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县委书记对她的情况略有所知。起初，她的历史得到了保密，政治上的某种神秘感，使得这种好奇、猜测充满了勃勃兴致。因为未婚，她住的是厂集体宿舍，老有人进来看她，也老有人来给她介绍对象，几乎除了孩子，谁都觉得自己有权利将脑袋伸进她私生活的阳台……
可这些，比起15年来的铁窗生涯，不过是小菜一碟。
促使她结束自己单身生活的，其实，是一句如同火印一样烙在她心底的话，这话是1958年秋，在一次审讯中审讯者扔给她的：
“我要让你年纪轻轻地进我这监狱，一直关到白发苍苍，我要关你一辈子，让你断子绝孙！”
进厂半年之后，她接受了一个比她小10岁、毕业于浙江大学的技术员的爱意，与她的经历比起来，他的思想几近一张白纸。
他远没能发现她在这场婚姻里卸下的并不是情感，而是一个久远的报复，一番痛苦地赌气；他极短促地考虑了她要他再三考虑的问题，他说：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既然是毛主席亲自过问你的问题，下令释放你的，这就表明毛主席现在是信任你的，既然连他老人家都信任你，我有什么理由不信任你呢？
他拉起她的手，紧紧地握着：让我们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共同创造新的生活！
没有不透风的墙，技术员很快为自己的天真付出了代价。和他同时分到厂里来的大学生，入党的入党，升官的升官，或是被调去搞新产品的开发，惟独他还在车间跟班劳动。
厂里的一个头头，直言不讳地告诉他：“我们都知道你是一个没问题的老实人，可讨了这么一个大右派当老婆，你就活该倒一辈子霉！”
似乎天遂人愿，两个儿子很快相继呱呱坠地。
一进厂幼儿园，阿姨便主动地给他们“启蒙”“你的妈妈是大右派，是坏人……”
而后，又麻木地看着他们遭受其他孩子的欺负，好几次，他们鼻青脸肿、泪流满面回到家里，问道：“妈妈，为什么人家叫你‘大右派’、‘坏人’，又叫我‘小右派’？‘右派’是个什么东西？”
心如刀铰，肠肝寸断，她不知如何回答孩子的问题。在不堪回首的岁月里从未滴过眼泪的她，眼下，被一种巨大的深及骨髓的悲恸所淹没，她搂起两个儿子放声痛哭！
刹那间，她真觉得自己罪孽深重。因为自己，老母失去了工作，在农村里由光荣的烈属（林希翎的舅舅是烈士）和军属，陡转为耻辱的“右派”、“反革命”家属。全家被迫迁往宁夏农场，在那场席卷全国的大饥馑里险些饿死，至今还有一个妹妹在宁夏安家落户。弟弟失业，在农村做木工，也受尽打击；另两个妹妹，因为小时读不起书，都早早地嫁给了当地农民，生活极为艰窘。出狱后，自己奢望成家立业的资格，贤妻良母的权利，再次招致牵连无辜的丈夫和两个儿子。在政治上从不吃后悔药的她，此时，却感到了这一生里一件万分悔恨的憾事，一桩不可饶恕的过错，这便是自己不该结婚和生育！
飞扬的泪水，好似一场滂沱大雨，洗刷着压满了心窗的悲怆和郁结，不一会儿，在清晰起来的心窗上，她看见不是别的，正是魔鬼般的1957年，如同尘网包裹了蜘蛛，将自己严实地给包裹在这罪孽之中，倘若不能从自己的档案里赶走这个魔鬼，自己将永远进退不得，生死不能，而且，活着就意味亲人们政治上的一个个毁灭……
1975年10月，复出后的邓小平在中央和国务院主持日常工作，林希翎抱着病痛，也抱几线希望，来到北京上访。
前者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如同她要将自己的案翻过来一样急迫。当时，中国的一张政治时刻表，仿佛就是专为他们两人设计的--一场骤然而起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让邓小平立马处于瓜田李下，首都大街小巷里刷着的“翻案不得人心！”的标语，也让她一下噤若寒蝉。
76年1月，周恩来逝世的第二天夜里，从她借住的丈夫的堂兄家，她被抓进了海淀区公安分局看守所，拘留两天后，又被押回浙江武义。农机厂的运动，顿然有了一块从天而降的活靶子，县委工作组狠抓了这一“阶级斗争新动向”，组织全厂职工狠斗了她这个搞“右倾翻案”的典型。
当此事沸沸扬扬地传到她丈夫的老家武义下绍公社时，世代务农、拙朴勤劳的婆家，在村民们诡异、亢奋的目光里，仿佛多年来一直窝藏着一个外国特务。婆婆气得大病一场，公公则为此辞去了当了多年的生产队长……
与林希翎不同，戴煌是组织来找他翻案。
1962年，他回新华社不久，正在那个相对短暂、平稳的“蓝色时期”里，他也有过一段蓝色的梦境。大约，是因为在反右倾运动中被批判的大多数人得到了甄别、平反，而他红小鬼出身，同是党员干部，比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来更需勇气地早说了两年，他眼下的处境，似乎让头头们的良心感到了不安，他们想在新华社系统里第一个为他进行“右派”的甄别。
从党小组、支部，到总支、机关党委，各级都动员他写申辩材料，他考虑再三，迄今为止他的所有不幸，皆因口蜜腹剑的“动员”而来，可他是一条铁骨铮铮的汉子，即便在北大荒那样严酷的环境里，在劳动上可以为牛为马，形遁骨立，可在思想上，他公开申言自己是块永不低头的花岗岩。
赤裸真理如同发现真理，快感是那般强烈，他提笔写了，洋洋十万言，从1957年里自己一番以“神化与特权”为核心的言论的形成，到这几年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彭德怀”等重大问题的不同意见，是花岗岩与剑的较量，每一个问题都硬碰硬，每一页文字里都溅跳着火星……
写好后交上去，从党小组、支部，到总支、机关党委，层层传阅，耗时几个月，最后，由社党委委员兼国内部总支书记，代表党委和他谈话：你经过了这么大的打击和磨难，党籍开除了，工作失去了，老婆离了婚，连刚生下来不满十个月的孩子也改名换姓送了人，可还是能讲真话，敢讲其他同志想讲而不敢讲的真话。你的这份材料，我们要打印送去中央，让中央领导看看，戴煌不是敌人，而是革命队伍中不可多得的好同志……
接下来是国庆节，57年前的国庆节，他多次和各界优秀代表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上。眼下未正名之身，上观礼台是不可能了，但安排他扛大旗，走在新华社游行队伍的最前面。
通过广场时，毛泽东不会在百万革命群众中注意到他，他却看到了城楼上的伟大领袖，他手中的旗帜举得更高了，仿佛他高擎的不是旗帜，而是在权力显赫的金字塔前，自己的信念与勇气高高飘扬的人格！
如同林希翎1975年撞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枪口上，没过几个月，戴煌的“蓝色梦境”也挂穿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上，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特别提出，要打退单干风，要打退翻案风！
经过了半年多的沉默，1963年5月，新华社开始了对他的批判。这次批判的特点，一是准备的时间长，二是不开全社性的大会，多开十几个人的小会。同是走南闯北的记者，又是中国方方面面信息的总汇，一年前对戴煌所持的观点表示了相当肯定的人们，现在却要对戴煌表现得不共戴天。
他们需要勇气，与被批判者的勇气来自良心的执著相反，他们的勇气，则来自良心的溃烂。
在清醒的状态下，要目睹自己良心的一点点溃烂，便如同病患者在被告之得了癌症之后，得习惯死亡冰凉的阴影在周身一天天地蔓延开来，无疑这需要足够的时间去进行心理震荡。
在清醒的状态下，要展示自己良心的一点点溃烂，还如同为生计所迫的女人去卖淫，即便是在政治上卖淫，谁也不愿意在光天化日下进行，如果实在得有人在场，自然，也是人越少越好……
每开完一次会，都印上一份戴煌的材料送上去，是径直送到天上的菩萨手里，还是给灶王爷像送上一把糖果一样糊住他的嘴，以便让他上天后报告新华社院内一片众志成城，戴煌不得而知。
1964年4月，他第二次结婚不久，因“坚持反党立场”，被送去劳教二年，而其实，这与妻子一别，他在监狱里呆了14年半！
妻子的精神为之分裂，他的神经，却如一片生命力极强的古藤，与这漫长的时间的长城，契合成了一种稳定得谁也无法消解对方的状态。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排队如厕，点号集合。修路，盖房，烧砖，种庄稼，他心静如水。一页页地翻阅马恩全集，再比照现实，他恍若隔世……
“文革”初期，一批批长着胡子的“红卫兵”，扑向他所在的劳改农场，要将本单位的“牛鬼蛇神”揪回去批斗。农场也拉扯起一支长了胡子的“红卫兵”你们有火眼金睛，我们的眼睛也不是泥巴球，他们有什么问题，我们在农场一样批斗！
当戴煌事后风闻了一系列发生在新华社大院里的武斗事件后，他便有了萧乾先生对待1957年的那番塞翁失马的心境：倘若1962年他真翻过案来，倘若他没有如同一个什么物件，被免费寄存在监狱这口硕大的保险箱，依自己的秉性，在“文革”里不给斗得一命呜呼，也会斗成肢缺身残……
在监狱里整整呆了18年之后，1975年12月1日，葛佩琦被山西省第一监狱送到太原的一个劳改工厂。
数日之内，这里集中了来自全省各监狱和劳改单位的几百名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在分组学习了一段有关文件以深刻领会当前的大好形势之后，12月15日上午，召开了全体人员大会，山西有关方面的领导首先宣布：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全部予以宽大释放。
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比掌声更汹涌的是，人们胸中的五味瓶顿时哗哗坠落，在历史与现实的峡谷间，汇成了一条跌荡不息的河流……
随后，又宣布了几条政策：
除北京、天津、上海三大城市外，被宽大释放的人员凡有家可归的，都可以回原籍。无家可归者，由政府分配到劳改就业单位就业，享受国家职工待遇，三个月以后定级。愿去台湾的，政府提供方便。
要求回北京、天津、上海三大城市者，必须符合下列三个条件，一、原职务级别，属于国民党少将以上，省政府、省党部委员以上；二、要去的大城市里，必须要有常住户口的直系亲属予以接受；三、必须得到要去城市的公安机关的同意。
在会后酒菜丰盛、气氛融融、每桌还有一个政府干部作陪的大聚餐中，一头青丝已转为一袭银发的葛佩琦，宛如马路上走来的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因为最有可能回到北京，而受到众人的仰慕。微醺的酒意，却遮掩不住他满脸的怆然，犹如沙滩上刨出的一具鲨鱼尸首，在这个他曾经为之付出了巨大勇气与忠诚的国家，他还剩下什么呢？
只剩下了一个“国民党少将”。
倘若不是那座孤悬于南中国海的岛屿的存在，展览这具“鲨鱼尸首”还有些统战意义的话，自己大概仍走不出拉满电网的高墙。唯一使他些许激动的是，由此，他可以回到北京，能见到18年来朝思暮想、魂牵魄挂的五个儿女……
出乎众人也出乎他的意料的是，在回北京的被宽大释放人员走了几个月之后，却没有任何人找他谈回北京的事。他耐不住了，自己跑去劳改局询问原因，一位科长告诉他，早把他的材料寄给了北京市公安局，可至今未有回音。他自己又给北京去电话，打听到原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在“文革”中被撤销，因没有接受单位，难于解决住房和工作问题，北京市公安局不同意他回来。几经交涉，最后，他正面临分娩、且小家庭住房只有10平方米的大女儿，给北京市公安局写了份保证书，保证父亲回家之后不会向政府要求住房和工作，他才于1976年3月26日被送回北京。
多年来摊上这么一个“臭名昭著”的父亲，山野里苦菜花般长大的儿女们，生命的每一道年轮里，都刻满了苦难和深深的创痛，眼下也都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不是实在无力，就是自己作不了主。也许怀着怜悯之心，也许怀着愧疚之意，儿女们多方奔走，在北郊清河镇借了一间8平方米的房子，这间房在一个挤满了16户人家的大杂院里，由此葛佩琦开始了自己的独居生活……谢蔚明虽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结果却过了21年囚徒生涯。
十年刑期结束时，他本想离开北大荒，农场却留他就业。和犯人稍有不同的是，多一点活动的空间，每月发上32.5元，但吃饭、穿衣得自己掏钱。
和葛佩琦的命运一样荒唐，他也是因为特赦“历史反革命”，才得以离开那片冰天雪地的土地；他又比葛佩琦多一层曲折，他的“反动资历”里没能混上个少将，回原籍又无家可归，童年时父母双亡，发配北大荒前妻子离异，一个人赤膊条条，他回北京、上海不成，想回家乡安徽桐城也难。
1976年特赦时，他就提出退场，农场表示：要不你先回桐城，办个地方同意接受你的证明，我们才能让你退场。
回去时正好碰上了“四五运动”，各地如惊弓之鸟，熬红了眼睛地追查“政治谣言”和“小平头”一类的“反革命”，山清水秀的家乡却是世外桃源，许是祖上“桐城派”的遗风，公社还在挖空心思地想办一所高中。
在乡亲们为他接风的酒桌上，公社书记在和他碰了一杯酒后说：我们欢迎你回来，回来后，不会要你干别的什么，你就在这高中里教文史。
他兴冲冲地揣着公社开的证明，回到了农场。
原以为很快就会批准，可一拖再拖，过了一年多，在整整咀嚼了他19年人生最宝贵的时光之后，两鬓苍然、形影清癯的他，才得以像塞在牙缝里的最后一点肉丝，给北大荒吐上了南下的列车……
49剪不断，理还乱
即便是大墙里关着的右派，也能感觉“文化大革命”--一个血光冲天的神话，正在支离破碎，那条原本意气高扬、屡屡在巍巍紫禁城上一舒云水襟怀的飞龙，日益有了疲惫之态。
无疑，它最大的病灶来自于1971年震惊于世界的“九·一三事件”
很大程度上，正是林彪构筑了毛泽东这尊“人间神”；又是林彪仓皇而去，以来不及化为灰烬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以及外蒙古荒野上的几柱烈焰黑烟，表示了对这尊“人间神”的背叛和某种深刻的怀疑……
在全世界的眼皮底下，一场被称之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试验的实践与理论，陡然撕裂开了巨大的窟窿。大约，在这莫可言状的精神痛楚里，毛泽东第一次鲜明地感觉到自己的生命跌入苍茫暮色里的一震！
他很快中风了，在他的病榻边，常常站着两行人，一行人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需要他们去填补理论上的窟窿。精美的瓷器破了就是破了，补得再好也有裂纹。大抵，他也明白这番填补只能是技术上的操作--勉强将林彪的覆灭与林彪当初的蹿红，同视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