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期，黄河下游河道大致与隋唐五代相同，经由孟州、怀州、郑州一路滚滚而下，仍从渤海湾南部入海。细察河患之发生，河道的不稳定是患中之患，忽左忽右忽东忽北，于是便决溢水漫千里。由于从渤海湾入海的河道行水时间已经很长，河床老化，泥砂堆积，实在不堪重负，而滔滔黄水又是按捺不住的，于是便夺路而去，老的河道走不通了，自己走出一条新的河道来。堵而决，决而堵，从建隆元年即公元960年起，到公元984年的25年中，发了16次大水，只有9年史书上没有明确的决溢记载。
宋王朝是被黄河咬定了。一次次决溢，一次次堵塞缺口，宋朝的君臣子民们真的没有松懈过。仅天圣五年即公元1027年7月，皇帝下令“发广7、二.丁夫三万八千，卒二万一千，钱五十万”于当年十月在滑州今河南滑县天台山抢险堵塞成功，使黄河归了原来的河道。
哪知道人恋故土，水厌故道，黄河还是不断地决溢，从故道中冲将出来，漫漫洪水汹涌奔突，知道它在寻找什么呢？
于是回复故道让黄河东流入海，还是维持决溢后的北流之途索性因势利导，便成了北宋王朝廷上廷下争论不休的一件大事，史称“回河与北流之争”。
公元1005年即至和二年，欧阳修两次上疏反对回河，理由是为了回归旧河道必得先开凿1000里河渠引流，百姓负担太重，连年徭役，种种捐税之下，再无余力了。况且黄河决溢而北流是水势之常宜顺之常而引其流。欧阳修分析了“天下苦旱，京东尤甚，河北次之”，而河北虽然旱情较轻，但“自恩州用兵，继以凶年，人户流亡，十失八九”，当此“国用方乏，民用方疲”之际，再以“三十万之众，开一千余里之长河”弄不好就是民不聊生、国无宁日。在第二疏中，欧阳修以黄河决溢规律为切入，认为主张回河的京东、横陇两故道“屡复屡决，理不可复”，即便再堵，也是“于大河有减水之名，而无减患之实”。
宋仁宗还在犹豫之际，宰相富弼、文彦博等却都站到了回河派一边，公元1005年赵祯皇帝下令集天下之人力、物力，“同修河决”，次年四月，黄河泛滥之水被引入故道，回河好像是成功了，哪知道不顺乎天理的事物崩溃得如此迅速，“是夕复决”，淹没的兵夫、财物、田地不计其数。
于是再争论、再回河，结果仍然是重新决口。第三次回河之争再起，时为元佑元年即公元1086年，颇有点治河上百家争鸣的味道了。一应重臣几乎悉数卷入，朝堂之上各抒己见。争论的意见中除了河患本身又增添了防止契丹南侵一项。回流派认为“溏泊之设，以限南北，浊水所经，即为平陆”，写到这里，笔者岔开几句，原来在北宋时亦即900多年前，西起保定东至天津附近的海口，有一连串的明珠似的湖泊，时称“连绵七州军，屈曲八百里”，“深不可以行舟，浅不可以徒涉”。北宋据此作为天然防线，以阻遏契丹。
北流派则坚持“东流高仰，北流顺下”，至于湖泊，“有限辽之名，无限辽之实”。吏部侍郎范百禄为了伸张北流之议，实地考察了从独流口经界河东到海口的黄河北流河段，翔实地指出：“界河未经黄河行流之前，阔一百五十步，下至五十步，深一丈五尺，下至一丈；自黄河行流之后，今阔至五百四十步，次亦三、二百步，深者三丈五尺，次亦二丈……趋海之势实迅。”这里说的是北流河道已具规模，强行堵塞使之回河实为力不能逮而且必定劳民伤财。而屈曲八百里的塘泊，因为黄河泛滥之水的冲击与往昔大不一样了，浅可以涉水，深可以行船，到了冬天更是坚冰坦途，谁也防不住了。苏辙也是主张北流反对回河的，更多的官员从国力民生计历数民间疾苦，认为大举兴工回河实非上策。那时候为治河计北宋的官员们很是做了一番调查研究，这也是没法子，水在屁股0面追，皇帝又沉着脸问：“计将安出？”吃喝玩乐的“应酬”大约也只能收敛了。倘若水淹开封，谁也跑不了的。
由黄河的频年泛滥到治黄的频年纷争，皇帝再一次错误决策，“尽闭北流，全河之水，东还故道”。不到5年，黄河再决，东流断绝又向北流，重新冲出一条河道，仍至乾宁军入海。
北宋三次回河都以复归北流而告终，可谓壮烈，也可以说人对自己及自然的认识为近1000年前的时世所限，奈何！左正言任伯雨在公元1101年论及黄河时有过很好的概括：“河为中国患，二千岁矣。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河者，莫如本朝。而徇众人偏见，欲屈大河之势以从人者，莫甚于近世。”任伯雨这番话有极精妙之处，一是众人也有偏见，或者说偏见之众，决策者便因为众而徇之忽略了少数；二是要合乎天理、顺其自然，万不可屈大河之势以从人。用今天的眼光看，任伯雨实在是个有远见卓识的生态环境学家。
7年前，为写《江河并非万古流》我去济南寻访过黄河故道，落日荒沙，裂缝爬行。
扑面而来的是废墟感觉。
不远处，黄河还在流，水，又滋养了我们1000年，又困扰了我们1000年。
故道安在哉？可望而不可回矣！
1994年8月于北京一苇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