒与自由激情、鞭鞑专制黑暗、呼唤人道与人权的诗歌，诸如雷列耶夫的《致宠臣》、《公民》、《沉思》，奥陀耶夫斯基的《当听到波兰革命消息的时候》、《摇篮曲》，我们就会发现在中国，即使被打进了炼狱里的知识分子，其最后的一缕思绪也极具中国的特色……
42“大跃进”之风景线
1958年8月4日，一个雨过天晴的日子。
毛泽东的专列，由北京站徐徐驶出，此行的第一站是河北省徐水县。为了迎接毛泽东的到来，徐水县委作了一个星期的精心准备：
大部分劳力和车辆，集中在铁路两旁和计划让他老人家视察的地方，并按军事建制组织起来，团、营、连、排、班，哪一级出了问题，找哪一级的头头示问。道路两边的庄稼不得有一点杂草，地里有人干活，就得有红旗飘扬。县委内部的“持不同政见者”，均被打发去偏远的地方下乡……
对伟大领袖的敬爱是真实的，对伟大领袖的蒙蔽也是真实的，一切细节的安排都好似出自于果戈里的《钦差大臣》。
在看了路边长势喜人的庄稼和一块庄稼地里两座正呼呼腾焰的土高炉后，毛泽东走进了一座颇大的干净院落，正房是农业社的会议室，它几乎被各种锦旗、奖状、生产计划图表和上级发的大跃进宣传画所淹没。在这里，毛泽东问该社社长：
“你们农业社叫个什么名字呀？”
“叫第八瀑河农庄。”
望着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的四面墙，尤其是宣传画上那攀着玉米秸子上天的小伙子，以花生壳作舟飘洋过海周游世界的老汉，还有农业社的地里采摘棉花的嫦娥姑娘……
毛泽东一定呼吸到了在北京城里很难呼吸到的、来自广袤土地和庄稼的灼烫热风，而对于一位农民的儿子并终生关注着农民命运的他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更能像这一股股热风，升腾起他胸中的激情，他想起了87年前在法兰西的土地上诞生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公社--巴黎公社；犹如他已经打定主意决不跟着赫鲁晓夫后面亦步亦趋，他也不想让中国的农村再重复苏联集体农庄的名称。
他说道：“还是叫人民公社好！”
当社长告诉毛泽东今年麦收亩产达到754公斤，县委书记又汇报到今年全县亩产计划达到2000斤、总产要达到12亿斤时，瞪大了眼睛的毛泽东，和县社干部们便有了这样的对话--
“要收那么多粮食呀！你们全县31万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呢？你们的粮食多了怎么办呢？”
“粮食多了换机器。”
“换机器也用不完，又不是光你们粮食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怎么办？”
“那我们用山药造酒精……”
“那就得每一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的酒精啊！”
“我们只是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
“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呢，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饭也行！”
在人们众星拱月般地簇拥下，毛泽东又去看了社里的幼儿园、幸福院、公共食堂，和一些将土堆积成小山状、据说亩产可达120万斤的“山药山”。
33岁的县委书记一路滔滔不绝，向伟大领袖介绍这些新事物、新创造，水浪一样波动的舌头不打一点颤，既然《人民日报》连日来发表社论，批判“有条件论”，号召“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他的舌头怎会去打颤呢？
毛泽东的思绪也滔滔不绝，真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中国何曾有过为了粮食太多而发愁的日子？面对一张张激动而又拘谨的庄户人的脸，他高屋建瓴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你们这么多粮食吃不完怎么办？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地，一天干半天活，另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吧？”
接下来，毛泽东去了安国县，途中他还想着徐水的事情：全县11万多劳力，既要务农活，又要修水利、炼钢铁，显得十分紧张，这一逼，却逼出了个军事化来，全县成立了90多个团，200多个营，据说大大地提高了生产率。
他问同车的保定地委第一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