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了大半天，问得口干舌燥，竟找不到一处安歇的地方。看看已近日落西山，肚子也饿得咕咕叫，胡然便找了一家破旧而少人光顾的饭馆，一屁股坐在肮脏的凳子上，要了几盘凉菜，一瓶啤酒，闷闷地啜饮起来。
饭馆老板是当地的农民。看到胡然满脸的倦容和郁闷的神情，便主动搭讪：
“师傅，找到住处了吗？”
“没有，”胡然挤出一丝苦笑，“全都住满了。”
“你来的不是时候，”饭馆主人说，“古城人全都到双林沟了，一个月以内你别想找到旅馆。”
“那就只好搭夜班车回去了。”胡然皱着眉头说。
“你到林场去过了吗？”饭馆主人问。
林场？林场在哪里？
不远，十里路。在山背后。
那里有住处吗？
可能有。那地方今年才开张，知道的人还不多。你去看看，说不定还能找到一张两张床哩。
谢谢。我去试试。既来之，则安之。就这么打道回府也太熊包了。再说，已经请了半个月的创作假，无论如何得写出一个中篇来。再不写，今年的创作计划就泡汤了。可是，我要两张床干什么？
“三张！”林场招待所的女经理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必须三张床一起要。”
可是，可是……
“可是什么？”胖老婆子愠怒了，“不想住是不是？”
想住，想住。已经月黑风高，路断人绝了，我敢不住吗？不住又到哪儿去呢？
“交押金－－一千元！”
“一千元？”
一张床每天一百元，三张三百元。三天的押金九百元。另交一百元的钥匙费。明白了吧？
明白了，明白了。乖乖地掏出钱来，递到女经理的胖手里。等女经理走后，胡然这才仔细地观察起房间来。这个所谓招待所，看样子原来是林场办公室，为了赚取老人头和大团结，略加收拾后对外开放。
“这可能是全国最革命化的宾馆了，”胡然躺在床上，望着屋顶灰黄的灯泡和四处脱落的墙皮，自嘲地想道，“我这是花钱忆苦思甜来了。”
脏兮兮的床单，被子里有一股霉味。拉开抽屉，盛满了空酒瓶、罐头盒和瓜子皮之类的东西，甚至还混杂着几只避孕套，多半是游客们玩乐后留下的纪念。地上到处是烟头，看样子好多天没有打扫过了。就是这样一间“客房”，却让他包了下来，真是坑家店啊！他想泡点茶喝，暖壶是空的。走出门去高喊：
“服务员！服务员！”
无人应声。
又喊：“小姐！小姐！”
还是无人应声。
于是自己提了暖壶，去找开水房。院子里一片漆黑，碰头磕脸地找了好久，摸到了开水房。打了一壶开水，回到房间，从提包里取出一只套着塑料网套的罐头瓶子－－作家先生专用的茶杯，放进一大把春尖，浓浓地泡了一杯茶，又点了一支烟，然后将稿纸铺到桌上，准备开始夜战了。他是有名的夜猫子，晚上睡得很迟。这已经是多年的习惯了：晚饭之后，先将白天初选的稿件拿出来，再细细地过滤一遍，挑出几篇可以发表的作品，然后开始加工。西部的“作家”大多是农村青年，或是县城的工人和干部，文学水平一般都不高。他们的作品，不经过编辑的精心斧凿，是很难变成铅字的。而作为《文艺春秋》的小说编辑，胡然的劳神费力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他却乐此不疲。他和业余作者似乎有着一种前世的缘分。发现写得漂亮甚至显露才华的小说，便会立即产生一种想见见此人的冲动，并且写信约请作者前来“叙谈”。来了之后总要请人家撮一顿花钱不多却很解馋的如葫芦头、肥肠面之类的“便饭”。编辑和作者一起端着大海碗，蹲在街边的台阶上，边吃边聊，敞开胸怀，满头大汗，说不尽的知心话儿。作品发表后，还要写信向《小说选刊》和《小说月报》推荐，让本地的青年作家时不时地在这些大刊上露一下脸。碰到什么评奖的机会，更是为这些小土冒儿争得脸红脖子粗，不惜得罪古城文坛的大老们。茅永亮认为这是他的“毛病”－－如果放在三十年前，说不定会搞出一个什么“集团”来。徐晨老儿对此却颇为赞赏，有一次竟拍着胡然的肩膀说：“行！你小子走到哪里都有饭吃。”野风接上说：“这狗日就是不带一分钱，在咱这西部高原转一圈，保证到处有人接待。”又补了一句：“你可不能住在女作者家里噢！”
处理稿件到了十点左右，周围楼房的灯大都熄灭了，他这才开始干自己的活儿：写小说。一般情况下总要写到一点两点，全城的灯火都熄灭了以后，才拉灯休息。如果遇到题材特棒，特能激起情绪的作品，那就一直熬到三四点钟。一般来说，胡然先生的夜生活都是这样度过的。尽管在栽培女作家和女演员上面碰到了“牙齿打落咽在肚子里”这样的窝心事，但他似乎并不准备改变自己的习性，该咋着还得咋着。于是到双林沟避暑的第“天夜里，作家先生就展纸挥毫，准备大干一场了。
小说的题目已经想好了：戈壁夜行人。写的就是他的母亲：一个“右派”的妻子。做过基层文化干部的他的父亲，在鸣放会上被再三动员，憋出了“红花还要绿叶扶”－－意即共产党是红花，知识分子是绿叶，叶子茂盛了，花儿才更鲜艳－－这样一条“意见”，即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公职，发送到夹边沟劳动教养。那正是“暂时困难”的年代。消息不断传来：夹边沟的右派们已经大批地“自绝于党和人民”了。聪明的妻子们纷纷和丈夫离婚，改换门庭，各奔前程。而他的母亲，那个一字不识的乡村女人，却背负了沉重的食物－－那是从她和孩子们的嘴里一口一口抠下来的－－千里迢迢地到沙漠深处的劳改农场去看望正在挨饿的丈夫。下了火车正是深夜，前面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没有行人，没有车辆，空寂的荒滩上刮着刀子般的寒风，寒风中夹着几粒雪花。几簇干枯的笈笈草和骆驼刺在夜风中瑟瑟抖动。母亲是半大脚（民国初年裹了一半即停止了的既非三寸金莲又不是正常女人的脚），走起路来十分吃力。但她硬是背着几十斤重的干粮和炒面，顺着一条人畜踩出的模糊不清的小路，在茫茫风雪之夜，望着北方隐约闪烁的荧火－－那是饿死的右派们裸露的尸体发出的微光，听着远处尖厉的狼嚎，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走去。她在火车上已经饿了一天一夜了，此时她已饥肠辘辘。她完全可以从背包里取出一块干粮充饥。但是她没有。她眼前闪现的是亲人浮肿的面容，干枯的躯体。她口干舌燥，她浑身乏力，但那脚步却不停止，一步又一步，向着沙漠深处的地窝子走去。目光是那样执着。朦胧的夜空中，母亲的面容不断地变幻着：忧郁的，凄苦的，从容的，坚毅的……电影镜头一般，最后竟变成了田珍的面容！啊，怎么是田珍？好像是母亲绊倒了，永远地倒在了亘古荒原上。田珍接过了母亲的干粮，继续向着那遥远的荧光走去。她似乎听到了冤魂的呻吟－－一些人尚未真正死去，就被同伴们拉到沙漠里埋掉了，仅仅是因为埋一个人回去可以领一个馒头。这些冤魂四处游荡着，发出悠长的呻吟，深夜的旷野里听起来是那样凄厉。女人毫无畏惧，向着零乱的坟头走去，向着蜷伏在地窝子里奄奄一息的幸存者走去。她这肩上沉甸甸的食物，活着的要让他们吃上些，死了的要祭献在他们的坟前。沉沉夜色之中，一双女人纤弱的小脚，磕磕碰碰，跌跌撞撞，摔倒了又爬起，爬起了又摔倒，一步接着一步，向着苦难的人群迈动。风雪茫茫，风雪茫茫……
胡然的眼眶潮湿了。他打开了窗户，看看表，已是深夜三点了。外面黑森森的一片。山林在夜风中轻轻地摆动着，一浪推着一浪，此起彼伏地向前延展，并且发出阵阵沉闷的涛声。除此之外，一切声响都没有了。此时此刻，胡然想道，在这双林沟大大小小的宾馆招待所里，有多少阔男艳妇酒足饭饱之后正在温柔乡里做着美梦，而我却青灯黄卷，涂写着如此扫人兴头的文字，真正是背时倒运了。
“也许，咱老胡竟是本地最后一个文学的守望者了。”他想。苦笑着摇了摇头，关上了窗户。一股霉味又扑进鼻子里。看着肮脏的房间，忽然想起了那个久别的农家小院。宽敞净洁的院落，高高的白杨和桑榆，缀满了果实的葡萄架，台阶前紫色的大丽花，特别是年轻寡妇那溢满笑意的眸子，一丝深深的内疚涌上了心头。他开始后悔自己疏远了田珍，和年轻的寡妇断绝了来往。如果关系尚在，他又何苦跑这么远来看胖经理的白眼，住在这臭烘烘的房间里自寻烦恼呢？他完全可以在那贴着窗花的明亮的房间，坐在温馨的土炕上，就着小饭桌儿，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呀！然而……他们已经这样长的时间没有互通信息了。他不知田珍是否还在那个院子里，说不定人家已经改嫁了。唉！断了的弦不好再接了。人就是这样，一旦失了联系，也就不想再联系了。提不起这个线儿了。他甚至觉着果然见了田珍，还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他只能默默地向她祝愿，祝她寻一个好婆家，嫁一个好男人，和和美美地过日子。
“唉，田珍呀，田珍！你就好好儿的生活吧。”他自言自语地念叨着。
作家先生心里乱糟糟的，收拾了桌上的纸笔，快快地拉了灯，和衣躺在床上，一会儿便迷糊过去了。
第二天早上，胡然用昨晚喝剩的水漱了漱口，擦了一把脸，就出门去了。到附近林子里转了转，又把几处景点看了，顺便吃了点东西。晌午回来，暖壶依然是空的，屋子还是没有打扫。一股无名火涌上胡然的心头。他去找女经理。
“什么？”女经理听着作家先生的“意见”，三角眼里充满了鄙夷和不解的光，“到了这地方，你还想让人伺候？”
“起码的服务总该有吧？”
“你要啥服务？”
“比如打水，扫地……”
“哈哈哈哈，”胖婆娘尖锐地笑了起来，“打水，扫地，你自己不可以干吗？你没有长手吗？”
“那要服务员是干啥的？”
“我们就没有服务员！招待所是我家承包的，我一家三口人能顾得过来吗？”
“为什么不雇人？”
“雇人？雇人钱谁掏？你掏吗？”
“胡搅蛮缠！”
“谁胡搅蛮缠？你才胡搅蛮缠哩。告诉你，小伙子，我让你住进来就是天大的恩惠了。你去打听打听，如今双林沟谁还能找到一张床？我一下子就给了你三张！”说完扭过头去，不理胡然了。
“哼哼，”胡然冷笑起来，“我活了几十岁，还没有见过这样的招待所。好得很，我回去就给报社写稿，让你们曝曝光。”
“你谝了个啥？”女经理猛地转过头来，一张胖脸几乎扭曲了。
“我要在报上表扬你们！”
“滚－－”女经理怒吼一声，“马上离开招待所－－真不知好歹！”
“把押金退给我。”
“不退！黑女子－－”她对拿着钥匙登记房间的一个姑娘说，“把他的房子登给别人。”
作家先生只觉得浑身发抖，血往上冲，牙齿也哆哆嗦嗦地打起颤来：
“我要去告你！我要去告你！”
“好得很，”女经理用手指了指林场办公楼，“场长在三楼，你去告吧！”
胡然三步并作两步，登上办公楼，找到场长室，“嘭嘭嘭”一阵猛敲。
厚重的木门轧开了一条缝儿，挤出一张恼怒的脸来：“敲什么！敲什么！”
“我要找场长。”作家先生挤了进去。
那人没好气地盯着胡然：“什么事？”
作家先生开始大声地申诉起他在招待所受到的种种冷遇。“啪！”场长的一只手重、重地拍在桌子上，“你喊这么响干什么？首长正在休息呢！”
首长？哪个首长？
肖副市长正在里屋休息。你说完了吗？说完了就出去！
肖副市长？哪个肖副市长？
肖副市长就是肖副市长，你说是哪个肖副市长？你这人神经有毛病。出去！出去！
哈哈，还要让我出去？待会儿你恐怕给我赔情道歉都来不及哩。好，我这就去向肖副市长反映。
他要找肖副市长评理！他向里屋冲去。
“哎，哎，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场长急了。
作家先生堂而皇之地大步向里屋走去，而不理睬已经吓得变了脸色的林场场长。
他跨到了门边，场长一个箭步冲了上来，死死地拽住了他，口气变得缓和了：
“你是不是喝醉了？你是不是喝醉了？”
作家先生不知哪里来的力气，竟一下子挣脱了场长，猛地撞开了里屋的门。但他马上便后悔得一佛出世，二佛涅。一个“肖”字尚未出口，便突然噤声了。他的声带哑了。他像被人施了魔法似的，凝固在哪儿了。此时作家先生的心情，只能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让他把自己的眼睛剜了，他也心甘情愿！
这总不是幻觉吧？只见肖副市长－－那个经常在主席台上给全市文艺界讲理想讲信念讲纪律讲作风讲道德讲修养集中华美德于一身的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此刻正赤身裸体躺在宽大舒适的鸳鸯床上，似睡非睡，微微打鼾哩。而他的旁边，则是一位十分年轻娇艳的女郎，好像也睡着了，白嫩的胳膊搭在肖副市长的胸脯上，红唇贴在肖副市长的右臂上。肖副市长的老伴儿他见过，足可以当她的母亲。看样子二位刚刚干完了好事，累了。
更让作家先生吃惊的是，肖副市长摘了金丝边眼镜，卸去全部的行头之后，竟显得如此苍老和丑陋。青黄二色的脸上嵌着一对深陷下去的死鱼眼睛，眉毛稀疏得几乎可以称无，额上的皱纹又深又密，一双薄薄的嘴唇（从这里面发出了多少指示和讲话！）了无血色，长满了杂毛的鼻孔正在极不通畅地出气和入气。俗不可耐！而那身几乎僵硬的骨架，说句不好听的话，称其为马王堆五号，似乎也并不过分。老天爷！他平日的威严和风采到哪里去了？如此说来，完全是高贵的权位和漂亮的外衣在支撑着这具干瘦丑陋的躯体了。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就在这样短短的几秒钟里，我们的作家先生居然还有心情扫了一眼里屋的豪华气派。他没有见过更高级的房间，更不知道总统套间是什么样。只觉得这屋里时髦得让他晕眩。心里竟掠过了一个不敬的念头：日他妈！难怪人们要当官哩！
愣怔间，只觉得他的两只胳膊已经被人牢牢地捉定。两条大汉似乎从天而降，像鹰抓小鸡似的将作家先生悬空提出鸳鸯室。刚一出门，“咔嚓”一声，一副冰凉的手铐已经反铐在他的手腕上。而此刻，肖副市长还在搂着小蜜做梦哩。
踉踉跄跄被推下楼去，又推出院子。一路走着，他的背上也就领受到了拳头的滋味，而腿子则被踢得一跳一跳地向前窜。终于被推进了一间挂着“治安室”牌子的大屋，一个趔趄倒在水泥地上。他开始抗议，雨点般的拳头落在了头上。他于是呼喊，更重的击打落了下来。在暴风雨般的拳头和皮带之下，作家先生的声音越来越小，并且终于安静了下来。
攀高枝才女上北京肖市长慧眼识风流
“说！你看到了什么？”
沉默。用沉默来抗议。
“说不说？”
沉默，无边的沉默。
“不说？好，让他去晒晒太阳，清醒清醒。”
于是又被架了出去，拉到屋子后面的园子里，用铐子反铐在一棵树干上。
暴晒！烈日下的暴晒！从晌午晒到了傍晚，整整的四个小时。脸上流下来的已经不是汗，而是油。嘴上起了一层厚厚的痴，眼睛被蜇得睁不开了，耳朵也嗡嗡地响，阵阵晕眩袭击着他。一股酸涩的泪水流到肚子里，昏沉中不由想起：难怪许多无辜的人最后都招认了，原来这“专政”端的了得。
天黑后又被架到了治安室。
“怎么样，味道好受吗？”
胡然惨然一笑。
一碗水递了过来，胡然接到手里，咕咚咕咚喝光了。
“说说看，你都看见了什么？”
胡然摇摇头：“什么也没有看见。”
“真的没有看见？”
“真的没有看见。”
突然一声喝令：“抬起头来！”
胡然一惊，抬起了头。
“看我的眼睛！”
胡然看到了一双狼眼。他下意识地躲闪了一下。
“不老实！还是不老实！”
“我说的是实话……”
“你没有说实话。这样吧，晚上好好想一想，明天再说。”
